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之死

文化   2024-11-22 00:00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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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1894年-1978年),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
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销,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劳改,受尽苦难。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终年84岁。
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光文教授认为,吴宓作出了三大突出成就:
一是作为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把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
二是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培养了诸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享、许国璋等一大批同样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
三是,主持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学衡派”。

这样一位大学者,同样在文革中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青年吴宓

1968年6中旬,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再起,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夺权后,召开批斗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

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

在批斗大会上,吴宓不停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

批斗会结束后,吴宓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吴宓所雇家务女工)。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

吴宓身边没有亲人,每次挨打后,他都只能向唐昌敏倾诉。

次日:“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下着大雨,学生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

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

“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

晚年吴宓风烛残年,风雨飘摇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被打倒的教师一起被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他们交待罪行和揭发批判。
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去梁平前,吴宓曾申请“年老衰弱留校劳动”,但未获批准。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将吴宓押进会场的两个学生狠狠将他从高台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断。腿骨跌断的吴宓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
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
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当他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斗吴宓大会。“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吴宓手迹

《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中叙述吴宓的遭遇: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

吴宓关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

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

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

随后,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

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走笔至此,惟有一声哀叹,两行清泪!

1977年,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由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照顾。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离开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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