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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去世后，我想起2014年在云南昆明与Z先生的一次聊天。Z先生身份特殊，曾是查办褚时健等大案的专案组核心成员。
“在我这里，褚时健把他的那些事儿全交待了。”Z先生告诉我。
但是，那场专案与牢狱已是前尘往事。
那次聊天中，Z先生这样评价褚时健：
对云南经济发展有大功，但贪污也是铁的事实。晚年褚时健种植“褚橙”的成功，也让Z先生很佩服。
那一次我们聊及的几个点饶有意味，比如当年中纪委与云南省委对褚案态度的微妙差异。
当然，关于那段往事的个别情节，在这里仍不便于公开。
“对当年的褚时健案，聊几个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吧。”尽管多年过去，但Z先生对当时情况仍记忆犹新，谈起来也是绘声绘色：“褚时健的案子审判是在1997年6月份。从头至尾侦查过程我都参加了。我印象太深了，当时为了办下老褚的案子开会，中纪委副书记，就坐在大沙发的正中间，张牙舞爪的，也不给当时云南的省委书记令狐安让个地方。开一上午的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呢？云南公安厅长、最高检主管反贪局的副检察长、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省纪委书记是云南省这个“大烟案”领导小组的组长，另外，还有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政法委书记参加。参加这个会最小的官有两个，是云南省检察院起诉处处长、侦查处处长。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当年很多年都没有局长，有什么事，都是侦查处长出面。这两个算是干活的人。另外那些，都是领导。当年，我进入专案后，褚时健第一次交待，就是在我面前交待的。审讯老褚，都拿不下，我来审，他就全招了。中纪委副书记让他交待，搞他10年他也不会交待，因为他们结下仇了。我退休之前，每年给云南反贪局讲课，他们就是要听我审讯老褚的艺术。是我把老褚审下来的，所以当年我是那个副书记办老褚案子的功臣，我的大照片当时都贴在中纪委走廊里。我印象特别深刻，整个侦查阶段，每一次开会，省委书记令狐安都在。中纪委那位副书记在那里比比划划的，催着他把这个案子破了。等好不容易一天的会开完了，轮到令狐安讲几句话了，令狐安就说了这样几句话：哎呀，我说抓经济吧，老百姓就说是腐败，我也不知道抓什么好；到底说是两个问题呢，还是一个问题呢。令狐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云南的经济不行，他认为经济是主要问题，而且按照他的调子，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以上，都认为社会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老百姓就说是腐败问题。但是，中纪委副书记在那里比比划划的，令狐安也不敢说话，令狐安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兄弟似的。令狐安发言，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说不能自毁长城，红塔山不能搞倒。令狐安讲完这个之后，中纪委副书记看上去还有点不高兴。查老褚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生过老褚想到越南去的一件事。当时，老褚要去越南这个事，是要从越南河口过去，他究竟是不是要过去咱不知道，是不是要偷跑咱也不清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老褚连丝毫逃跑的迹象都没有。那时候，因为老褚的小舅子马建华、小姨妹马静芳，还有他的女儿，都抓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去了，亲属都被抓了，只剩下他自己，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审查出来。抓的他的那些亲属，都是有人要烟，给他们送了钱。因为这些人被抓掉了，那年春节，应该是1995年的春节，老褚就闷闷不乐，就想着出去逛一逛。当时有一个跟老褚关系处得不错的女记者，之前很多宣传老禇的文章都是她写出来的，她就提出来到越南河口去看看。他们就到了河口，既然到了，就想着过去看看。你知道河口那边，出去很简单，只有一条河，一道桥。他们在办手续的时候，因为所有要控制的人，武警都是要用脑袋记住的，有一个武警，一看照片，就发觉不对，这个人像是褚时健！然后就一级一级地把电话打过来了。云南省委这边，接到电话的是刚刚上任的政法委书记，他就慌了，他认为老褚是重点审查人员，如果跑丢了就麻烦了。他就急忙给省委书记报告。高严有个特点，当时还没有星期六休假一说，只有在星期天休息，在星期天，任何人都找不着高严的，因为他关机，这是他的习惯，到星期天你甭想找着高严在哪。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是刚刚提拔上来的，没有省委书记、省长表态，他不敢处理这个事情，他如履薄冰。他找不到高严，他甚至找到了已经退休了的普朝柱、和志强，但是这两个人都不置可否。最后他还是找到了高严，好像是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早晨才找到的。找到高严之前，他先给边防武警下令，不能控制起来啊，因为褚时健还有人身自由，姜就给边防武警说：那几天里，我去给省检察长汇报事情，我看到他在打电话，他说没有办法，就先监视居住吧。当年，反正我参加褚时健的专案以后，开始审讯老褚以后，都是令狐安参加的相关会议。那时的省委书记已经不是高严了，他调走了，令狐安是接的高严的班。褚时健的案子，应该是高严拍板采取的强制措施，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省检察长肯定是要请示省委书记。老褚没能过去河口，回来之后，就不敢放了，因为这里有一个内部监控的问题。有一次我去云南省高级法院，省高院院长告诉我一件事，他说那些年省高院没钱，他们要做一些装修，是要改造一下法庭什么的，说好了的，要问老褚要80万，老褚早就答应了。等见了老褚的时候，那时老褚已经被审查了，老褚就掉眼泪了。为什么掉眼泪？就是高院院长的一句话，勾起了老褚的伤心事。当时，高院院长对老褚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你没事，但是，你要遵守纪律。老褚听了，就哭了，他说自己辛辛苦苦的，干了一辈子，亲属都被抓了，当时只有他的保姆还在。那年他走到越南边境，有关部门怕他出去，就给他升级了，给他弄了个监视居住，把老褚弄进一个小别墅里。还给他弄了个台球桌，之前老褚是从来不打台球的，省检察院的一个处长就天天陪他打台球。”“开始查褚时健的案子是在什么时候？”我知道关于这个外界有各种传言，Z先生作为专案组核心成员，当然是最清楚的了。“应该是在1995年。当时我们就看到令狐安这边，整个云南省委，对褚时健的案子都不感兴趣，是中纪委副书记带人干的，他们不得不为。这个副书记和令狐安的父亲是老同事了，令狐安还是他的下一辈，不然，省委书记毕竟还是省委书记啊。”“当年褚时健的案子，是怎么引发的呢？”这个问题外面传闻更多，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当时是河南那边要云南的烟叶，老褚没给面子，就得罪了河南。河南那边知道马建华受贿的事，比如有人送他金条啊，送这个送那个啊，就举报了，之后中纪委就拍板开始查。至于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其它内幕，我不知道，就表现出来的，那位中纪委副书记，看上去就是非把你老褚搞掉不可。后来老褚的案子判了以后，这位副书记年龄也大了，到政协去了，连个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云南人民知道了，一片欢声鼓舞。他查老褚的案件，本来应该升官的，后来反而下去了，云南人民个个都高兴。”“你现在怎么看褚时健当年的案件，还有他这个人？”我觉得在平常人看来，办案人员因为了解涉案人很多见不得光的事，对其基本不会有什么正面评价。当年中纪委那位副书记说，谁在老褚那个位置上，都差不多，谁都能干。但是，这样说人家，是你不服气，后来人家出狱后种橙子，又成功了，这个你该服气了吧。当年他在卷烟这件事情上，为云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多大利益啊，为我们国家的卷烟工业贡献很大，利税在那里呢。一句话，他有功。但是案子本身，他永远脱不了。他的贪污问题，永远脱不了。受贿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我听说当年本来是要判褚时健死刑的，是云南高院的院长有不同意见，是这样吗？”我问的这个问题，尽管外面有各种说法，但很少有人真正清楚。“我听说是这样。高院不同意。当年办这个案子，我们最后一次去给中纪委汇报，汇报完了，省检察长把我们带到最高检。当时最高检的常务副检察长正在忙一些事，他说给你们十五分钟，我们省检察长说了两分钟，然后让我概括着说了五分钟。后来在法律上，说是老褚揭发了一个人，受贿100万。但是这个人好像是某个人的亲戚，没能查下去。
那年世博会开完了，那位中纪委副书记要来云南看看，住在宾馆里，他要见我们，我们就去了。我们把案件给他完成了，那次去见他，他不但没有一句表扬，还把我们给骂了一顿。当时见他，吹了一些牛，吹着吹着，他就问：那个事是个什么事？当时审判褚时健，褚时健在法庭上说给了这个中纪委副书记的儿子100万。这个事我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是个骗子，说是副书记的儿子。在法庭上，被告人说话时我不能说，律师说话时我不能说，审判长说话时我也不能说，得给我机会我才能说。褚时健说给了这位副书记的儿子100万，他这么一说，法庭上一下子就热闹了。而且旁听的，都感到解气。当时省委书记令狐安和省长李嘉廷，都坐在法庭后面的小屋里头，看着录像呢。法庭上，等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给忘了，结果就没有解释，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褚时健在法庭上揭发了这个副书记。我相信，纪委领导也是要问这个副书记这件事的，问他，他也要解释一下，他当然不高兴了。临走时，这个副书记也说，老褚揭发的那个人，不但没有搞下去，那人还升官了。”据国内主流媒体资深人士考证，那位一定要搞掉褚时健的中纪委副书记是侯宗宾，他的前一个职务是河南省委书记。褚不给河南面子，没把烟叶卖给河南，其女儿却在河南收钱。河南人向老书记举报当然管用。侯宗宾和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的父亲李东冶（令狐俊文，当过冶金部长），是同时代的老革命，所以在令狐面前才那样硬。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资历不如侯，故而侯的话事权很大。褚时健是一个极为出名且富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留下了很多神奇的故事。在一些观念当中，企业家无论生长在什么样的年代，是何种政府制度下存在，他都是企业的产物。不过，即便如此，能够做到名声在外的人其实也不多，要说一个人“神奇”，也要从他的方方面面看起。褚时健其实也没有跳出过这个框架，他有过辉煌，也有过没落。不同于经济狂奔式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带，西南的企业想要真正崛起，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而云南和贵州，红塔山和茅台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一家将香烟的销量冲上了亚洲第一，而一家将酒的价格卖到了全国第一。在他人生的前半段，褚时健从源头把控香烟的品质，将这一款有害健康的产品推向了全国。那会的他已经51岁了，可当时卷烟厂的效益并不好，员工懒散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卷烟在市场上也压根没有什么知名度。他刚刚上台，便直接砸掉“大锅饭”，实行责任制，专门从英国和美国进口一些先进设备，通过改变烟草种植的方式来控制质量。当然，褚时健能在烟厂力挽狂澜，并不是他本人的单独努力，他也需要机遇和政府的政策。1988年云南地震，使得中央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这也就带来了“钱袋子”被放开。玉溪卷烟厂此前本来就有着很深的积累，赶上这样的机会后，更是扶摇直上，一度成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超大型企业。当时全国香烟品牌的前三名，都是从玉溪卷烟厂走出的。红塔山这个品牌在国内高档烟草的排行中，更是直接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份额，褚时健从此被人熟知。红塔集团飞速增长的同时，国家也获得了大量税收，991亿的税，充分说明了卷烟厂的效益。不过，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也仅仅局限于那个年代，时代在变化，过去的总会被更新换代。褚时健也是这批企业家当中的一个缩影，他凭借着机遇一路高歌猛进，学历不高的他，也凭借着极为朴素的思想成名。褚时健带领玉溪卷烟厂冲了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他自己也变坏了也是不争的事实，他的罪名，是贪污。因为烟草专卖制度，也让褚时健和他手底下的员工抓住了空子，在上世纪90年代，一条红塔山香烟出厂价大概是40元到50元之间，转手就能够卖到150元的价格，这中间的利润，可想而知。褚时健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也使得他的妻女和其他亲属同样如此，他们纷纷将玉溪卷烟厂当成是自己的“私人金库”。因为褚时健“烟王”的称号，他的妻子马静芬也被人称为“烟草皇后”。背靠着丈夫偌大的公司，马静芬也没闲着，她多次收受贿赂，这些和褚时健到底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只有他们夫妻二人真正知道了。而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更为膨胀，她自然知晓父亲的权力，爱慕虚荣的内心，让这位“烟草公主”没能抵挡住诱惑。她的受贿比较夸张，那数字，别说是九十年代，就算放到现在，也是骇人听闻的。后来，褚映群在里面“自我了断”。这也成为褚时健永远的痛。“1995年的一天，我接到褚时健的电话，叫我赶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双手，哭起来了，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褚时健一直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当初女儿早就劝他退休，可他一直想着多干干，把厂子再做大点，后来他后悔说，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早点退休，也不会害了姑娘。马军回忆，那年中秋节，褚时健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电视，悲凉得很。那是来自河南三门峡、寄至中纪委信访室的一封匿名举报信：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先后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礼品，其中包括金龟1个、金佛爷1个、金表1块及美元、金条等。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当年3月24日，中纪委有关部门派员到洛阳，从外围展开调查。洛阳市司法部门同时对林政志采取措施。林政志供认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的事实，并交待他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90万元。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司法部门根据掌握的大量犯罪嫌疑问题，先后在云南、广东、海南等地收审犯罪嫌疑人马静芳、马静芬、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经查，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批烟倒烟，其亲属从中收取大量钱物。为林政志、赖喜荣、刘云等人批供卷烟，其妻马静芬及其他亲属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尔后对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查，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百万港元，以及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的8处房产， 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其中1000多万元的钱物为褚时健夫妇所共有。仅从床底起获的密码箱内的赃物中，就有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其中2尊金佛和带“佛”字的金戒指等正是林政志送的。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供认：我的钱都是到玉溪烟厂搞烟的人送的。他们倒烟发了大财，就给我送。送了多少，谁送的，我记不清了。从举报的案件线索中，办案人员还发现玉溪卷烟厂在厂外、境外设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美元的账外资金。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浮价烟”时，褚时健等人私设的“小金库”，必须褚时健签署授权委托书才能支取，分别存放在香港、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工厂没有这笔账，只有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1996年11月，办案人员兵分三路，到广东揭阳、普宁、广州和海南调查，掌握了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广东普宁、揭阳烟草公司批烟， 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的事实；同时还掌握褚时健贪污、挪用巨额公款和收受贿赂等重大犯罪嫌疑。1997年1月6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褚时健立案侦查，2月8日监视居住，7月10日逮捕。在预审人员攻势下，褚时健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55万美元的问题。1995年上半年，褚时健对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褚决定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由诸、乔、罗和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副总经理刘瑞麟私分。“我要100多万美元，你和乔发科各60至70万美元，盛大勇、刘瑞麟也给一点，盛大勇多一点。”他还说自己不缺钱，要罗以军把分给他的钱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账户上。7月中旬，褚时健签署了转款使用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让罗以军办理，把355万美元从华玉公司账上先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存放。7月20日，对方电告“钱已入账”。最后查明，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调查还发现褚时健对价值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由于当时新的总裁即将到来接替他，他觉得，新总裁来了之后，签字权就要交出去了，自己苦了大半辈子，不能就这么交权算了，得为将来考虑一下。最终，他才私分了几百万美元的公款，还对当时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吃不完了”。罗以军是褚时健的得力帮手，也参与了犯罪和转账行为，作用非常明显，之后被定为从犯。不过，褚时健被抓之后，也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在企业界中负有名望，被作为“功臣”来对待过，很多人都觉得他在那个时代拿的工资和创造的经济效益不相匹配。他在玉溪做了17年，领到的工资不足80万，平均每年只有4.7万。可在这17年当中，玉溪卷烟厂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平均每年光纳税都超过了50亿。褚时健案后，引发了国家对于国企高层薪酬改革的反思，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总裁年薪就有了100万。当时不少人希望能够“枪下留人”，褚时健被留了下来，因素很多，但主要还是靠他自己。因为褚时健在这场案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最终才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初法院还没有完全掌握褚时健、罗以军和乔发科共同贪污355万美元，是褚时健主动交代的，还供诉了一些其它犯罪线索。而罗以军更是立功心切，他检举了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帮助检察机关及时追回了流失在境外的国有资产，量刑时可酌情处理。罗以军因为这些立功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没收财产13万元。被判决的时候，褚时健已71岁了，他走进监狱，开始服刑。2001年，在褚时健入狱后没几年的时间，他就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不过只能局限在老家一带范围内活动。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褚时健就在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可健康问题也困扰着他，《中国企业家》曾在2005年发表过一篇名为《寻找褚时健》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褚时健说自己不信命，原本想着能够活到九十岁，可在出现过昏迷情况后，他就觉得一切都不好说了。哀牢山位于云南中部，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由于有了农业发展和电商结合的方式，这里也迅速发展了起来，若是褚时健当初没有选择这一块地，这里的经济发展想要到现在这种程度，还得多等几年。褚时健被疾病所困扰着的同时，也在为自己争最后一次脸面。很快，他在保外就医期间进行了考察，在哀牢山包下了2400亩荒山，种植起了冰糖橙，也就是后来的褚橙。很多人分析过这件事，大家都说褚时健压根就是不甘心，一直在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我做这个事情，也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害怕自己的人生没有事情去做，无聊的时候就会总是生闷气，想找点事情去做。”创业周期非常长，在前十年时间里，褚时健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劳”。褚时健想要维持这一切，也需要一个启动资金，而他的很多资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的。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再度提到了《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报道。褚时健保外就医期间，政府给他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里面存了些钱，作为他后来去医院看病的费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账户里的钱就多出来几百万，一时间都没有搞清楚是谁给存进去的。在他承包山林期间，知名企业家王石还曾去看过他，王石也明确表示过，自己对褚时健是充满尊重之情的，不过，他的错误也是板上钉钉的。对于大众而言，“褚橙”是一夜爆红的，不过，真正看着老年褚时健一路走来的人才真正知道，“褚橙”经过了大量的沉淀。在那个潦草的电商时代当中，褚时健又抓住了一次机遇，这似乎和他最初的那次相同。背后的故事，也是“褚橙”能够成功的一大因素，褚时健将“褚橙”包装成了一颗颗“有故事”的橙子。关于他的很多故事也被扒出，这让淡出很久的褚时健再度回归到公众的视野当中。那年10月，他也带着“褚橙”去了一趟北京，并且告诉大众，“褚橙”就是褚时健种植的一种冰糖橙。经济观察报在当时热门的社交平台率先转发消息，此后不到十分钟，包括万科王石在内的多位大佬进行转发，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至此之后的两年，每年都卖出去1500吨，这也让“褚橙”正式走出云南，带着褚时健的故事走向了大江南北。相比于现在的很多助农电商，褚时健的“褚橙”在这套玩法上可谓是鼻祖。最初确实有很多人因为“感恩”“情怀”，而照顾褚时健的生意，可日子一长，还是得靠产品质量立足。褚橙的包装上也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可复制的传奇，难以评价的人生。褚时健再度成功，和当年红塔集团的成功，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当年红塔集团本身就是由体制和资源所造就的，而“褚橙”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从“烟王”到“橙王”，跨物种甚至跨时代的昵称，隐藏了褚时健太多的心酸与艰难。难怪俞敏洪评价褚时健“不畏艰难、永不放弃，不屈不挠、绝地破局”。他这次出现，似乎又为后来人指明了一种方向：从2013年开始，互联网上就一度掀起了一阵农产品营销怀旧的热潮，大量“有故事”的农产品层出不穷。褚时健曾有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他本人站在一个山坡的前面，而他的背后，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橙子。在褚时健再度创业成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发挥着作用，那便是任新民。在玉溪卷烟厂时期，任新民只不过是一个建筑工程队的包工头，因为卷烟厂基建需要才认识的褚时健。任新民也是个聪明人，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利用褚时健的关系，需要拿下什么项目的时候，他都会通过招标的方式去完成。这样下来，任新民也让褚时健很有好感，再到后来，他成为了褚时健的“干儿子”。多年以来，任新民始终都在学习褚时健，他十分好学，并且带领着厂里研究出水松纸黏合料，成为了专门的配套工厂。他所在的村庄，也因为任新民工厂的存在走向了不同的世界，后来，在获得了资金后，村里又兴办起了包装厂。这也是褚时健刚刚出狱的时候，任新民第一时间就去迎接他回来的原因。重新开始了人生的褚时健，也和任新民共同将罗以军给接纳了回来，他们非常重视罗以军的能力。褚时健二次创业中，他的那些员工，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个善良和蔼的老汉。在85岁生日时，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我和老伴，两个都是属牛的，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可能，说自己属牛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确像老黄牛一样干了一辈子，同时，他的人生经历，也的确够牛。褚时健与王石的忘年交，被认为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那年下了珠峰后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驱车9小时去看望了褚时健。这趟见面，被王石描述为：“像拜神一样。”“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这句评价把褚时健重新推到公众视线中，也成为这之后国内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从那一天起，王石成了最了解褚时健的人之一。“我和王总对企业的很多看法都很相同，我了解过万科，我很欣赏王石治理企业的风格，他能力很强。”褚时健在公开场合说。
私下里，他说：“我和王石君子之交，我非常信任他。”王石曾说，褚时健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就是他保持了尊严。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依然为人津津乐道：走过辉煌，落入谷底，又重新站起，触底反弹。王石觉得，他和褚时健虽然两个人虽然隔得很远，“但想的一样，做的也一样。” “我每次都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向褚厂长取经的。”“每年褚橙飘香，必如期而至。褚老于我，如榜样，如兄长，更如挚友。喧嚣一生，刚硬沧桑，终归清净。但死而不亡者寿。送挚友，最后一程。褚厂长一路走好。天堂如今有好橙。”万科官方微信公众号“万科周刊”当晚刊登王石为《褚时健传》写的序《企业家的尊严》，并以“传奇谢幕，哀牢悲歌；噩耗忽闻，长歌当哭”来形容悲痛的心情。那天他身着圆领衫，皮肤黝黑，戴一副宽边墨镜，像一位即将退休的探长。他腰杆挺得笔直，根本不像一位近76岁高龄的老人，更何况经历了那么大的人生挫折。那时他刚承包了2000多亩橙园，树苗刚种下，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挂果，他说要4年以后。4年后都80岁了，要是换作我，在遭遇事业和家庭双重打击之后，还能表现得像他这样坚强豁达吗？内心对他的敬佩不禁又深了一层。再次见到他时，哀牢山漫山遍野已经种满了黄澄澄的冰糖橙。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他晚年奋起抗争命运的故事，随着一颗颗“励志橙”送往全国各个角落。
记得那一面，他似乎多了些白发，腿脚也不似几年前那样灵便，但声音洪亮依旧，腰杆还是挺得直直的。在褚橙庄园里，我们和一些慕名而来的企业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甘甜的橙子，谈论如何把褚厂长的经商之道发扬光大。席间褚厂长兴奋地对我说，现在取得这些成绩还不够，有生之年要把橙园从2400亩增加到13000亩。这可是一位近87岁的老人哪！同行的企业家听了他的话，都陷入了沉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