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感受能力，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素质。平时，我也接触一些业余作者，说我们的生活里好象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呀，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过日子，怎么到有的人笔下就变成小说，怎么我就发现不了什么奇怪的事，可以变成小说的事呢？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承认文学需要天才。但是，文学对于生活的感受能力，一个作家对生活感受能力的程度，也的确对他们的创作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体验生活，到农村去(或到其它一个地方)，打着铺盖卷，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也是一种办法，但决不是唯一的。所以，文学来源于生活，就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这是千真万确的。关键是你对生活的感受。
什么叫感受生活呢？感受生活实际上就是感受人生。体验生活也就是体验人生。把这个意义扩大到这一层以后，你就不会局限于仅仅是对生活中的某一件事的发现。
我一开始是怎样少走弯路呢？我觉得，每一个作家，最初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意识地去寻找自己生活的敏感区。因为，尽管有才华的作家都是非常聪明的，但他一个人不可能包罗万象。我就不可能象蒋子龙那样，他小说中那种宏大的场面，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情绪、气势，就不是我生活的敏感区。假如我没有发现这一点而忽然发现蒋子龙的作品在社会上很叫得响，那么，蒋子龙写改革，我也写改革，他写一个《乔厂长上任记》，我就也来一个张厂长上任记、李厂长上任记，那就会失败的。那是一种很愚蠢的办法。
我自己的敏感区在哪儿呢？通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在那些平凡的人和事当中。引不起大家注意的地方，恰恰我对它有敏感。我发现了它，我就抓住它不放，一味的追求下去。这样，我终于找到了我在生活中的敏感区。找到了这个敏感区以后，我就在文学创作的练习中，少走了一些弯路。在业余作者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去拼命地追求自己所不擅长的，结果，就走了很多弯路，使创作出现了苦恼，自己产生了苦恼，也给编辑造成了很多苦恼。
我在从事专业创作以前，在一个文学刊物当编辑，每天都接待许多来自基层的业余作者。
有一天，来了两位农民作者，自称跟申跃中是老乡，还跟我们领导提出，“要转成商品粮才能写作”(笑声)，说他们干活很辛苦，申跃中现在是吃商品粮，每天总是写(笑声)。我们领导说：“申跃中是先写出作品才转商品粮，你们也先写出作品再转商品粮。”俩人特别高兴的走了（笑声）。不几天，写来一篇小说，还附了一封信。我一看，说让我们“读完小说速转商品粮。”(笑声)可那篇小说呢?完全写的是他们非常不熟悉的生活，城市的公园里，柳树下，椅子上，一男一女，题目叫《约会》，女的叫尼娜。我想，假如他们对文学有兴趣的话，他们的敏感区在哪儿呢?
另一位老作家刘真，有一次跟大家讲课，说有一件事把她弄得头疼了好几年。文化大革命中，邯郸地区的两位青年农民一开始就写了一个三十多万字的长篇，还一定要作家扶植他们这个长篇。刘真一看那长篇，简直没一点儿基础。刘真也不敢说，还得给他们谈，这两位作者是哥儿俩，哥哥叫咚咚咚，弟弟叫锵锵锵。他们写的也都是距他们非常遥远的上层的政治斗争，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够驾驭得了的生活。刘真为这件事很痛苦，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长篇才算作罢。
我绝对不是给大家泼冷水。真正有志于文学的青年，首先要考查一下自己的感受能力。有个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犯错误更坏，那就是迟钝。你考查一下你对生活的敏锐。生活还都是很平凡的，只要你找到了自己的敏感区以后，你不要惧怕别人也写了，因为你总会找到你自己的角度。
在感受生活这个大问题里面，具体分两个小方面。
（一）、发现
当我们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敏感区以后，接下来便是有意识的发现。契诃夫说过：“新手永远靠独特的东西赢得社会的承认。”我想这个“独特”就是新的发现。所以，足见发现对于文学创作的至关重要。我们不能乞求苹果变成樱桃，同时也不能逼迫樱桃变成苹果，因为它们是各有特色的。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就可以专心致志地留心于生活中那些或大或小的发现了。
我想谈谈我在短篇小说《香雪》创作过程中的发现。
一九八一年深秋，我到保定地区的山区体验生活。那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当时，生产责任制已经搞了好几年，平原上的农村农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那个山区还是非常落后。我到的这个村子，就是我写《香雪》的原型。
这个村有一小站，火车在这儿停。那段铁路路基特别高，村子是凹下去的。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了这个村子。几十户人家，村头有一个操场，旁边还有几间房。噢，这是一个学校，学生还在那做操呢，猪在学生群里窜，给我一种特别狼狈的印象。我提一个小包从这个村子一条很窄的街道过去。在那个村子里，一个城里人的出现，他们觉得很奇怪。在街的向阳那面排着一排人，都是老的，面色灰黄，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靠墙根，是坐着，还是蹲着？我觉得他们是卧在墙根，我觉得这个村子要死了。我从那儿过去，好象受检阅似的。我一走过去，墙根儿的人就起哄。我是在农村呆过的，那是平原，这种感觉还不那么鲜明。我在一个老乡家吃派饭。他们一天两顿饭，为省粮食。他们都是熬一锅灰乎乎的粥。我每天吃完那个粥就迷糊，像喝了《水浒》里说的那种迷魂汤，就想睡觉。我就出去各家走走看看。我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非常苦的(山里，开不出多少地)。我想，我感受到的，完全是一种很阴暗的、很愚昧的、没有起色的“生活”，整个村子都要死过去了。
我的房东有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他每天要扛着课桌到十二里以外的公社中学去读书，很早就走，很晚才回来，我总是见不着他。后来我才发现，我问她妈：“你怎么让他扛着桌子去啊？还走十二里山路。”她说公社中学也穷，谁要是考上了中学就自己准备桌子。如果放在那儿不扛走，第二天可能就被别人偷走了。这个男孩子腿上长了碗口大的疮。
有一天，他妈看见我吃治胃疼的药，就可怜巴巴地向我讨药。我说那是治胃疼的。她说：“没事，没事，是药就行。”我想，好像我吝啬我的药似的，反正这药也没毒，就给了她。她马上让他儿子吃。后来，我跟他妈说：“你应该先给他治那个病，先不去上学。”这个小孩坚决不干，而且他妈妈还支持他。忽然，我从这里发现，这个村子还不是一潭死水。我发现这一点，我就把它储存在我这记忆的小仓库里了。
房东还有一个女儿。一天晚上，我没出去串门，有几个女孩子进来了，嘀嘀咕咕，又换衣服又梳头，又洗脸，撕一块红纸擦了红脸蛋儿。根据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她们是要看电影吧？可她们说，我们这儿从来不演电影，我们是去看火车！那天晚上，一列从北京来的火车，在这个村口的小站停一分钟，有时其实还不到一分钟。这时候，这“一分钟”一下子与我有意识的那种寻求发现的想法撞上了。
我立刻感觉到，这一分钟里蕴含的东西，应该是属于文学的。这“一分钟”里，有这个村子的希望。天又黑，路基那么高，火车那么高，小姑娘们这么矮，火车里面的人是不会注意她们的，可她们不在乎这些，还是穿上自己漂亮的衣服。她们渴求的是一种对外来文明的向往，她们要看一下外来人的打扮、装束、谈吐，那种对山里人来说很陌生的气氛。所以我就说，铁路修通了，两条铁轨延伸到这个村子的村口，使这些女孩子们还没有苏醒的青春醒来了，她们再也不能象她们父辈那样安分了，已经不甘心那种日子了。那么，他们这种等待里面，在她们一天种种繁重劳动之后，是什么意念支配着她们呢？我觉得就是这一分钟。她们想到晚上有这样一分钟，那么白天的一切也都能够忍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分钟，是非常令人辛酸的。才一分钟，一分钟啊！它是辛酸的，也是神圣的，因为她们已经开始懂得这种追求了。它是荒唐的，也是令人尊重的。
去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有一个美国人一定要我谈一谈我的《哦，香雪》。我根本没有想到他让我在这样一个场合谈一个具体的小说。我立刻说：“对不起，我的小说是不善于当故事讲的。”但他执意要我讲，我不讲，大伙就僵在那儿了，我没办法，就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香雪”：“山里的女孩子对这一分钟的等待，对火车的等待，象等待幻想当中的情人一样。”(在场的美国人哄堂大笑)。我以为讲完就算了，后来有的人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是非常能够听得懂的，因为你表现了人类能够共同感觉到的东西。他说这句话对我也是一种启发。
我谈的这个例子，也就是发现的重要，对这一分钟的发现，再把它铺开，变成一篇小说。那你也许会说，那当然，你有这一分钟的发现，你再加工，提炼，运用你的文学技巧，把它变成一篇小说，那我们要是不生活在山里，没有象你那样一分钟的发现，我怎么办呢?
下面，我举两个并没有变成小说的例子。
我觉得，在普通的生活里，甚至在一句很普通的话里，都有可能存在着属于文学的东西，就看我们是不是有心人。有一年，我们原单位的一位同志，参加省劳模会回来，我问他：“会开得不错吧?”他说：“不错，不错。”“没拿回一个什么奖品呀?”“没有。”后来，他想了半天，才忽然对我说：“噢，对，对，对，想起来了，在这个会上，随便吃！”而且他讲的特别认真，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后来咱们省的一位老作家张朴说，你对“随便吃这个发现是划时代的。也许，一般人对这个也就放过去了，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就可以从这三个字当中，得到很多历史的沉思，得到历史的积淀，积淀在人心里的那种让人心酸的、沉重的回味。这个内涵是非常深刻的。
还有另一位同志，他的家属在农村，粮食都不能保证。我们单位有些人粮本上买不完的粗粮、豆类、小杂粮，就由他买了去。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志说：“哎，我这儿有二十斤小米，你去买了吧。”他就拿一个能盛二十斤小米的小口袋买去了。到粮店，售货员一算，说：“你还有一百多斤粮食呢！”当时他兴奋得简直有点发懵了。他有意外获得一百多斤粮食的可能啊！他对人家说，那我就带了一个小口袋怎么办呢？人家说，那你就回家再拿几个口袋去呗！当时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好象一转身这一百多斤就不存在了一样。他容不得回家拿口袋，就赶紧脱裤子，拿两根绳子把两脚口一扎：“你就给我装这里头吧。”。他笑着跟我讲的，但我心里很沉重，我觉得这跟“随便吃”有共同之处。我对“买粮食”、“随便吃”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把它们变成小说。但是它对我以后的创作，对我对生活和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宏观上的思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举这两个例子，也是想说明，很多生动的，富有哲理的东西，往往就存在于这种很随便的谈吐之中，或者是在不被人注意的现象中。
我还看到，山里的妇女，一到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就对自己很不在乎，而结婚以前连对象的脸都不敢看。有一天，在一个比较开通的山村里放映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跳芭蕾舞《天鹅湖》的镜头。街上看电影的人很多，有一个女人连喊带叫地追她丈夫。别人告诉我说，她不让她丈夫看那个电影，她说她丈夫去看这个电影，实际上是为了看电影里那个光着腿的女人。我翻过来一想，她禁止她丈夫看电影里光着腿的女人，为什么就不在乎满街的人都在看光着膀子的她呢？大家可以找出很多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追赶里面，蕴含着生活里更深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角度，最可怕的是从来就什么角度也找不到。这也是一种麻木，是对文学致命的可悲。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千万不要搞小说，最好干别的去。
所以，有两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要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大家每天的生活差不多是一样的，你只有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还具备了我上述所说的那些需要，你才能在没意思中发现意思，才可能把没意思的东西写出意思来。第二点，就是应该刻意培养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力。对生活感受能力的深浅大小，这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怎么后天培养呢？我认为，还要培养你自己对人生敏锐的眼光，把这个变成一种习惯。
（二）、细节的积累
积累细节，实际上跟第一点讲的“发现”是互相关联的。我的《哦，香雪》改成电影剧本，从一个短篇改成一个电影，不是把一篇七、八千字的小说拉长，这时我就把握了这一点，整个的故事不是靠情节来打动人的，所以，我在里面设计的那些细节，我觉得在电影里是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
比如我写香雪这女孩子的可爱，就设计一个镜头，她父亲一一一个老山民给她做了一个木头铅笔盒。她从一个小穷村到公社上中学以后，在山路上心情的愉快和脚步的轻盈，还有整个女孩子的可爱，就是一个特写镜头，她抬着脚踩着山里小路上毛绒绒的小草，她的脚步把草踩倒了以后，那草在她身后整个的又都挺了起来。整个的这样一个特写镜头，我觉得远远胜于小说里的那些对她步子轻盈的描写(电影有视觉艺术的力量)。
我的中篇小说《麦秸垛》里面，有一个人物大芝娘。有这么一段：大芝娘跟她丈夫结婚三天，她丈夫就参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才回来，大芝娘特别高兴，就给他做饭，和面。大芝爹就在沉思，心里有事啊，想怎么开口说离婚这事呢。沉思了半天，还是开口了，说：“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跟你谈个问题。”大芝娘却说：“没问题，没问题。”。大芝爹说：“怎么给你说呢，这么给你说吧，咱俩是包办婚姻，缺乏感情，咱们一一还是离了吧。”大芝娘说：“那我跟你就没有这一层了吗？”大芝爹肯定地说：“没有。”大芝娘不气也不恼，说：“那你就在外面找吧，什么时候找着了再跟我提这件事也不晚，你要找不着，这做鞋做袜还得我给你做啊！”还替他想呢，人家早找着了。大芝爹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
这时候，我就设计了一个细节，大芝娘拿照片怎么拿。我如果不注意这个细节，就会说，大芝娘拿过照片看了看，嗬，是个护士，不错，比她漂亮的多。我没有这样，为了这个人物的需要，我就写了大枝娘正在和面，当她知道这是她丈夫新找的女人的照片时，她还在身上把手擦干净，然后接过这张照片，好象第一次接触了外界的文明。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写的这块儿是不错的。就是说，她在那种情况下，女人的天然的善良，也可以说是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觉醒过的麻木，根本没有认识到自身价值、独立人格尊严的麻木。这可以做多种解释。她看完照片以后，“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儿”，这种动作就是她看完照片以后的畏惧感。如果写成大枝娘带着沾着面的手，一把扯过这张照片：“什么玩意儿？”这个形象跟我预想的就完全脱节了。因此，有光彩的细节可以增强作品的控制力。控制力就是不要泛滥。而积累有光彩的细节需要感受力的不断加强。
作 者 简 介
铁凝，1957年生河北赵县，当代著名作家，主要著作：《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总计300余万字。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麦、西班牙等文字。亦有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