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转自： 古籍
1990年9月3日，江泽民、李鹏在成都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右三）、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右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右一）在一起交谈
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应该说，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01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没有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黎笋一伙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黎笋一伙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陷入极度的内外交困境地。
1986年7月，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阮文灵（化名十菊）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商谈我援越问题。他思维敏捷，很有头脑，且对我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但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并没有得到重用，由于他不赞成黎笋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黎笋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黎笋的一整套错误做法，对内提出全面革新的主张，对外力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处境，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阮文灵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越南外交部长却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02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访华。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参加了接待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接待计划，将由李鹏总理主持会谈和宴会，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和举行便宴。但老方恳切希望邓小平能会见凯山。中方表示，邓小平年事已高，不再会见任何外宾，请予谅解。尽管如此，凯山仍坚持要求见邓小平，我记得先后提了3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因此，外交部也没有准备详细的谈话参考要点。但结果两位领导人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地承认，过去10多年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
03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中方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
1990年5月19日，越方在主席府举行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招待会，我便以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身分应邀出席。招待会上，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把我引荐给总书记阮文灵。几句寒暄之后，阮文灵说，他要安排时间会见张德维大使。回馆后，我立即把这一信息报告了国内。我猜想越方将会很快安排这次会见。但5月22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武纯约见大使馆一秘胡乾文说，他受丁儒廉副外长的委托向大使馆通报，由于阮文灵总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近日不可能会见张大使；又鉴于此次会见事关重大，越南外交部也需要作必要的准备，故此次会见有可能安排在6月份。
6月5日，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大使。阮首先请张大使转达他对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同志的问候。阮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去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与胡主席是同辈人，阮则是他们的学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总是学习和研究毛主席论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作，受益匪浅。在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国给予了越南巨大援助，连大米、压缩饼干、咸菜等，都是中国援助的。而且中国在战略和指导思想上，也给了越南很多帮助，比如越南打人民战争，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把它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阮说，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这十几年越南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特别是越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应该说，越南对中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终主张做错了就要改正。这方面的事情请中国同志谅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当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现在和将来的两国关系。
阮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梦想一举消灭社会主义。过去人们说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但现在这个堡垒正在动摇。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党是一个大党，又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我们需要中国来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很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的支持和帮助。阮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阮说，柬埔寨问题总的是要和平解决，未来的柬埔寨不应是亲西方的，也不要让西方和联合国插手太深。为此，越中双方可以合作，内部推动其国内的和解，对外仍可按目前各方磋商的路子进行。
阮文灵表示，他很想同中国最高领导同志见见面，进行深入的、兄弟般的交谈，可不拘外交礼节。他说，历史的经验表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谈，容易相互谅解和取得一致，许多重大问题也好解决。阮还说，他年纪大了，想在退休前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协商，把柬埔寨问题和恢复越中关系问题解决好。
会见时，越南外交部长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他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当然，也正因为有他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
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请示国内有何指示。国内进行了认真研究，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柬埔寨四方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尚不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实现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需要阮文灵冥思苦想的问题。
04
1990年8月16日上午，一位住在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家附近的越南社科院干部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他对使馆接待人员说，他想见张德维大使。张大使在使馆大会客厅会见了他。由于张大使能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语，所以两人谈话不需要翻译。他坐定后小声问张大使：“在这里说话不会被别人听见吧？”张大使说：“请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这位同志说，8月13日晚，阮文灵总书记派车把他接到家里，谈了一个小时。总书记托他给张大使捎个口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信纸，解释说，这是他记录下来的总书记的谈话，已经总书记核对无误。其中一段说道：“凯山同志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我对此十分欢迎。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届中央任期内能恢复越中关系，以便从即将召开的七大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我办成了这件事，才不致辜负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我认为，现在两国领导人有必要进行直接和深入的讨论，以便消除所有的误会，并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扰。我相信，两国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从捍卫社会主义和恢复纯真友谊的殷切希望出发进行会晤，柬埔寨问题一定能迅速得到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也有这种看法，请发出内部邀请，我将立即秘密前往中国”。“为了使讨论进行得扎实牢靠，我回国后能更有力地说服越共中央和政治局集体，最好有杜梅、范文同二人和我一起去”。“我要求内部访华的出发点，是为了亲自听取江泽民、邓小平、李鹏等同志的意见，也使中国领导同志能深入地了解我本人。双方共同诚恳地为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柬埔寨问题寻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目前，对我来说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我有信心”。“倘若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将能沿着胡主席的道路，在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社会主义和共同的革命利益方面，更加顺利地稳步达到目的。”
送走这位同志后，张大使急于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阮文灵托人转达的意见报告国内。但同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使馆要不要向国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困难的地方在于，国内刚刚对阮文灵6月5日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作了明确答复，即要越方先解决从柬埔寨撤军和促成柬埔寨四方联合问题，再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如重复国内的意见，就等于没提建议；但如提出与国内的答复意见不同的建议，会不会被误解为同国内唱反调？为此，下午一上班，张大使便召集我和两位一秘商议。经过讨论，张大使和我们一致认为，大使馆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为国内站岗放哨，并当好参谋。国内前次的答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大使馆应该根据新情况，大胆地提出新建议，即使提错了，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于是，使馆郑重建议国内对阮文灵再次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给予积极考虑，并列举了几条理由，主要是：（一）阮文灵一贯对我友好，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为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目前，他的主张遇到了困难和阻力，我宜助他一臂之力；（二）柬埔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两国领导人直接商谈讨论，无疑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三）有杜梅和范文同一同前往，将使阮文灵的中国之行更具权威性，便于就重大问题当场拍板；（四）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越南形势估计，双方谈成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一时谈不成，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利。
05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大使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我们的理解是，国内认为阮文灵的传话十分重要，但对为什么要由一位社科院干部来转达，有些琢磨不透，因此对传话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都有些不放心，所以要让张大使当面了解和核对，便于国内作出决策。
20日上午8时，张大使召开使馆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落实国内的指示，但谁也提不出锦囊妙计。大家都明白，在整个80年代，越南始终视中国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传播的全是反华的内容，在各种招待会和其他外交场合，任何越南官员都不敢同中国外交官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无法见到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就连谁是身边可靠的人，也不知道。在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6月6日，即阮文灵会见张大使的第2天，曾任侵柬越军司令的越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曾单独会见和宴请张大使。黎德英除进一步解释了5日阮文灵的谈话精神外，还说了不少对中国友好的话。于是，张大使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和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
上午8时40分，赵武官给越南国防部外事局处长武频中校打电话，要求紧急会见外事局长武春荣少将。20分钟后，武春荣安排了会见。赵武官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表示张大使有重要的急事，希望尽快会见黎德英大将。武答应尽快联系。下午6时，武春荣面告赵武官，由于黎德英大将正在参加越共六届九中全会，武直到下午才有机会当面报告。大将很乐意同大使见面，时间在明天上午8时或下午7时都可以。武还说，今后大使要见大将，不必通过外交部，可直接由国防部安排。
21日上午8时，张大使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武春荣局长在大门口迎接，并把张大使引进黎德英的会客厅，之后马上退了出来。黎德英大步走过来，同张大使握手、拥抱，连声说，大使什么时间想见他，他都欢迎。张大使开门见山，把日前有人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他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武春荣局长紧急约告赵武官：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武还说，此事只有他和外事局武频处长知道，连总参谋长段奎大将都不知道。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报告。谁知事有凑巧。原来张大使夫妇已确定于22日晚6时半在使馆宴请马来西亚大使夫妇，并且早已发出了请帖。为了不失礼，又能保证按时去见阮文灵，决定由我和大使夫人陪同客人用餐。当晚，马来西亚大使夫妇准时来到大使馆。张大使有礼貌地同马来西亚大使夫妇见了面，但佯称梅尼尔病复发，无法奉陪，说大使馆政务参赞李先生和我夫人将陪同大使阁下和夫人用餐。很抱歉。马来西亚大使表示理解。张大使一走出会客厅，便朝停候在院子里的汽车走去。黑色的“丰田”牌汽车直奔越南国防部。
06
阮文灵会见张大使时，首先肯定他确曾托人向张大使传话，内容也准确无误。阮说，他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1976年越共四大时，他因为不同意当局恶化越中关系的一些做法而被指责为“右倾”；1982年越共五大时，他又由于主张现阶段越南应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和不同意当局的反华政策而被排挤出政治局。当时，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那种态度。如果胡伯伯健在，决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阮还说，越南对待华侨、华人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华侨、华人为越南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越南在胜利后却歧视他们，驱赶他们，实在太不近情理。
阮说，1986年他出任越共总书记后，便下决心克服各种阻力，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对华友好关系。首先，说服越共中央建议国会删去了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接着，又做各方面的工作，终于作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阮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越南同中国这个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心建立和发展团结、友好、合作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因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前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对越南全党和全民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说，他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来，越中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是最好和最顺理成章的。但由于外交部继续按照过去的一套思维办事，现在这条路很难走通。因此，他考虑需要自己前往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直接交谈，共商最佳解决方案。
阮文灵还说，鉴于越南党内情况比较复杂，像今天这样同张大使的单独会见不宜太多。如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他、杜梅、范文同去中国，请大使直接向越南外交部提出，希望同时会见阮文灵、杜梅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当面转达中国领导人的意见，这样会更加稳妥一些。
张大使感谢阮文灵的会见，表示将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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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目前，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越双方应共同努力，促成问题尽快解决，并早日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张大使立即召开使馆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尽快将国内的重要信息转告阮文灵。由于有了前一次的经验，大家心里多少有了点谱儿，决定还是由赵武官同越南国防部联系。于是，29日上午8时，张大使再次拜见黎德英，请他协助安排张大使当面向阮文灵总书记报告来自北京的重要信息。一小时后，越南国防部外事局武频处长约见我大使馆赵武官，转达黎德英的口信说，阮文灵总书记定于当日下午4时和杜梅主席一起会见张大使。为显示会见是通过正式渠道联系的，总书记建议中国大使馆正式向越共中央对外部提出要求，就说张大使有紧急事情，希望于当天会见阮文灵总书记和越南其他领导同志。根据阮文灵的示意，张大使于当天中午往见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郑玉泰，提出上述要求。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张大使向阮、杜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他们内部访华的意见。阮、杜都表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阮文灵还说，范文同同志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应邀前往。返馆后，张大使立即将下午的会见情况报告了国内。
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3日晨，我搭乘张大使的汽车前往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既是为张大使送行，也是为阮文灵一行送行。越方一行共15人，除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外，主要随行官员还有越共中办主任红河（中央委员）、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中央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中央委员），其余是工作人员。当张大使的汽车行至距机场不远的时候，只见一辆黑色普通小轿车跟在我们后面，因为车上没挂窗帘，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阮文灵，司机旁边坐着一名警卫。看得出来，阮文灵仍然保持着胡志明那样的简朴作风。我们的车赶快放慢速度，给阮的车让路。机场上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阮文灵一行人和张大使登上专机后，专机就起飞了。
08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利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做说服工作。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为了保证会晤的成功，四川省委和外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据说会晤的两天，越南客人下榻的金牛宾馆中，所有其他房客均必须离开。同时，中越双方商定，对会晤绝对保密，对外不发任何消息。
09
成都会晤至今，已13年过去。中越关系正常化也已12年。12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了经常接触，双方的相互信赖较前有所增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也取得了明显进展。越共三任总书记杜梅、黎可漂和农德孟相继访华，两任国家主席黎德英、陈德良和总理潘文凯分别访华，越共政治局委员已几乎全部访华。中国方面，江泽民（两次）、李鹏（三次）、乔石、朱镕基、胡锦涛（两次）、李瑞环、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均曾访越。仅在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1995年12月至2000年7月），我方就有11位政治局委员访越。江泽民总书记还于1999年12月28日专程前往广西南宁，同越共总书记黎可漂举行为时两天的内部会谈。每年双方互访的正式代表团近百起，其中副部级以上的团组达60多起。两国先后于1999年和2000年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和划分北部湾协定。2001年两国贸易额达28亿美元以上，实现了两国总理确定的目标。
1999年2月25日至3月2日，越共总书记黎可漂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商谈日程安排时，黎可漂提出除北京外，希望到四川成都参观访问，并亲眼看看当年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金牛宾馆。中方满足了黎可漂的愿望，而且四川省委的欢迎宴会就是在金牢宾馆举行的。访华期间，两位总书记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越南官员和学者常说，这是“黄金般的16个字”。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越关系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认为，这16个字是在新世纪指导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当年参加过成都会晤的越南朋友都为自己有过这段经历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原越共中央对外部办公厅副主任范光英（范文同的内侄）在成都会晤时，是越方的礼宾官，他对我说，至今他仍珍藏着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二人合影。已退休的前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告诉我说，成都会晤期间，当江泽民总书记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他立即把宴会桌上的所有桌签一一收起，带回国内，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2000年7月我离任前向黎可漂总书记辞行拜会时，他对我说，1999年他访华期间去成都，就是要表明他决心沿着成都会晤开辟的道路，全力促进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