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人类文明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对探索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历史规律为遵循，以文化自信为力量之源，以开放包容为重要基础，以守正创新为根本原则，为破解“文明体何以赓续”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逻辑的总体性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以“全面协调”超越“单向失衡”，以“共赢共享”超越“零和博弈”，以“独立自主”超越“中心依附”，为破解“现代文明何以脱困”问题提供了中国理念。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眼人类文明结构性转型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人类文明向何处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体 现代文明 人类文明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文明是历史的结晶。如何推动实现文明体的赓续发展，如何摆脱现代文明的深层困境，如何开辟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三大问题，笔者称之为“文明三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宏阔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与人类文明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以中国实践求解“文明三问”向度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文明作为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既表征人类超越原始、蒙昧、野蛮阶段而获得的高阶化生存状态，也体现为人类在创造物质、制度、精神等各种文明成果过程中所结成的复杂社会组织，亦即所谓的文明体。文明体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文明赖以存续的前提基础。实践表明，无论是文字的诞生、青铜器的使用、城市的兴起，抑或私有制的起源、阶级的形成、国家的产生，这些历来被视作文明标志的历史现象都与文明体这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其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统合汇聚其他文明现象的核心力量。正是通过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秉持相同或相近精神文化、价值观念、行为体系的人们才得以结成“命运与共”的文明体，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基本单元和实践依托。能否推动实现文明体的赓续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更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体的绵延与赓续世所罕见，文明体的断裂与失落却比比皆是。以世界最古老的几大文明体为例，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均被公元6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所取代；古希腊文明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被罗马所征服，其后兴起的古罗马文明又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宣告沉寂，以致给世界历史留下“罗马之后再无罗马”的喟叹；至于美洲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则随着15世纪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而最终消亡。与这些文明体相比，中华文明展现出强大的历史韧性，保持了文明血脉和国家形态的绵延赓续。从时间来看，中华大地有百万年人类史、1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但是中华民族在人口基因、文化认同、精神信仰上却始终保持长时段的历史延续性和统一性；从空间来看，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拓展出广阔的地理疆域，相继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到“南至‘南海九郡’、北到长城地带、西达西域、东临东北亚”，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向内凝聚的文明底色却始终坚守如一。正是通过对世界文明历史兴衰的观察比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智识和实践智慧对世界其他文明体赓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遵循历史规律是文明体赓续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阶级对抗，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深刻影响文明体的兴衰成败。当一个文明体赖以形成的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其内部的阶级对抗便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其赓续发展便拥有了相应的机遇和条件；反之，当生产关系阻碍或束缚生产力发展时，文明体内部阶级对抗和外部压力将同步加剧，进而使之逐步丧失赓续发展的历史动力和竞争博弈的比较优势。由此观之，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体之所以难以为继，归根结底是因为其没有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及时化解阶级对抗和有效应对外部压力，从而导致其国家形态的历史断裂和文明精神的消散失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蕴含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理论自觉，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规律，这是其绵延不断且在新时代迎来再度复兴的根本原因。展开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重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注重发挥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注重发挥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注重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观察分析问题，妥善处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坚定文化自信是文明体赓续的力量之源。举凡文明体无不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明特性，前者是文明体赖以存续的历史根基，后者是文明体确证自我的根本依据。一个文明体是断裂失落还是绵延不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否对自身传统文化和文明特性抱以正确的理解与认知。以古罗马文明为例，这种文明承继了古希腊理性、民主的文明精神，并发展出宗教宽容、法治完备、务实进取的独特品格，然而却由于大肆对外扩张失落了威望荣誉，败坏了积极进取的品性，又由于放任基督教一家独大和排挤传统宗教丢掉了宗教宽容本色，引发了社会精神信仰的混乱无序，最终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盛极而衰的典型案例。反观中华文明，虽历经5000多年历史风霜，但一以贯之地秉持和传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沉淀形成了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核心的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沃土，致力于以新的历史实践充实和丰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具体而言，就是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性筑牢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精神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以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矢志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以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和平、和睦、和谐的文明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秉持开放包容是文明体赓续的重要基础。文明体赓续发展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相反总是会面临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在这一过程中，能否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兼容并蓄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并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将这些成果有机纳入自身之中、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是决定文明体能够赓续的关键所在。中华文明从来不排斥其他文明，从来不企图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开放的文化胸怀拥抱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古代，随着汉武帝开通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相继传入中国，期间不但没有引发欧洲文明史上的宗教战争，相反同我国本土的道教和儒家思想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嫁接融合，从而形成了多宗教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文化奇观。在近代，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势入侵，中华文明敞开怀抱虚心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并经过反复筛选和比较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跨越，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坚持守正创新是文明体赓续的根本原则。创新意味着通过文明的更新再造以应对时代挑战、开创历史新局，守正意味着文明创新必须以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基础，确保“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这一点在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表现出了借由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互融合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智识。例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曾详细阐释过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设想，他认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是实现文明再造的必由之路。这条路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虽然富有远见地洞察到中华文明再造的历史实质及其内在机理，但是却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也没有对究竟用何种西洋文明同中华文明相“化合”作出合理的解释。直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飞跃，如何再造中华文明的问题才得以科学解决。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高度自觉。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此后，从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到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再到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不断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推动实现中华文明的更新再造。
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所谓现代文明，是指由蒸汽机革命和机器大工业所引发的文明变革的成果，亦即由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区别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文明形态。用马克思的话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的深层困境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矛盾所导致，集中体现为西方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所造成的“五重分裂”，即“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分裂，“目的”和“手段”的分裂，“物象”和“关系”的分裂，“无产者”和“资本家”的分裂，以及“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分裂。面对西方现代化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是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是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是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这些都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时代课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内在蕴含对西方现代化及其文明逻辑的总体性超越，为人类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理念。
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资本是创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与以往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在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集中体现为资本与人的“双重异化”，即资本异化为统摄现代文明的“主体”和“目的”，人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客体”和“手段”。循着“双重异化”逻辑，西方现代文明把社会发展同人的发展相对立，造成技术革新与人口规模的严重对立，以牺牲工人阶级劳动机会和身心健康为代价换取所谓“技术的胜利”；把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所有者相分离，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不平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把人的现代化确立为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把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这样就从根本上重构了人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底层逻辑，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人口悖论与两极分化困境。以人口问题为例，西方现代化在看待人口问题上总是陷入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将人口作为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加以高度重视和深度开掘；另一方面，又将人口视为现代化的包袱加以清除或“甩锅”。基于前一种认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早期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采取对内兼并土地或帮助农民解除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和实行工厂制，对外大规模开展奴隶贸易等方式，来达到其资本大幅度增殖的目的。基于后一种认识，西方国家常常以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为由或看衰中国的现代化前景（如艾奇逊），或制造中国现代化灾难论（如奥巴马）。与西方现代化人口悖论相反，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既清醒认识人口众多的严峻挑战，又高度重视调动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成功将超大人口规模转化为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富有潜力的市场优势，为世界其他国家认识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以“全面协调”超越“单向失衡”，突出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西方现代文明因着“资本至上”逻辑在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上陷入了“单向失衡”的困境。从社会发展看，西方现代化将自然领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和经济领域等价交换原则作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既造就了物质丰裕的文明景观，也催生了“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怪物”，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冰冷的物与物的关系，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面临严重失衡。从人的发展看，西方现代化促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人对人的依赖”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的深刻转换，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相应的历史条件，也深层遮蔽和压制人的自由本性，“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从人与自然关系看，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者的姿态面对自然，以牺牲本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为代价谋取资本增殖，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无原则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原则，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单向失衡”困境。一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物质丰裕和精神富足；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作为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强调“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努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与和谐的精神生态；三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与自然看作紧密联系的生命共同体，统筹把握现代化发展需要同自然资源承受能力的关系，强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开辟了新道路。
以“共赢共享”超越“零和博弈”，突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西方现代文明把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作为认识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精神底座，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以资本为驱动、以理性为原则、以竞争为主要方式的“零和博弈”思维，导致在社会内部治理和对外交往关系两个层面都陷入相互对抗的困境之中。从内部来看，“零和博弈”思维在政治上加剧了精英和大众的对立，使西方民主政治长期面临政治极化、否决政治等严峻挑战；在经济上加剧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对立，为资本无序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使西方经济结构日趋金融化、空心化；在社会上加剧了不同族群间的矛盾和对抗，使种族歧视和阶层撕裂成为西方社会始终难以克服的顽疾；在文化上加剧了不同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使凝聚社会共识变得举步维艰。从外部来看，“零和博弈”思维在历史上体现为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在现时代体现为西方国家比比皆是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正如马克思所言：“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根基之上，内在秉持中华文明家国一体、敬业乐群、立己达人的精神禀赋，自觉葆有马克思主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人类解放为指向的价值准则，以团结而非分裂、合作而非对抗、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的和合思维，超越了西方文明的思维局限和价值困境，使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不仅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所共享，更广泛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以“独立自主”超越“中心依附”，突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西方现代文明以形而上学唯心史观为基础形成了“中心-依附”式的现代化叙事逻辑。一方面，将西方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抽象为普适化的现代性规定，构建“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叙事。这种叙事将现代化理解成作为本质规定的现代性向社会历史实践的转化过程，把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多样化实践看作不断趋近或践履西方现代性规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将现代化的历史解释为线性演化的过程，构建从传统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进步的历史叙事。按照线性演化的逻辑，现代化的过程“在地理版图上被描述为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辐射至全世界的历史轨迹，在实践形态上被刻画为从传统到现代、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转型，在文化记述上被建构为‘以现代文明烛照野蛮民族’‘以普世价值引领人类发展’的历史叙事”。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发现代化的历史优势，把自身的现代化叙事同其开展殖民侵略、帝国主义战略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构建起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依附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企图制造和固化“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秩序。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的，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沿着这条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贯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深层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从而不仅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哲学硬核与叙事逻辑，更以无可辩驳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证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为那些既希望走向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总体而言，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文明正处于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从“形而上学时代”到“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历史转换之中，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等一系列异常复杂的力量博弈和价值选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礼敬”，旨在以民族化的创造性实践探索破解“人类文明向何处去”问题，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
深化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性认识，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围绕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国际上曾一度形成“文明类型论”（汤因比）、“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历史终结论”（福山）三种较为典型的理论范式。前者的要旨在于超越世界文明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化叙事”，提倡赋予不同文明以同等价值，探索多元主义的文明共生模式；中者的要旨在于超越冷战背景下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文明观，主张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冲突作为看待解释后冷战背景下全球政治秩序重构的基本逻辑；后者的要旨在于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统摄人类文明，宣称世界历史必将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实践表明，这三种理论范式或因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或因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局限，最终都难以解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历史事实，更无法科学解答现时代文明之问并为其找到正当合理的实践解决路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充当了西方国家大肆推行“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的“帮凶”。与这些范式相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不同文明共存共荣、交流互鉴开辟了崭新道路。展开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突出文明本质的实践性和民族性，强调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突出文明特征的平等性和多样性，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突出文明发展的创新性和互动性，强调文明发展必须推陈出新、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这些具有原理性的重大论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应用，为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提供了根本遵循。
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现代文明所开启的世界历史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和趋势：一是文明创造的主体更趋扩大化，即文明创造不再是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特权，而是实质性地成为“群众的事业”，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二是文明创造的实践更趋全球化，即文明创造不再局限在“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而是“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三是文明创造的成果更趋共享化，即世界历史时代的文明创造日益消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由此所形成的文明成果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正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创造性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葆有着深刻的文明意蕴。展开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愿景与历史担当；传承中华文明基因，集中体现中华文化“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明理念、“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大国担当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邦交原则；构筑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根基，聚焦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和共同发展，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由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所导致的文明差异和价值分歧；引领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着眼人类文明的结构性转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由此所生成的“文明之问”不是一时一事、一国一域的问题，而是涉及文明形态意义上的结构性转型。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使世界经济中心发生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历史性转移；从政治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深刻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使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更趋加剧，使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更趋激烈；从文化上看，伴随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减弱，不同国家间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渐加剧，文化文明问题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政治经济意图；从科学技术上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使人类社会在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迎来了信息文明的曙光。伴随人类文明的结构性转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实质上已经转化为如何冲破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原有文明结构，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困境，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构成这一宏阔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变量”，肩负着推动人类文明结构性转型和引领开辟世界历史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使命。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担当，其重要标志就是明确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互联系的理论整体，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性实践。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深刻规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属性与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表征，内在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意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其实质就在于推动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朝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借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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