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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张沛超“传统与自在”系列课程的第一讲。感谢心里程提供的文字稿。我们在转载时略做了编辑。让我们跟随作者，从文化或哲学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精神病理学。
从现象、文化、解释中理解精神分析
理解精神病理学有很多种方式，可以从很多的维度展开。比方说可以有纯粹的症状取向，也可以从脑生理的取向，甚至可以从基因、基因组的取向，我是从现象、文化、解释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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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样的取向也是必需的呢，正是由于无论是神经科学发展到什么样的精致维度，实际上人的主观体验本身不能被任何形式还原，我们的经验本身构成了我们心理的第一阶的现实。
一个人的情绪或者情绪问题，的确有一些大脑的生理生化、电神经生理的变化，但是那是第二阶、第三阶的。我们直接的体验，如不愉快、焦虑、郁闷，是直接显现于我们的。从这点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自足自洽的精神病理学。
在这点上的思考我非常获益于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掌然先生。也非常感谢把我带入临床心理领域的吴和鸣先生，我的报告也是对两位老师的致敬。当然也有非常多其他老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求学期间，听到很多老师的讲座，尤其是彭富春先生“无原则的批判”这样的思想对我影响也是蛮深的。
传统与自在
我想主要针对“传统与自在”这一对范畴。很重要的就是有三个问题：有没有传统之外的自在？有没有传统之中的自在？人的自在是可能的吗？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我们总是生活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传统里。
什么是传统呢？
我们会有很多联想，比方说春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孝顺父母是一个传统美德，我们有儒释道这样的思想传统，也有中医这样的传统医学。就连我讲话使用的普通里，也至少包含了河南的烩面味、武汉的热干面味，现在又包含了香港的车仔面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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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变化，熟悉我的人仍然能够通过我的声音把我辨识出来。好像是每个人身份的连续感与自身的传统的连续感密不可分。这传统里头包含了“传”，也包含了“统”。
传就有传递，从昨天传递到今天，从去年传递到今年，你的人在去年到今年仍保持着连续性。统就包含了统合，无论从前年传递到去年，去年传递到今年，在传递过程当中，存在着统一性。正是统一性，让你仍然能够意识到，哦，我是那个人。
那来访者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来访者也曾生活在传统里。每个人只要诞生于家庭之中，从出生之前就已经拥有了父亲的传统和母亲的传统。
也就是说，他从一出生就掉入到一个复杂的传统里，如果他父母亲都在的话，父亲有他的传统，母亲有她的传统。当然有的情况下可能父母的传统比较接近，他们甚至是一个村庄的人。而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父亲跟母亲的传统可能非常非常的远，比如说跨国婚姻。当然甚至根本用不上跨国婚姻，你就能够看出传统的厉害来。
一个湖南女孩要嫁潮汕人，潮汕人的习惯是女方要陪嫁。湖南人的习惯是男方要给彩礼，离得尽管很近，但已经在传统上有很大的分歧，这样的婚姻就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种传统的挑战。
当人能够生活在传统里，并在传统里达到一种和谐的话，他就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在传统的意义上的健康的人。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容于他的传统，或者被夹在多个相互冲突的传统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神经性的症状。来访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要么是被传统抛弃的人，要么是想要否认传统的人，要么是夹在不同传统中不能自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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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
传统对于女性的认可是什么呢？在中国而言很简单，四个字“贤妻良母”。现代社会是不是一个女性仅仅满足贤妻良母就足够了呢？受西方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断裂。那么对于女性而言，她同时就受着两个传统的束缚或是受着两个传统的“指望”，两个传统之间对于一个理想女性的预设都会作用于这个女性的内心世界，会使她产生冲突。
当她工作的时候，她想到，噢，我对不起我的孩子，我没有做一个全职母亲。当她做全职母亲的时候，她又觉得，噢，我对不起自己或者是对不起曾经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我现在只是在家里洗洗刷刷。这两个传统作用于她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扭力。
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样的一种扭力，只要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只是一种内心冲突，不会变成一个症状。当这些扭力达到了一定限度，超过自我所能够容纳的范围时，症状可能就出来了。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出一些非常奇怪的神经症性的症状。
比方说，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可能突然会失去方向感，顿时产生一种驾驶恐怖症，他没有办法开车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开车他就会获益，就可以留在家里，就可以避免意识上的冲突。那就是，我不是不想要去上班，而是由于我有了某个疾病。症状就会以这样妥协形成的方式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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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青少年。青少年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着父母所提供给他的传统和他在学校同伴群体中获得的新传统之间的对立。
这尤其发生在当代社会。我是80后，我对这一点体验非常深。短短30多年，天翻地覆，不止是样貌上的变化，人的心灵结构也遭受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势必与自己的父母那一代不一样，也没有办法一样。
两个传统之间的斗争，两个传统之间的分歧和不协调，变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和不协调。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家庭中的两代的分歧和不协调，最终变成了当事人内心的分歧和不协调。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传统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传统变成了拧麻花，进入了一个旧的传统已然破坏、新的传统没有形成时期。每个人都在传统的漩涡里，寻求着认同。
所以，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精神病理学。神经症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夹在至少两种传统之间，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这个人的精神结构就会崩塌掉。他不再想追寻任何传统，想要自己开创一个传统。
如果他成功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伟人，从此之后别人来跟随他的传统。如果他失败的话，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己的世界里开创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传统。
这个传统里只有想象中的跟随者，而事实上那些跟随者全是他自己的自体碎片。还有一些他被自己的传统所放逐，感觉没有办法在其中生活。一个受到现代教育的人回到山村，他从Kevin变成了狗剩，她从Vivian变回了二妮，他感觉与这个传统一切都是格格不入，感觉到非常孤独，没有连接感，没有安全感，没有意义，没有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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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不得不借助于一些虚拟的空间。虚拟的空间里提供了一些传统的编制，他可以通过网络获得自己的认同，但这是另外一个传统，他仍然夹在这两个传统之间。
传统的作用
传统给我们安全感，我是中国人，给了我们一个身份认同感。当我们在自己的传统里待着还比较舒服的时候，通常不会去反思自己的传统。只有当我们觉得不那么舒服，跟传统之间的关系发生斗争，或者两个传统之间的斗争借着你的心理世界发生，这时候我们就会体验体验到不自在。
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传统里，有些传统看起来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就像引力波一样，它也在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每个来访者，其实都带来了一个传统，带来了一些且传且统的东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一些精神分析的术语，“强迫性重复”、“创伤的跨代传递”，他身上体现出一些连续性，而这些连续性是一种被控制的连续性，像是他仍然在被原生家庭所控制，而他的原生家庭就像是一个微型的传统。尽管微型，可对这个人而言却是第一个传统，他从此之后的一切都与之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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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进行临床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沉浸在这样的工作体验里，对方是有病，我们是治疗方面的专家。我做的工作就是使来访者更多的明白，更多的减少痛苦。我们不会意识到其实临床的治疗工作可能是两个传统之间的对话。
在正常情况下，它最好是两个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但事实上不是，心理治疗的工作往往是在进行着“招安”的工作。什么叫招安？你上了梁山，然后把一些在原来的编制里不能生活的人汇聚到一起，这就是招安。
当一个人不能融于他的传统的时候，比方说他感觉到自己想要独立的愿望强烈地受到家族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乃至控制。更糟糕的是，他受一些负面传统的控制。所以他就很苦闷，他不想在原来那个传统里继续生活。
而他在很早以前可能通过网络、媒体就知道“哦！存在着一个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乃至精神师的职业。”在这样一个职业里，一个人诉苦是正当的，一个人想要讲自己的家丑也是正当的。所以他就会被这样的一个对他而言新的传统所吸引。
这就是精神分析的传统，它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就会对很多人产生着一种潜在的影响，产生一些潜在的吸引。
儒家文化里有很重要的一点，比较稳定的部分，叫做“亲亲互隐”，解释起来涵盖很多方面。比方说你的父亲犯了罪，作为儿子要保护父亲免受惩罚，儿子的这个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当的，是符合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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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来访者到我们这里，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说自己父母的不好或者说一些家丑，正好是亲亲互隐的反面。我们怎么看待临床工作当中的阻抗现象呢？阻抗不仅仅是一个心智世界内的事情，其实它是在一个文化或者传统层面上，两个文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的阻抗。
人生活在传统里，而人的内心包含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传统。这个不同是先天的，因为你只要有父亲、母亲，就代表着不一样的传统。这个传统本身就是不和谐的，存在张力，有些时候存在着裂缝。传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理想，也提供了良心，这就是在精神分析上认定为属于超我的那一部分。传统像是一个巨型的生物一般，借助着个人完成它自身的某些传递。我们一群人如果共享着一个传统的话，那我们这个团体就像是一个活的传统。在这之中，所有人的行为相互规范，结果是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不断复制这个传统所提倡的和禁止的。举个例子。科学家要做一个实验，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天花板上吊上一串香蕉，香蕉下方放一个梯子。十只猴子都要上去，争先恐后地拿香蕉吃。但在它们拿到香蕉之前都会被电击，不是一个猴子被电击，而是所有的猴子都被电击了。过了一阵子后，没有任何猴子敢再去碰香蕉了。经由惩罚禁碰香蕉的传统就形成了。这时候，科学家就拿走一只猴子，换上一只新猴子。新猴子没有经历过电击事件，一看到上面有串香蕉，就要上去吃。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剩下9只猴子对它一顿拳打脚踢，剩下9只猴子来维持这样的传统。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新猴，也遵守了这样的传统，尽管它不清楚为什么。
接下来，科学家就一只猴一只猴的换，换到最后曾经的十只猴全都是新猴了。真正知道老传统怎么来的猴子全都被换出去了。这十只猴没有任何一只知道为什么不能去吃香蕉，但重点是它们都在维护着这个传统。每当进来一个新猴，他们就会把这个新猴收拾得接受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曾经的形成是有适应意义，它的成功使最初的十只猴免除了惩罚。但是逐渐就变得没有用了，变成了对这十只新猴的束缚，它们再也不能去吃香蕉了，它们必须克制自己吃香蕉的欲望。尽管例子说的是猴，但事实上说的就是人。每个种群或者往大说每一个民族，往小说每一个家庭，都在小心翼翼的、又严格无比地在守着一些传统。一个群体通过认同于一个传统，获得一种归属感、安全感、意义感，获得一个认同。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发展的、更高层次适应的、满足他所有愿望，实现他自身潜能的系统。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样，十只猴或者这个家庭就以一种共享的神经症方式，保证了某种安全感、归属感。因为大家共同发展了这样一种特殊恐怖症，在这个传统内好像就没有异常行为了，都正常了。比方说大年初一为什么不能扫垃圾呢？全国人民都不扫垃圾，我也不扫，管它这件事情本身有多荒谬。坐月子为什么必须待在屋里不能洗头洗澡呢？老人都这样讲，管它舒服不舒服，我就待在这样的传统里。面对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就不得不顺应。当然传统也会对个人有奖励，它通过奖励和惩罚来规范人的行为。一个传统弘扬什么，比方说它弘扬割肉救母，这样的一种自虐就变得传统且合法化。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变动不大、同时对人的束缚也没有那么大的传统中该多好啊？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传统一无所知，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是正当的。然后对这个传统所规范，同时也奖励，如果这样的日子一直进行下去，那我们不会有病，所有人都是正常人。但是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老传统没有了。它不是从今天没有的，它是从大约200年前开始就没有了。中国社会从古代至今，相比较其他文明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连续性，改朝换代都不能够使它变化。在那个时代，心理治疗、精神分析进到中国来，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呢？用处不大。因为我们其实可以在原有的传统中找到归宿，找到安全感，找到认同。我们有儒释道的传统：对于儒家而言，存心养性，对于道家而言，修心炼性，对于佛家而言，明心见性。有了这些精神方面的营养，古代中国人、知识分子还是能求得一个传统之中的平衡。但目前这个传统已经被毁灭性的打击只剩下一些形式上的东西。一些难以忍受这样一种断裂的人，会使用殉道的方式，王国维就永远跟他的传统待在一起了。对新传统的拒斥，通过殉道的方式，保留着与原有传统的永恒连接。在两个水火不融的传统之间，他就选择了我要永远地与我熟悉的传统待在一起。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世界上传统的源头其实就五六个。我的概括总结如下：五个H，分别是Han，Hun，Hellenic，Hebrew，Hindu。Han，就是黄河流域，汉民族的祖先。Hun是匈奴，指整个亚洲的游牧民族。Hellenic是指古希腊的传统，Hebrew是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传统。Hindu指的是印度的传统。就我们所生活的传统而言，很大程度上是Han、Hun、Hindu这三股螺旋的合一。一方面我们不断地在同化着北方的少数民族、游牧民族，由他们带来新的传统，新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佛教作为载体，从印度也获得一些传统。它们最终融汇成了一种儒释道合一的信仰。这个信仰曾经是比较成功的，保证了至少属于知识分子“士”的阶层，内心的一种平衡和和谐。精神分析是什么样的传统呢？精神分析是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传统的一个杂交。比如说来自古希腊的酒神传统、日神传统之间的对立，以及在日神传统体系内的柏拉图传统以及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对立。
这些对于做心理治疗有什么帮助呢？你选择某一种做法也就意味着你处于一个精神分析传统当中的小传统里。而这些小传统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其实在西方的传统里本身就存在。
对于来访者所体现出的攻击性，克莱因流派认为一定要对这个攻击性，尤其是体现为早期的负性移情中的攻击性做尽早的诠释。如果我不能够诠释一个人内心的攻击性，那对他而言也不会有新的开始。如果我只是作为一个好人跟他互动的话，那将会覆盖他内心这一部分本来有的攻击性。或许他还需要跟我认同来否认和压抑内心的攻击性。所以在临床的策略上，一定要使来访者明白他内心有这些部分。对于温尼科特而言，如果从来没有遭遇过一个新的客体以新的方式与之互动，这个客体就永远没有办法被树立起来。他将没有办法发展出一种正面的关系，然后通过关系的内摄来改变自己，或许攻击性还在，但是崭新的客体给他带来的正面体验，使他内摄了更多资源在内心里，这样，正面和负面的差别或者比例就会发生变化，最终来访者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两个传统看待来访者的攻击性的不同方式，这两种看法都与各自的传统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它们都是精神分析的大传统，都看重人要认识自己。如果你系统地学习很多流派的回应技术，你会发现无论在临床中怎么做，都可以在某一种传统当中找到依据。而这些不同流派之间，无论是见地还是回应技术的差异，其实在哲学那里都已经存在了。克莱因并不是英国人，她来自大陆一个唯理主义的传统。温尼科特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秉承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由于各自传统的差别，带给他们各自对于精神病理现象乃至临床回应策略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做精神分析势必与西方的无法一样，甚至根本在价值上就不能一样。当精神分析的传统遭遇中国的传统，势必又是一番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一个人可能会把精神分析的传统作为一种武器，来对抗他原有的传统。比方说，“我的分析师是这样讲的”，他会拿这句话来同家人互动。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没有留意到，心理治疗本身也在一个传统中，也有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和局限。分析师要对于自己所在的传统有一种“传统自觉”。他需要知道精神分析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缘起的现象，有着它的过往，有着不能处理的问题，有它不得不处理的问题。它内隐了一种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一个价值观。来访者做精神分析最难受的是哪个阶段呢？他本人强烈认同精神分析的传统，“人是要理性的，人是要独立的”，而这一部分与他的家庭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当他不能够感觉到他在新的传统当中获得了充分的自在，同时又明确看到自己已无法回到原来的传统、在原来的传统当中获得自在的时候，那是非常孤独的。这种孤独有正面意义：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处在一个断崖上，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那些本来有的东西，本来有的恐惧感。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给汇报国外的督导师。就是来访者在做治疗的过程中，呈现了一些在临床上称之为阻抗的现象。在阻抗澄清之后，我们共同发现来访者面临一个困境，使他觉得如果持续走下去，会不会失去很多很多东西？我就这一点汇报时，督导师问我：你的担心是什么？我意识到如果这个来访者持续在分析当中的话，他可能就要走向离婚了。因为他本人在变化，而他的配偶没有变。
可以预见，这种张力会逐渐变大，最终会以撕裂开来告终。当我表达这种焦虑或者担心之后，督导师就问我为什么你要担心病人离婚呢？我费了很大力气跟她解释了一个谚语：“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至少在中国的传统里婚姻和家庭的稳定胜于个人的解脱。这个传统它坚挺到什么程度？以至于佛教进入中国，也不得不与之协调，并最终顺应它。显然外国督导师没有意识到家庭或是婚姻在中国的传统里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他可能会把这个归因于我自身情结的未被处理。
督导师的回应是：“离就了，离有什么不好？”对一个离了婚的中年女性在西方社会内，在她的传统里可能会享有比较高的社会资源。她的确可以持续在那个传统里比较和谐的生活，但是对中国而言未必。
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现在，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传统。它使得我们分析师在临床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去反省。我是不是以一种传统的继承人自居，而努力想要使来访者招安于我所在传统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他的父母有什么区别吗？他的父母努力使他进入父母的传统。我在努力使他进入我的传统。而可怜的来访者再次被夹在两个传统当中，再次被撕扯。他会在这样一种撕扯的传统当中寻找到自在吗？这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回答呢？据我们传统的理解而言，有点像牛顿式的力学，月球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病人围绕我们转，我们围绕督导转，大家是这样转着，没有人意识到这只是无数种转法之一。为什么一定要围绕太阳转呢？那个传统本身免于任何批判吗？或者是我们需要使用那个传统作为武器来进攻我们自己的传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家庭内的文革。如果它的本质不是为了人的解放，为了来访者的自在，为了本质只不过使来访者在另外一个传统当中获得一种虚假的归属感，这是弗洛伊德的原意吗？或者是他应该有的原意吗？我好像做了一点赶时髦的工作，有点是像广义相对论视角下的心理治疗。所有的传统只不过是时空当中的一系列物体、一系列质量罢了。所有的质量，所有的物体都在影响着彼此。心理治疗本身也没有一个超越于各种传统的优先性，精神分析未必一定代表终极真理的维度。我们仍然需要在这样一种传统的丛林当中，寻找到一块真正的自在之处，哪怕它是暂时的。同时要谨慎地防止再次被束缚。如果我需要非常强烈地依赖一个精神分析师的身份才能活下去的话？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病态呢？哪怕这个传统曾经也给我很多东西。以上就是我对于“传统与自在”这个范畴的一些思考。我无意传递一种确定的信念或者真理，只希望引发思考和温和的好奇，既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因此去反思那些我们不曾反思的东西。既而对什么叫病、什么叫治疗？再次有一种批判式的反思。我想在这一点上，是符合精神分析的核心价值观的，就是认识你自己。我觉得或许对体验的再体验，对反思的再次反思，对疑问的再次追问，可能对于所有传统都是有帮助的。它有助于让我们发现那些传统当中的好的东西。比如一个家庭的传统当他传下来创伤，并且也用这个创伤统治下一代的时候，其实它也把家庭当中存在的一些正性的能量、积极的资源一并传统了下来。往往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的话，就好像有意无意制造了一种对立。比如说，为什么精神分析在我们国家如此流行呢？西方的传统带来一个独立自我或是孤立自我这样的一个新的传统。同时他带来新的传统所包含的病理学。对中国而言，没有个体的病，只有关系的病，那么西方的传统在制造出个体的时候，也一并制造出了个体的病。所以精神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这种病的解药又给送过来了，好像只要在蛇出没的地方，它就有蛇药生长一样。当一个人不得不承担他的西方式孤立自我的时候，他也得承担这个孤立自我所带来的孤独感以及责任、疏离感。这种情况下不是由于他失去了这个传统，恰恰是由于他获得了这个新传统赋予他的一种新病。他必须得在新传统当中获得新的疗法才能再度获得平衡。类似于你先把一个人毒倒，再给这个人解药。咨询师的传统对于来访者而言不是一定有帮助的话，那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当两个人到一起，也就至少两个传统体系到了一起，不只是咨询师影响来访者，来访者也在影响着咨询师。精神分析的很多技术都是当年的来访者发明的，当来访者要求弗洛伊德：“你不要讲话，听我说。”自由联想的传统，在这个时候就由来访者教给了分析师，所以他本身曾经是一个人想要获得自在，自发的一个传统，不过被编织在精神分析的理论里了。我觉得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是两个人的合作，合作对两个人的传统进行反思，继而在传统的丛林当中寻找到一片暂时的自在之所。某些传统，某些精神分析或者是心理治疗的做法，之所以能够通行，正是由于人生活在这个传统里，跟这个传统发生着关系。所有的心理治疗、精神分析都发生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背景下。精神分析有短暂的历史，但是它有漫长的过去。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古希腊精神的再现：认识你自己，明达自治，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解放的古希腊精神的再现。只不过这种精神在漫长的中世纪，转变为潜流罢了。弗洛伊德不是从空中开创了这个传统，他是发现了一个隐秘的传统，而这个隐秘的传统被保存在来访者的症状里。这个症状像是一个伏藏的保存地点一样。正是弗洛伊德的来访者们教给了他这样的一些秘密：“让我说，让我说出我脑子中发生的一切！”正是这样的方法才使弗洛伊德重新再次发现自由联想所带来的治疗魔力。如果说这些理论本身就是来访者的传统，来访者自己所挖掘出的一些疗愈的方法、疗愈的形式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一种稳定的、纯粹的、不变的精神分析传统。你在哪里面对来访者，哪里的来访者将教你他如何本身被治愈。从这一点上来说，不是咨询师把来访者纳入自己的传统，甚至在一开始是咨询师进入到来访者的传统。当来访者开始讲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自己的梦、开始讲自己的家世的时候，咨询师在聆听，分析师就在进入这样的传统。他将和来访者一起探索：这个传统曾经是如何养育了他、支撑了他、后来又阉割了他、甚至想要把他灭掉。其实你要相信来访者有能把自己治好的方式。在他的传统里既包含了病的部分，包含了痛苦的部分，又包含了对于这些部分的对治和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应该以一个“哦，我没有自己的传统，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我愿意跟随来访者的传统，我愿意进入他的传统、倾听他传统中的细节、理解他传统当中的复杂精微之处，最终使得来访者能够自在于这个传统。”当他能够自在的时候，事实上他也获得了一个新的传统。来访者的传统跟分析的传统就交汇在了一起。我并非通过猛烈的解构去除一切价值、摧毁一切价值，达到一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本身也是一种传统。也有人在虚无主义那里得到了属于他的自在，获得他的编制。我本人当然不是虚无主义的，我认为人生是有意义的，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不能简简单单地等于知识。如果说非要找一个离真理最近的一个点的话，我觉得每时每刻的觉知本身，不管是身体觉知还是情感觉知还是语言觉知，都是自由联想的部分，是第一位的存在。这就是最为可靠的东西。体验本身是最为可靠的东西。哪怕它不具有普遍性。我对于精神分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精神分析就是体验“那些经历而未曾经验的存在”。其实就是现象学式的精神分析的定义，重点不是在分析获得某些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是虚妄的，是体验，对于你个人而言那些直接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内把精神分析的咨询叫做个人体验也挺有意思的。作者：张沛超，哲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少壮派精神分析师领军人物。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心里程心理(ID:xinlichenglove)。王浩威、徐钧、张沛超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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