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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
《上略》设置礼赏，辨识奸雄，揭示成功之道；
《中略》区分德行，明察权变；
《下略》陈述道德，考察安危，揭示残害贤能的罪过。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当时武学必读书《武经七书》编入。
上略
可以用书中原文来概括“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本中通过对设礼赏详细说明，就是要以礼赏来招纳贤士，也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为王者书。并为王者提出了具体的战略策略。
统率将领的办法，是务必要争取英雄的归心。把禄位赏赐给有功的人，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众人的意志。所以，与众人追求的目标相同，这个目标没有不实现的；与众人所讨厌的相一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国治家安，是因为得到了人心；国亡家破，是因为失去了人心。但凡具有精神意志的一类人，都愿意实现自己的志向。
《军谶》说：柔能制服刚，弱能制服强。柔，是一种德行，刚，是一种伤害。弱小者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强大者容易受到人们的怨恨和攻击。有时候要用柔，有时候要用刚，有时候要示弱，有时候要用强。应该把这四者结合起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运用的恰如其分。
事物的本末没有显示出来之前，一般人是难以认识其本质的。天地运行的玄妙规律，可以通过万物的变化表现出来。敌我双方的形势也是变化无常的，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方略。在形势没有发展成熟之前不要贸然行事，一旦时机成熟，便应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就可以百战百胜，辅佐君王取威定霸、一统天下、安定四方了。这样谋划的人，便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所以说：没有不贪强好胜的，却很少有人掌握刚柔强弱这个幽深精微的道理。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也就可以保身了。圣人掌握了这个道理，他的行动总能抓住时机。这个幽深精微的道理，舒展开来足以遍布四海，收拢起来却不满一杯。无须用房舍去安置它，无须用城郭去守护它。只需要藏在心中，就能够使敌国臣服。
《军谶》说：“既能柔，又能刚，则国运光明；既能弱，又能强，则国运昌盛。单纯用柔用弱，则国力必然削弱；单纯用刚用强，国家必定灭亡。”
治理国家的原则，在于依赖贤士与民众。信任贤者如同自己的心腹，使用人民如用自己的手足，政令便不会有什么纰漏呢。这样，行动起来便会像四肢与躯干一样协调，像各个关节一样互相照应，像天道运行一样顺乎自然，灵巧得没有一点造作痕迹。
统军治国的关键，在于体察众人的心理，采取相应的措施。处境危险的要使之安全，心存畏惧的要使之欢愉，离乡逃亡的要加以招还，含冤受屈的要予以昭雪，上告申诉的要调查清楚，地位卑贱的要加以提拔，恃强行暴的要加以抑制，与我为敌的要加以清除，贪图钱财的要厚给赏赐，自愿效力的要予以任用，怕人揭短的要替其隐讳，善于谋划的要与之亲近，爱进谗言的要弃之不用，诋毁之言要反复核实，反叛之人要坚决消灭。蛮横之人要挫其锋芒，骄傲自满的就要警告，愿意归顺的要招徕之，已被征服的要给予安置，战败投降的要给予宽大。占领了坚固的地方要注意守卫，占领了险隘的地方要加以阻寒，占领了难以攻打的地方要驻兵把守，占领了城邑要分赏有功之臣，占领了土地要分封出力之士，获得了财物要赏赐给众人。敌人行动要密切监视，敌人接近就要严加防备，敌人强大要卑而骄之，敌人安逸要引而避之，敌人盛气凌人要有待其衰，敌人凶暴要暂时退却，敌人悖逆要伸张正义，敌人和睦要分化离间。顺应敌人的行动来挫败它，利用敌人的情势来击破它，散布假情报以造成敌人的过失，四面包围将其歼灭。胜利时不要将功劳归于自己，获得财物不要自己独占，攻打城池不要旷日持久，立其国之人为君而不要取而代之。诸子界公众号出品。
决策出于自己，功劳归之将士，哪里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利啊！让别人做诸侯，由自己做天子。使他们各保城邑，让他们各自征收财赋。世上的君主能以礼祭祀祖先，却很少能爱护自己的民众。尊敬祖先是亲亲之道，爱护民众才是为君之道。爱护民众的君主，重视农桑，不违农时，减轻赋税，民众不贫。于是国家富足，民众安乐，然后再选拔贤士去管理他们。所谓的贤士，就是人们所说的英雄。所以说，网罗了敌国的英雄，敌国就会陷入困窘的境地。英雄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得到了骨干，获取了根本，便能够政令畅通，民无怨言。
用兵的要义，在于注重礼节，厚给俸禄。注重礼节，智谋之士便会前来投奔，厚给俸禄，忠义之士便会视死如归。所以，给予贤士俸禄时不应吝惜财物，奖赏有功之臣时不应拖延时日。这样，部属们便会同仇敌忾而削弱敌国了。用人的原则，应是封爵以尊崇他，厚禄以赡养他，这样贤士就会自动来归了。以礼节来接待他，用大义来激励他，贤士便会以死相报了。
身为将帅，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死生，才可与敌作战。如此才会我军大获全胜，敌人全军覆没。以往良将用兵，有人送给他一坛美酒，他让人倒在河中，与士卒同流而饮。一坛酒不能使一河之水都有酒味，而三军将士都想以死相报，这是因为将帅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感激奋发啊。
《军谶》说：军井没有打好，将帅不说口渴；帐篷没有搭好，将帅不说疲劳；饭菜没有烧好，将帅不说饥饿。冬日不独自穿皮衣，夏日不独自用扇子，下雨不独自打雨伞，这就是所说的“将礼”。能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军队便会万众一心，不可分离，南征北战，不觉疲劳。这是由于将帅平日里积蓄恩惠、上下一心的缘故。所以说：不断地施恩惠于士卒，便可以赢得千万人的拥护。
将帅的威严源于号令，作战的胜利在于军政，士卒的敢战根于听命。因此，将帅要令出必行，赏罚必信，像天地时令那样不可更易，这样，将帅才能统御士卒。士卒服从命令，才可以出境作战。统帅军队、把握态势的是将领，夺取胜利、打败敌人的是士卒。所以，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统率三军，离心离德的士卒不能用以攻伐敌国。这样的军队，攻打城池难以拔取，图谋市镇难以占领，两件事都做不到，反而会使军力疲惫不堪。军力疲惫不堪，就会使将领更加孤立，士卒更加抗命。这样的军队，用来守卫则阵地必不稳固，用来作战则士卒必然溃逃。这就叫做师老兵疲。师老兵疲，将领就没有威信。将领没有威信，士卒就不怕刑罚。士卒不怕刑罚，军队就必然混乱。军队混乱，士卒就必然逃亡。士卒逃亡，敌人就必然乘机进攻。敌人进攻，军队就必然大败。
《军谶》说：良将统率军队，以恕己之道治理部下。广施恩惠，军队的战斗力就会日新月异，交战时就像狂风一样迅疾。进攻时就像河决一样猛烈。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军队攻上来，却根本无力抵挡。敌人只能俯首向我投降，却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将领能身先士卒，他的军队便可以称雄天下了。
《军谶》说：治军应当以奖赏为表，以惩罚为里。赏罚分明，将领的威信才能树立起来。选官用人得当，士卒们才会心悦诚服。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敌国就会惧怕。
《军谶》说：贤士归附的国家，一定会所向无敌。所以，对待贤士要谦恭而不可简慢，对待将帅要令其心情愉快而不可使之有隐忧，对于谋略要深思熟虑而不可犹豫不决。待贤简慢，下属就不会悦服。将有隐忧，君主与将领之间便互不信任。谋略犹豫，敌国就会乘机得势。这样去打仗，必然招致祸乱。
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将帅是国家命运的掌握者。将帅能率军战胜敌人，国家才会安定。
《军谶》上说：将帅应能清廉，能沉静，能公平，能严肃，能接受劝谏，能明断是非，能容纳人才，能博采众议，能知各国风俗，能通山川形势，能明险关要隘，能把握三军的形势。所以说，举凡贤臣的睿智，君主的远虑，民众的议论，官员的意见，以及天下兴衰的往事，都是将帅所应当了解的。将帅能思贤如渴，有谋略的人就会聚集在他周围。将帅不听下属的意见，杰出的人才就会散去。不采纳谋士的良策，谋士就会叛离。善恶不分，功臣就会灰心。一意孤行，下属就会归咎于上。自我炫耀，下属就不愿多建战功。听信谗言，军队就会离心离德。贪图钱财，坏的东西就无法禁止。贪恋女色，士卒就会淫乱无度。将帅如有上面的一条，士卒就不会心说诚服。有了两条，军队就没了法纪。有了三条，全军就会溃败。有了四条，就会给国家带来灾祸了。
《军谶》上说：将帅的谋划要秘密，士卒的意志要统一，攻击的行动要迅速。将帅谋划秘密，奸细便无机可乘。士卒意志统一，军心便团结不离。攻击行动迅速，敌军便不及防备。做到了这三条，军队的行动计划便不会失败了。将帅谋划泄露，军队的有利态势便失去了。奸细窥得内情，军队的祸患便无法制止了。不义的财物进入军营，各种坏事便一齐发生了。将帅有了这三条，军队一定会溃败。将帅谋浅虑短，谋士就会离去。将帅怯懦无勇，官兵就会惶恐。将帅轻举妄动，军心便不稳定。将帅迁怒于人，上下就会畏惧。
《军谶》上说：谋深虑远，坚定勇敢，是将帅高贵的品德。适时而动，当怒而怒，是将帅用兵的艺术。这四项，都是将帅要经常提醒自己的。
《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军谶》上说：军中没有资财，士就不来归附。军中没有奖赏，士就不勇往直前。
《军谶》说：在香美的鱼饵的引诱下，必定有上钩之鱼。在厚重的赏赐引诱之下，必定有敢死之士。所以，使士衷心归附的是礼，使士乐于效死的是赏。以礼来招徕重视礼节者，以赏来吸引追求赏赐者，那么所需要的人才也就来到了。所以先以礼相待，后来又反悔的，士就不会留在营中。先以赏示人，后来又反悔的，士就不会为之效命。只有礼、赏始终如一，士才会争着为其赴死。
《军谶》上说：要进行战争，务必事先厚施恩惠。要进攻别国，务必事先与民休息。能以少胜多，是厚施恩惠的结果。能以弱胜强，是得到民众拥护与支持的结果。所以优秀的将帅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士卒。这样就能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在战争中百战百胜了。
《军谶》上说：用兵的关键，在于首先查明敌情。了解其库存的实虚，估计其粮食的多少，判断其兵力的强弱，调查其天候与地形情况，寻找其薄弱环节。所以，国家没有战争而运送粮食的，说明其国势空虚。百姓面黄肌瘦的，说明其民众贫穷。从千里之外运粮，百姓就会饥饿。临时砍柴做饭，军队便无隔宿之饱。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一年之粮。二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两年之粮。三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三年之粮。这正是国势空虚的表现。国势空虚，百姓就会贫穷。百姓贫穷，上下就不会亲睦。敌人从外面进攻，百姓在内部生变，国家就必然崩溃。
《军谶》上说：君主暴虐无道，官吏便会苛切诛求。横征暴敛，滥用酷刑，老百姓便会起来反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亡国之兆。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谶》上说：内心贪婪而外表廉洁，以欺骗的手段猎取好的名声，盗用朝廷的爵禄以行私惠，使上上下下都认不清真相，伪为谦恭而外示正直，以此骗取高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窃国之始。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上说：官吏结党营私，各自引进亲信，网罗奸邪之徒，压制仁人贤士，背弃公道，谋取私利，同僚之间，攻讦不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乱之源。
《军谶》上说：强宗大族，相聚为奸，虽然没有国家授予的官职，却十分显赫，威风所至，无人不惧，彼此勾结，如同葛藤盘根错节一样，私布小恩小惠，侵夺朝廷大权，欺压穷苦百姓，国内怨声载道，骚动不安，群臣却隐蔽实情不敢直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乱之根。
《军谶》上说：世世代代，为奸作恶，侵蚀天子的权威，一举一动，皆为自己谋取私利，歪曲文法，连高高在上的君主都受到了威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之奸贼。
《军谶》上说：官多民少，尊卑不分，以强凌弱，无力禁止，连君子也受到牵连，这样，国家必定要蒙受其难。
《军谶》上说：喜爱好人而不任用，厌恶坏人而不贬斥，有才有德的人被迫隐退，品行恶劣的人却当权执政，这样国家必会深受其害。
《军谶》上说：宗室势力强大，互相勾结，窃居要位，欺下犯上，时间久了，势力将越来越大，而君主又不忍心铲除，这样，国家必定要遭到败坏。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其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谶》上说：奸佞之臣掌权在上，全军不满，这种人倚仗权势，自我吹嘘，他们行动违背众人意志。平庸无所作为，苟且讨好。刚愎自用，做一件事就自夸功劳。非议指责德行高尚的人，诬蔑他们庸碌无为。不分善恶，都和自己差不多。他们积压政务，使命令不得畅通。标新立异，变更古制，更易常法。君主任用奸佞之臣，必受他们的祸害。
《军谶》上说：奸雄相互称许，遮掩君主的视线；谗毁赞誉同时出现，堵塞君主的耳听，各自偏袒私党，使君主失去忠臣。
所以，君主明察反常之言，才能发现祸乱的萌芽；人主聘用儒士贤才，奸雄就会逃遁；人主任用老臣，万事才会治理；人主聘用隐士，才是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人君谋划国事，倾听背柴平民的意见，其功业方可记述；不失民心，他的德行就远扬天下。
中略
本篇概括为“差德行，审权变”，和上略一样强调以人为本，以德服人，但本篇主要特点是在用人上提到了“权变”，就是要以个人不同的特点而加以利用，虽然王者以德治人，但利用人时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一点，只要其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了。本篇提出了“谲奇”和“阴谋”这些用人的策略。
君主通晓此书，对自己的江山社稷有很大的帮助；作为大臣，通晓这本书之后，也能知道如何明哲保身，不遭到君主的残害。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逃脱功高震主的命运，唐朝诗人刘禹锡对此深为感叹：“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群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
三皇不需要任何言论，教化便遍及四海，所以天下的人不知道该归功于谁。五帝效法天地运行，增设言教，制定政令，天下因此太平。君臣相互谦让，都不居功，四海之内，教化顺利实现，黎民百姓却不知其中的原因。所以，使用臣属不需依靠礼法和奖赏，就能做到君臣和美无间。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三王用道德治理民众，使民众心悦诚服。三王制定法规，以防衰败，天下诸侯按时朝觐，天子的法度实行不废。虽然有了军备，但并没有战争的祸患。君主不怀疑臣属，臣属也不怀疑君主。国家稳定，君位巩固。大臣适时功成身退，君臣之间也能和睦相处而无猜疑。五霸用权术统御士，以信任结交士，靠奖赏使用士。失去信任，士就会疏远了。缺少奖赏，士便不会用命了。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说：出兵打仗，统军将领要能独断其事。如果军队的布署进退受君主的牵制，那么很难打胜仗。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上说：对智者、勇者、贪者、愚者的使用方法各有不同。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财的人追求利禄，愚鲁的人不惜性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人的微妙权术。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说会道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因为这样会惑乱人心。不要用仁厚的人管理财务，因为他会曲从于下属的要求而浪费钱财。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上说：军中要禁绝巫祝，不准他们为将士们预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军势》上说：使用侠义之士不能靠钱财。所以，义士是不会替不仁不义的人去卖命的，明智的人是不会替昏聩的君主出谋划策的。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君主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大臣就会背叛；君主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就会丧失权力。大臣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无法辅佐君主；大臣也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国家就会衰弱。但是大臣威势过了头则会害了自己。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所以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观察世道的盛衰，衡量人事的得失，然后制定典章制度。所以诸侯辖二军，方伯辖三军，天子辖六军。世道乱了，叛逆便产生了。天子的德泽枯竭了，诸侯之间的结盟立誓、互相攻伐也就出现了。诸侯之间，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于是便争相延揽英雄豪杰，与之同好同恶，然后再运用权术。所以，不运筹谋划，是没有办法决嫌定疑的；不诡诈出奇，是没有办法破奸平寇的；不秘密谋划，是没有办法取得成功的。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
圣人能够体察天之道，贤人能够取法地之理，智者能够以古为师。所以，《三略》一书，是为衰微的时代而作的。《上略》设置礼赏，辨识奸雄，揭示成败之理。《中略》区分德行，明察权变。《下略》陈述道德，考察安危，说明残害贤人的罪过。所以，君主深通《上略》，就可以任用贤士、制服敌人了。君主深通《中略》，便可以驾御将帅，统领兵众了。君主深通《下略》，就可以明辨兴衰的根源，熟知治国的纲纪了。人臣深通《中略》，就可以成就功业，保全身家。
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
军队一旦编成，是无法仓促解散的；兵权一经授予，是无法马上收回的。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这是君主权位生死存亡的时候。所以，削弱他的地位，剥夺他的兵权，这是霸者驾驭将帅的方略。因此，霸者的行为是驳杂不纯的。保全社稷，收罗英雄，这是《中略》所论述的权变。历代做君主的，对此都是匠心独运、秘而不宣的。
下略
本篇依旧强调德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指出为王者治理国家要尊于道，道与德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两者得到很好的统一，那国家的安危就可预知，只有道与德行于天下，那贼人贤士就会自动现其身，只要贤士皆能归附，则王者就无敌天下。
能够拯救天下危险的人，就能得到天下的安宁；能够除掉天下所忧愁的人，就能安享天下的乐趣；能够解救天下于祸患的人，就能获得天下的福祉。只有视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能够明白人民的心声，从而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政令，与民休息，使人民和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然后，天下才能得到安定，国富民强，达到大治。
能够拯救天下倾危的，就能得到天下的安宁；能够解除天下忧患的，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快乐；能够解救国家灾祸的，就能够得到天下的幸福。所以，恩泽遍及于百姓，贤人就会归附他；恩泽遍及于万物，圣人就会归附他。
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贤人归附的，国家就能强盛；圣人归附的，天下就能统一。使贤人归附要用“德”，使圣人归附要用“道”。贤人离去，国家就要衰弱了；圣人离去，国家就要混乱了。衰弱是通向危险的阶梯，混乱是即将灭亡的征兆。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
贤人执政，能使人从行动上服从；圣人执政，能使人从内心里顺从。从行动上服从，便可以开始创业了；从内心里顺从，才可以善始善终。使人从行动上服从靠的是礼教，使人从内心里顺从靠的是乐教。所谓的乐教，并非指金、石、丝、竹，而是使人们喜爱自己的家庭，喜爱自己的宗族，喜爱自己的职业，喜爱自己的城邑，喜爱国家的政令，喜爱社会的伦理道德。
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这样治理民众，然后再制作音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使社会不失和谐。所以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天下快乐；没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自己快乐。使天下快乐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使自己快乐的，不久便会亡国。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不修内政而向外扩张的，劳而无功；不事扩张而修明内政的，逸而有成。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民众渴望报答君主，国家就会出现许多忠义之臣；实行劳民伤财的政策，民众心中抱怨君主，国家就会出现许多怨恨之民。所以说，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尽力于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国家就会平安；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残破。
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统治残酷暴虐，世世代代都要受害。事情超过了限度，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失败。不正己而正人者其势拂逆，先正己而后正人才顺乎常理。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所以，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修己安人，是德的途径；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命”，书写在竹帛上叫“令”，执行命令叫“政”。“命”有失误，“令”就不能推行。“令”不推行，“政”便出现偏差。“政”有偏差，治国之“道”便不能通畅。“道”不通畅，奸邪之臣便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损害。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
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路途十分遥远；招引不肖之徒，路途却十分近便。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不远千里寻求贤人。因此，能够保全功业，尊崇贤人，臣下也能尽心竭力。弃置一个贤人，众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奖赏一个恶人，众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
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
贤人得到保护，恶人受到惩罚，就会国家安定，群贤毕至。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社会就不会得到治理。疑虑消失，困惑解除，国家才会安宁。一项政令违背民意，其他政令也就无法推行；一项恶政得到实施，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所以，对顺民要实施仁政，对刁民要严加惩治，这样，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人无怨言了。
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怨气的民众，叫做违背天道；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仇恨的民众，灾祸将无法挽救。治理民众要依靠贫富均平，贫富均平要依靠政治清明。这样，民众便会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犯上的人反而更加高贵，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虽然有圣明的君王，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犯上的受到惩处，贪鄙的受到拘禁，这样教化才能得到推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品德高尚的人，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讲究节操的人，是无法用威刑屈服的。所以圣明的君主征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罗致。罗致品德高尚的人，要讲究礼节；罗致崇尚节操的人，要依靠道义。这样，贤士便可以聘到，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端倪，洞悉治乱的关键，懂得去就的时节。虽然穷困，也不会贪图将亡之国的高位：虽然贫苦，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隐姓埋名、胸怀经邦治国之道的人，时机到来后一旦行动，便可以位极人臣。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勋，所以，他的道术高明，美名流芳千古。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
圣明的君主进行战争，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用来诛灭残暴，讨伐叛乱。用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就好像在无底的深渊旁边去推下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一样，其胜利是必然的。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是不愿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天道是厌恶战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争，才是顺乎天道的。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失去水肯定要死亡。所以，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灵，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伤害。生杀大权操于其手，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国家才能长久。生杀之权操于国君，国家才能安定。百姓穷困，国家就没有储备。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
重用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重用奸臣，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了。亲疏不当，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大臣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上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伤害贤人的，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就会遭到报应。妒忌贤人的，名誉就不会保全。诸子界公众号整理发布
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举荐贤人的，子孙后代都会受惠于他的善行。所以君子总是热心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百个人有害处，民众就会离开城邑。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万个人有害处，全国就会人心离散。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全篇完)
《黄石公三略》原文共3800余字，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
《三略》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余字，占全书的1/6强。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三略-上略》共2100余字，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内容丰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
其主要内容：
①强调民本、兵本思想，注重收揽人心、民心。这也是该书政略思想的核心。
《三略》开篇即指出：夫主将（治理、统率）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摧毁）。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人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这里的英雄指德才杰出的文臣武将，通志于众的众指民众、庶民。它不仅强调收揽英雄之心，同时指出君主的意愿要与民众相贯通，强调上下要同心，体现了它的民本思想。
《三略》认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它还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这里的“贤”也即英雄。《三略》十分重视收揽英雄之心，民心对于英雄，它认为不仅要使贤如腹心，而且要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依功进行封赏，并且赏功不逾时；对于庶民百姓，它强调要广施恩惠，爱护民众，具体应做到：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既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增加了国力。
《三略》还引用《军谶》：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的思想，强调富国先富民，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克敌制胜。从注重收揽人心的角度出发，《三略》指出治国统军的根本在于察众心，施百务，即体察各类人物的心理特征和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并列举出20个心态各异的人物，一一提出治理办法，总的原则是，消灭怀有敌意的人，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
《三略》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军略上，即是兵本思想，强调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它认为：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并指出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三略》的兵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
②主张治国统军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柔、弱、刚、强四者兼施，巧妙运用。
《三略》借《军谶》之语，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并解释说：柔者，德也；刚者，贼（祸害、灾难）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因此只有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才会使国家强盛，前途远大，单纯用柔用弱或用刚用强，都将使国家衰弱、灭亡。
《三略》还认识到，人的主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指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并认识到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提出战略战术的制定，要依据敌情的实际变化而不断修正，改变，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因敌转化.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它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
③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军事战略原则。
《三略》十分强调对战略要地的占领和控制，要求获固守之，获厄（险要关卡）塞之，获难（冲要）屯之（派兵屯驻）。
这种思想既是对前人在险要地形用兵战术的继承，又是对秦汉以来战争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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