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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致戴明说书札册》为香港近墨堂基金会所藏，内含王铎致戴明说书小楷杜诗一件，及王铎致戴明说二十三通手札，并附薛龙春教授的论文两篇，分别为《王铎与戴明说》及《刻贴编排对王铎墨迹的改动》。
王铎字觉斯，又字觉四、觉之，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举进士，为庶吉士，散馆之后授检讨，历升礼部右侍郎、南礼部尚书。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铎率清军入南京，王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嗣后，他随多铎前往北京，并于第二年（1646）正月接受清廷任命，以礼部侍郎管宏文院事。戴明说字道默，号岩荦，直隶沧州人，明崇祯七年（1634）举进士，由户部主事累迁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攻陷京师，戴明说投降，后逃归原籍。顺治元年（1644）六月起原官，二年（1645）五月迁太常寺少卿，纍官至户部尚书。后因魏裔介弹劾革职，寻死。王铎与戴明说相识于戴任职户部之后。崇祯十二年（1639），王铎曾为戴明说作《临帖轴》同时也向戴求画。《见戴给谏岩荦画山水甚奇，求之以歌》云：『戴君多学未易测，人知封事救时棘。不知诗画皆古人，虚远孤高不着色。胸中元气不可当，恍惚蛮山就沧浪。千岩万岩造尽，心渐深入精神生。居之可以顿忘老，苦被官缚入不蚤。我虽忧时壮浓，道难可容写出祝融谷，添染江山浓淡峰。』此时的王铎正处于失意之中，在上一年与杨嗣昌的斗争中，他被降三级照旧管事一二，而他的几位友人如黄道周、刘同升、赵士春、何楷、林兰友、马思理等的则结局更为悲惨。在诗中，他自称忧时却不为所容，而戴明说创造的山水田园正是他向往的栖身之所。入清之后，王铎与戴明说比邻而居，有频繁的书札往还。在顺治三年（1646）三月的一封信中，王铎视戴氏为挚友，以雅道相尚：『长安中风尘蹩蹩，足下独窥雅道，日与昔人古处，锐于饥渴，左提右挈，行当狎主葵丘。僕以邾莒从事焉，然不敢不勉，但恨僕瓮天蠡海，其何以自策也，执鞭弭以仰沫于坛坫之下。』二人的诗文集中也留下了大量共同游览或是宴集的诗作，如《定园诗集》所收《同王觉斯学士游紫芝白石山房》《感敬哉贻酒，东王觉斯学士》《闻觉斯与玄道士拟山游有念四首》四《于石氏医室赠山水图，同觉斯》《同觉斯夜坐》《周计百画竹行》等，《拟山园选集》诗集收《崖内东道默》《岩荦邀饮先农坛，雨中同北海、二如、岱云》《道默、文衣同坐汪洋斋》《直岩荦午刻招饮，时韫退、玉叔、枚先亦见招，闻括苍事白，因识所怀》《孝仲招集远心阁前院，同岩荦、雪航》等。他们的共同友人有王崇简、黄甲第、周治、孙承泽、孙昌龄、张鼎延、宋之普、乔鉢、赵进美、宋琬、孙廷铨、吴达等，其中不少是降清贰臣。顺治八年（1651）四月，顺治帝亲政之后，王铎奉命祭告秦蜀，归途于汉中罹患重病，次年二月卒于故乡。启行之前，他曾有书致戴明说，索画及诗，以壮行色。《与戴明说》云：『望先生作送弟诗祭山渎，为光重。』『大笔山水画超迈绝伦，与古人齐，世鲜有深知者，天眼非易遘也。弟治装，欲囊中载奇峰翠岚而南，时一展观，如对先生耳。』戴明说亦称：『祭告秦蜀之役，先生急索余画及俚言为别。』二戴所作诗即《送王觉斯大宗伯祭告秦蜀之行二首》。他为王铎作山水一帧，王收到后有一回书：『画至此，苍老秀润，有骨有神，弟喜甚，捧之夸耀于人，如此精诣，外人安得知乎？谢谢。裱之，携之行李，又有一华岳矣。』『骨』与『神』是王铎评论古画所用的术语，这幅山水，王铎装裱之后纳之行李，果真是壮游之具。王铎去世之后，戴明说在写给其子王无咎的信中，忆及王铎对他的教诲。他自称旧奉王铎书画教，继复以诗歌见知。在整理行箧时，看到王铎所寄断简残批、藏歌积札，不禁声泪俱下。戴明说认为，王铎执经史六书之柄，昭如日星，灏淼如河汉，但他常常移夜与戴浊酒长吟，无所靳惜，『不佞梦检馀生一二朋友中，宁可易得？』在所作《遥哭王觉斯尚书四首》小序中，戴明说再一次谈及他和王铎深厚的友情：『觉斯先生文祖周秦，诗字综汉魏晋唐诸家。向馀掖垣辟咡，乙酉后乃比邻。每勉余曰：「公画胜诗，诗胜字，画道渺穆，难世语，诗字微绪岌岌乎曷？余生后先生，其何以副先生之策彗也。』他将王铎对他的评价与勉励视为一种鞭策。在诗中，戴明说提到他们比邻而居，时有唱和：『北地每怜评旧史，东邻久许和新章。』而王铎的书画则令戴明说激赏：『笔腾骏骨乾坤老，画悟峨眉雷雨馀。』他也引王铎为知音，在买醉中他们有着共同的愁绪，又都熟对方书画的深意：『许我能知愁里醉，微君能解画中诗。』从薛龙春教授《王铎与戴明说》一文中得知，王铎与戴明说的信札内容主要是从绘画、书法和诗文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二人观念上的相似之处与相互影响，揭示了他们在政治人格失范之后希望通过鼓吹新的文艺趣味以消解降清的耻辱感，掌握文艺话语权，这样不仅可以消释耻辱感，也包含了对未来的历史形象的期待。王铎等人的所有努力，应置于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解释。值得重视的是，无论是绘画上以荆、关为溯源，书法上以『二王』为依归，还是诗文不涉唐人以下，从而与董其昌的松江派，钟、谭的竟陵派形成明确的区隔，王铎在清初贰臣友朋圈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薛龙春先生在第二篇撰文“刻帖编排对王铎墨迹的改动”中提出在艺术史研究中，艺术家的墨迹与刻帖，是我们时常会运用的材料。当没有艺术家的墨迹时，刻帖便成为讨论风格的重要参照。依据王铎传世墨迹对勘相关刻帖，试图提醒研究者，对于史料的层级要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使用晚近的刻帖来讨论艺术家风格时，需要相当警惕。
王铎传世刻帖数量众多，其中最知名的是顺治八年（1651）他的次子王无咎主持摹刻的《拟山园帖》十卷，历时八年方告成功。《王铎致戴明说书札册》中有十三通便收入在其中，通过书札墨迹与刻贴的比较与分析来看，刻帖在收入王铎书作或书札时，从行款、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这些刻帖在讨论王铎书法形式与风格，不能过分依赖，即使是作为文献来使用，也需要进行细致的辨析。王铎尤喜杜诗，传世王铎小楷不多，蝇头小楷更为罕见，《近墨堂法书丛刊特辑·王铎致戴明说书札册》开篇收录王铎致戴明说杜诗手稿墨迹二十一首。小楷及具个性，源于魏晋，出自唐人而得于胸襟，在古人面貌的基础上，章法布局结构更是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相应，小中见大，整体感强。为便于欣赏，书内后附作品放大百分之一百五十供欣赏。《近墨堂法书丛刊特辑·王铎致戴明说书札册》，由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主编并题书名，特制宋锦为封面。
本书采用裸背精装便于翻阅，主要内容可分为图版、释文、论文三大部分。图版部分以高清原大的方式呈现了王铎书小楷诗和王铎致戴明说书札册两件作品的样貌，并在此部分的最后附有王铎小楷诗150%放大图版。释文部分以图文对照的方式，识读了图版部分呈现的王铎书法作品，读者在欣赏书法之余亦可准确了解书札的内容，对于理解王铎的书法和了解王铎的部分生平状况亦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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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华馆杜诗小楷手稿墨迹（放大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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