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应用丨数字普惠金融在辽宁省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文 /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 余玲

中国人民银行葫芦岛市分行 赵永强  郭德刚  李唐

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稳中向好。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最新公布全国各地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三个分指数来看，近年来，辽宁省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逐渐向好，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波动趋于平稳并向好发展（见图）。

图  辽宁省数字金融相关指数情况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同于传统金融的覆盖广度定义，以绑定银行卡的第三方支付账户和绑定的银行卡数量等来计算，直接反映了数字金融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覆盖程度，该指标的逐年上升代表了数字金融在省内正逐渐覆盖到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互联网投资理财、保险、贷款等大量数据相关，通过图1可以看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这一指标在2018年发生过短暂的下滑随后平稳上升，大概率与2018年的股市波动及2016年以来网络平台贷款从严监管有关，而随着经济复苏与网络贷款行业的正规化，人民群众消费、投资意愿逐渐恢复，融资需求日益增多，2019—2021年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代表了数字金融的移动化、实惠化、便利化程度，随着移动支付、二维码收款的加速普及，该指标前期增速较快，而随着其市场占有率趋于饱和，增速放缓也在情理之中。

纵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指标各有增减，且增速差异显著，但总指数趋于稳中向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省内的数字普惠金融工作总体布局与推进是合理有效的。

2.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产业发展。随着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辽宁地区产业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概括起来可以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以税务、政务和征信大数据为基础，依托专业金融模型，为缺少抵押物的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例如兴城的泳装产业，在银行业线上、线下优惠贷款政策的全力支持下，已经形成了以小微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从根本上壮大了产业规模。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获客进一步下沉，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赋能乡村振兴，各种助农贷款和惠农政策的集中下乡，助力辽宁水稻、花生、果蔬等产业蓬勃发展，实现了数字化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成功实践。三是实现了业务办理与审批的智能化，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时间成本，辽宁省内各银行App程序线上办理绝大多数业务的同时，也宣传了金融知识，推动民众提升金融素养，对消费升级、内需拉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省内消费和服务业做大做强。

3.数字化金融场景应用增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字化金融的应用场景也逐渐增多，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政府场景持续创新，中国银行在锦州市建设了民政信息查询系统，与市民政事务中心对接，及时、高效配合查询社会救助成员的金融资产信息，保证了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精准应用，助力政府维持社会公平公正，保证民生事项正常运转。二是生活应用场景日趋增多，银行整合多平台数据，全方位提供了支付结算、授信融资、财富管理等普惠金融服务。三是企业场景金融应用不断突破，招商银行打造的“薪福通”在版本迭代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多功能数字化平台，为企业提供“人、财、事”三大方向的数字化管理服务，在自身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助力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深了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以上典型的场景应用案例代表着数字化金融场景应用正朝着多样化、专业化、深层次发展，对实现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保障社会民生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1.普惠性数据获取缺乏便利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数据支撑，而我省在数字化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普惠性数据获取不便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在精准识别普惠客户群体方面存在明显制约，难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惠性金融服务，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外部数据的获取渠道受限，没有整合的数据资源平台和共享机制，数据资源价值未实现充分挖掘。二是数字化思维不够强化，外部获取数据总体数量偏少、质量较低，缺少对客户多维度信息的综合采集手段，数字化赋能普惠金融服务能力不足。三是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客户内外部可查询数据间交叉验证，但数据准确性、真实性、底层逻辑有效性仍需要反复验证，并没有充分体现数字化的先天优势。

2.“数字鸿沟”问题有待弥合。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问题显著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科技平等惠及社会群体。“数字鸿沟”问题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数字金融实施的基础条件不够完善，尤其在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于数字技术创新步伐的短板。二是传统金融企业向数字银行转型较慢，“传统金融+新型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动力稍显不足，持续深化金融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欠发达地区数字金融服务覆盖不足，主要表现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度不够高，居民群众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居民基本金融素养有待提升，区域之间、群体之间金融服务的异质性局面仍然显著存在。

3.政策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在提供服务便利的同时，也凸显了制度保障方面的不足。市场主体在享受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承担了金融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客观来讲，数字金融服务相关的政策制度保障落后于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用户数据安全保密制度存在不足，由于网络安全保障方面制度不够健全，导致金融机构用户个人信息出现被窃取情况屡见不鲜，此类事件严重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立体式监管有待加强，数字金融服务对于传统业务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传统的监管模式，更加强化了对于穿透式监管的制度需求。三是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权益保障力度不足，普惠性金融服务主体遍布社会各类群体，由于金融素养的参差不齐导致对于数字金融服务认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需要更加全面、高效的金融服务制度来保障合法权益。

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群众过程中的作用，提升居民收入、缩小收支差距，增进城乡居民福祉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数据资源整合力度。整合现有数据资源，深入挖掘数据资源潜在价值。数据作为金融服务中的重要生产要素，享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黄金”“新石油”美称，激活沉睡的数据资源，正成为当前激活新动能的关键。

数字化普惠金融发展要顺应数字化发展新趋势，一是要着重加强大数据顶层设计，打破数据孤岛，推动建设数据智能融合、产业生态完善的新型大数据共享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集约化的数据展示，为金融机构授信决策提供科技支持。二是要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覆盖广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尤其加强在社保、工商、税务等数据的资源整合应用，全力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效。三是降低国家级、省级政府平台的对接门槛，提供更加方便、快捷、权威、高效的数据服务，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个体户等“下沉客群”，提供专门的数据增信服务。同时，鼓励相关部门开放更多企业经营、涉诉等公开信息查询接入端口，便于跟银行接入查询，丰富数据库，提升外部可查验数据获取效率和准确性。

2.加大基础投入，推动普惠金融同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目的是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在做大做强经济的同时，使每个人能够平等享受发展红利。“数字鸿沟”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它正在削弱数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金融服务异质化问题。

数字化普惠金融同质化发展需要以下三方面支持：一是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在偏僻地区数据网络资源、智能终端设备等方面的建设，引导资本向落后地区倾斜，从根本上构建数字服务适用条件。二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从传统服务向数字化服务转型，以发展的眼光来迎接市场新挑战，全力构建“传统金融+新型数字技术”成长平台，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能力。三是积极拓宽金融知识传播渠道，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手机短信、电视广播等多途径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着力提升民众的金融知识素养。

3.完善制度保障，营造清朗健康发展环境。数字金融服务在为群众带来便利的同时，金融风险也会持续积累，相关制度保障亟待完善。

数字普惠金融在权益保障方面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要将金融消费者数据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给予制度保障，个人数据滥用要有针对性进行治理，积极推动金融数据安全保护法的立法修订工作，建立金融数据应用的行业标准，构建“法规制度保障+数字金融标准”的网状保障体系。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部门间执法合力，数字金融发展依赖前沿信息技术，广泛通过应用数字化手段，模糊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界限，可能会引发新型金融风险，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隐患，监管部门要积极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改进监管方式。三是提升参与主体的自我保障意识，积极利用“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标准为民利企”等活动开展机会，向全社会传递金融服务保障知识，依靠法律武器、标准知识来保障消费者自身权益，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营造清朗的社会环境。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强大的包容性，依靠数字科技手段，能够让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纵观辽宁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应该缩小城乡发展差异，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资源投入，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促进数字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为服务实体经济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此文刊发于《金融电子化》2024年1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