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文革”劫难中仍不忘调和的章士钊

章士钊于1973年以92岁高龄逝世，一生涉足政、学两界，是一位多变而有争议的人物。章氏22岁以主持《苏报》为世人瞩目。46岁，因北京女师大风潮遭鲁迅诟骂，“恶名”远播。近期去世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先生在文中尝试对章氏做全面客观的描述。

三次旅欧，研读柏格森、倭铿、詹姆士、马克思、辟伯、弗洛伊德诸家学说，并写有论文和译介文字，如《马学杂反》、《弗洛伊德叙传》、《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情为语变之原论》等。主张“创造新知，修明古学，二者关联急切，必当同时并举”。其治学方法，多运用逻辑学与语法学规则，严谨细密；能将中国墨家、印度因明、西方逻辑熔为一炉。1923年、1945年分别担任《新闻报》、《申报》主笔。1943年出版《逻辑指要》，1971年出版《柳文指要》，是章氏的主要代表作。前者受到蒋介石青睐，时人评说：此书最大贡献乃在证明中国也有逻辑；后者由毛泽东支持出版，为“文革”中绝少的特例。章传向读者展示了章氏好学善思、综合中西的学术特色。

在政治思想领域，该书论述章氏一向提倡“调和论”，主进化，反激进，不主张进行阶级斗争。1905年，留日学生间回国之争，章氏居中调停未果，乃其“调和论”第一次尝试。1917年冬，章氏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畅谈“立说不从甲，亦不从乙”，鼓励学生当有创见独识，而又不固执己见，共求大信，培养调和精神，在此基础上相剂相质奋力前进。章主持《甲寅》，力图以中间立场讨论国事，主革新，反专制，但不主张使用暴力；抨击时政，亦批评激进派。章氏认为，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章氏欣赏西方两党政治，一度主张政党内阁制，“认反对党为合法”，才是“真正立宪国”。及政党内阁制行不通，章氏转而主张联邦制；又行不通，章氏遂主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实行农村自治，建设新村，解放农民。新文化运动兴起，章氏则提倡复古，鼓吹“新旧循环论”，力言东方文明之优，认为社会主义、联省自治等皆不合中国国情。农业立国论，乃后来乡治派的理论根基，章氏实为其奠基者。

1922年，章氏由法国回国，在长沙倡言农业立国论，肆意攻击新文化运动，遭到湖南一师学生驳斥。对于章氏等人美化东方文明的言论和复古思潮，胡适批评说：西方人士尝有崇拜夸赞东方文明言论，只是一时反感现代科学文化的病态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自大狂；东方的旧势力也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章氏著文抨击代议制，主张由国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北京大学等机构首长，轮流兼任总统，任期一年不连任；废弃选举，以抓阄方式决定谁任总统。其论怪异，无人理睬。二十多年后，章氏在蒋记“行宪国大”发言，再倡农业立国和调和之论；发表《安定天下议》，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屯田制，以解决兵源和财源，而此时的南京蒋记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了。

变化多端的政客

章氏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且变化多端，左右逢源，颇具戏剧色彩。章传对此，有详尽充分的展示。1903年章氏就读的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氏与林力山率退学学生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学习并参加军训。旋任《苏报》主编，高举反清义旗，倡言革命。因刊发邹容之《革命军》，又重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骂“载湉小丑”那一段名文，举国震动。清廷查禁《苏报》，邹容、章太炎下狱，章士钊逃脱。复与张继、陈独秀创办《国民日日报》；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称孙为“近今谈革命之初祖”，“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冬，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于长沙，章负责长江流域组织联络工作。

1903年，可谓章氏投身反清革命的开端之年。翌年春，章氏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外围组织，章任副会长，并邀蔡元培、陈独秀、蔡锷入会，以暴力反清为宗旨。及至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章氏与黄兴、张继被捕入狱，经蔡锷营救出狱。

1905年流亡日本。杨度牵手，孙中山与黄兴会晤商谈合作，章氏当时在场。同盟会成立，虽经张继等多人劝说，章氏亦未入会；谢绝孙、黄邀任《民报》主编之聘，亦不著文赞革命驳保皇。章氏到日后，思想渐变，自认革命非己所长，渐离孙中山、黄兴，不与交往，变“废学救国”而为“苦学救国”。两年后又赴英国留学。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适孙中山途经英国。在孙鼓励下，章氏放弃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携家眷返国，以非党人士出任同盟会《民立报》主编，兼江苏都督府顾问及国会参议员。旋因发表《政党组织案》，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同盟会员纷起反章，指为“保皇党”。章愤而辞《民立报》主编职，应袁世凯之约赴北京。袁招宴于其府，并赠锡拉胡同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职，章未就。袁以章之“调和论”于己有利，奉章为上宾。其时，章氏力主“政党内阁”，与黄兴、宋教仁政见一致，而与孙中山对立，时人谓为宋氏的灵魂。宋被袁刺死，章自悔由己害宋。袁禁章，章称病伺机逃往上海，加入反袁行列。奉孙中山命，劝说岑春煊、黎元洪反袁。孙委章任讨袁军秘书长，草拟讨袁宣言。事败，流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兴等拒绝加入，另组欧事研究会，章任书记，该会檄文多出章手。

1915年，欧事研究会与梁启超进步党人合作在西南发起反袁称帝战争。章奉岑春煊命在东京与孙中山会商合作办法，随后与岑同日本人谈判，借得一百万日元和两师装备。护国军在肇庆成立军务院，章出任秘书长。袁世凯死，国会重开，章代岑春煊北上与黎元洪洽商善后事宜。旋赴日本，研究学术。

1918年，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把持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任总裁，邀章任军政府秘书长，并以南方代表身份出席南北和会。时章在北京，南下之前晤皖系军阀段祺瑞，告以与岑为至友，却之不恭；申言当以段之“忧国至计”，对岑“剀切言之”，段欣然同意章南行。可谓南北讨好，八面玲珑。

继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近代政治的转型，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则以新文化运动开其端。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章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复古，而在政治上反对官僚政治。

1920年秋，孙中山迫岑春煊下台，章亦被开除非常国会议员资格。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赴京。章建言段以“执政”名义出掌北京政府，大捧段氏。段委章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欣然受命，步入北洋军阀集团。北京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集会，章令警察禁止，学生愤而捣毁章宅。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为执政府秘书长。章未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事后执政府所发通缉令则出自章手。后人问章何以紧跟段祺瑞，章答以“人是要吃饭的!”民众声讨段、章，章被逐下台后到天津日租界续办《甲寅》周刊，自承从政失败。政亡而为文，又不忘情于政坛；“人在江湖，心存魏阙”，此之谓乎?

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章氏被通缉，遂出国赴欧。两年后，受张学良之聘，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大教授月薪三百元，独章月酬八百元，足见少帅待章之厚。九一八事变后，章到上海，与“海上闻人”杜月笙结为至交，不久执律师业。杜聘章为法律顾问，名声日彰。杜以章为“恒社”之友，另外月供三百元生活费。两人过从甚密，吃喝玩乐，吸鸦片，听京戏，日夜厮混。

1936年，章应宋哲元邀请，到北京任宋主持的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下属法制委员会主任。七七事变后，上海维新伪政府开场，邀章入伙被拒。章转道香港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受到蒋介石接见。蒋称赞其逻辑学，嘱其到中央训练团和中央警校讲课。

章60岁寿辰，蒋及国民党政要皆送礼祝贺。日军空袭，炸毁章宅，杜月笙邀住其汪山公馆共四年，衣食鸦片悉数供应。“踏上横床忘朝暮”，两人喷云吐雾，纵论上下古今，十分相得。军阀范绍增的龙巷公馆，陪都党政军财界要员如何应钦、唐生智、张群、顾祝同、上官云相、余汉谋、贺耀祖、陈布雷、戴笠等，云集一堂，内中唯章士钊虽无权势金钱，却备受尊重，每用餐入席皆请“章先生上座”。

抗日战争胜利，日伪汉奸受审，章氏重操律师职，先后为大汉奸梁鸿志、周佛海辩护。戴笠飞机失事身死，章应其党徒之请写墓志铭，获重金酬谢。章挽戴联云：“功在国家，利在国家，平生读圣贤书，此外不求成就；谤满天下，誉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将来自有是非。”1947年，杜月笙、蒋介石60寿辰，章氏分别撰送寿序。喻杜氏为“蛟龙潜藏于内，风雨孕育其中”的长江，并以“义侠”、“儒侠”称颂杜氏。

共产党人的朋友

章士钊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章氏早年与陈独秀轮流主持《国民日日报》编务，共同呼吁中国国民起来争取人权，做有身份之国民而不做奴隶，出路在于拿起武器打倒专制，向西方学习。

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章氏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逻辑学。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都选修此课。章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翌年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章与李当时在北京共编《甲寅》，李兼做章家塾师，李女星华拜章夫人吴弱男为干妈，两家相处甚好。章又荐杨昌济来北大任教。章、杨原先在日本、英国共同研习学术，又是同乡。杨是杨开慧之父。后来因杨的关系，毛泽东也到北大图书馆做事。

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南城新世界游乐园撒传单被捕，章立即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1922年，章由法国赴德国。此时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请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运德，章妥为办理。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章、陈政见不合，各行其是，但彼此关心，书诗往来，私谊长存。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氏多次出庭为陈辩护，时人称“有古义士之风”。1939年夏，章氏邀困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乡下的陈独秀到重庆同住，陈未应。1941年，陈家被盗，章深以为念，作《独秀遇盗》诗记其事。章宅在日军轰炸中被毁，陈致函慰问。章以诗答谢，并以早年共同反清故事相激励。章游桂林独秀峰，作《独秀峰怀古》词，有云：“步到独秀峰前，低徊身世，想起怀宁客……此峰千古，不须妄记年月。”陈独秀，怀宁(安庆)人也。又作《怀重庆诸友》词，有句：“谁管独秀峰高，延年魂在，读得书如故。”陈延年是独秀长子，为蒋介石“清党”所杀。陈独秀逝世后，

1943年夏，章游泸州，船过江津，有诗凭吊：“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悲惜之情，溢于诗外。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氏，请其资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章氏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赠款，立即以两万元付毛、蔡。毛以一部资助学生赴法，一部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

1944年秋，章氏在重庆拟以杜月笙的“恒社”为基地，组建政党，以杜为魁首。杜氏不愿组党又不愿开罪章氏，遂说：章先生一定要组党，我杜某人决计第一个参加，奉章先生为党魁。至于恒社同人参不参加，任凭自决。名为自决，实为反对。章士钊以此事告毛泽东，毛极表赞成。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章氏见毛。毛征求章对形势看法。章认为蒋介石无和平诚意，渝州非久留之地，在手上书“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旧政协代表，蒋介石先允章充任；CC派建言章必袒共，遂以主办《申报》为由，令章赴沪。

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和平谈判”。章氏两次被李任为会谈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破裂后，即留京。遵毛泽东嘱，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又策动杜月笙来归，未成。建国初期章以饱满热情亲苏，学习俄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1955、1958、1960年，章氏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大计，均未成功。1957年中共整风，章谏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章函毛泽东，始得解脱。毛又为章澄清三一八惨案中无直接责任，使章处境好转。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困窘，章亦不免。毛对章说，1920年你捐助两万元巨款，今天用我的稿费奉还。

1961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送两千元到章家。1973年又续送。毛以“还钱还利”为词为章解困，否则章不会收。1963年，毛泽东70岁寿辰，请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赴中南海家宴，并请各携一子女同来。毛由此识章氏养女章含之，并邀其教授英文，后调外交部任职。

1965年，学术界关于《兰亭集序》真伪之辨，章氏向毛推荐高二适文章与郭沫若争鸣，使高文得以发表。争鸣展开后，毛据郭沫若的汇报，竟作出非学术性的判断：“看来，过去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章氏原先准备向报刊寄发《柳子厚之于兰亭》文，听到风声未寄。章的秘书王益之寄到报社的文章也索回不发。三个月后，“文革”序幕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出笼，一场为害巨大的劫难降临中国人头上。

“文革”劫难中仍不忘调和

“文革”开头几个月，章士钊生活未受影响。1966年8月毛泽东号召破“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被视为旧者，旧即“反动”也)，千百万红卫兵杀向社会，批斗、游街、抄家、体罚、焚书，到处可见。

8月29日，一群北京大学红卫兵闯入章宅，批斗、抄家两个小时。当日，章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挨斗情形。9月1日，毛回信称：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同日，周恩来指示三○一医院接受章士钊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住院保护。三个月后，形势稍缓，章回家居住，读书写字，闲适度日。然而好景不长。

1967年春，街头出现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大字报，又引起章氏不安。他认为，“文革”如此闹下去，国家要完了。3月初，章氏致函毛泽东，章在信中说，假若刘少奇有错误，望毛、刘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检讨，但切不可打倒，等等。3月10日，毛回信云：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三月十日

章致毛函同时，还写信给刘少奇，劝刘少奇认错，内中写道：

今外间之所启齿于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章士钊确实太天真了。当毛泽东派人送来刘少奇的“罪状”材料给章看时，章才醒悟地说，我老了，我的意见已无用，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从此，章专心整理《柳文指要》。书成，康生挑剔书中毛病，不拟出版，赖毛泽东全力支持，该书终得刊行。当时，有关古代文化学术著作只有少数准予出版。其中一部是郭沫若抑杜扬李的《李白和杜甫》，一部即章氏的《柳文指要》。“文革”期间，稿费废除，周恩来只好以酬谢作者辛劳为名，送一万元给章。

学术成果问世后，年过90的章士钊又想到多年努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尚未完成。1972年，他通过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请求再赴香港，促进统一事业。经毛泽东批准，章于1973年5月23日乘专机抵达香港。《明报》报道称，章氏此行，乃为国共和谈，台湾方面将由张群出面，云云。可见，章此行影响之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章氏抵港第二天即病倒，7月1日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写下最后的话是：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章氏已逝33年，两岸统一仍是悬案，而他的种种调和努力，后人应记而勿忘。

结语

章士钊是一位奇特，复杂，多面，善变，独具思想，我行我素，有棱角而又不欠圆滑，命运多舛，而又左右逢源，史有其名的人物。

章氏的思想调和论，实主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皆可和平共处。而其政治调和论，力图在激进与渐进、革命与改良、正动与逆动势力之间斡旋，消除矛盾，化解纷争。

他既可以与黄兴共事，也可以促成孙中山与黄兴联手；既可以做袁世凯的座上客，也可以与岑春煊联合反袁；既可以与蒋介石、杜月笙、戴笠辈把酒言欢，也可以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友好相处。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伟人等“猛人”之间，条陈谏言，如鱼得水；虽备受责骂(如鲁迅之骂“落水狗”)，一再翻车，却败而不馁，屡挫屡起。20世纪前期的中国，群雄并起，战乱频仍，赤白两道相搏，八方豪强问鼎。

于是，“调人”应运而生，或为幕宾，或充谋士，以出谋献策、纵横捭阖为能事，颇类于朝秦暮楚，此倒扶彼的古代纵横家们的作为。鲁迅把章士钊同杨度、白坚武划在一个“圈子”，说他们总在“猛人”之间周旋不已，似乎不无道理。倘不以成败论英雄，则章氏一生经历政学两界共七十载，总能在曲折坎坷中逢凶化吉，自保其身，实在是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