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父亲

毛韬||上海

我的父亲是一名弃婴，父亲毛羽丰生于公元1918年7月16日，据父亲生前所叙述他的出生情况，亦是很凄凉的。在父亲出生只有一、二个月时，就被生活所迫的生母弃放在长城山海关铁路后封台火车站的小候车室内。生母是何人是？他全然不知。当时，包裹着婴儿的红色小肚兜内所夹纸条上，写着婴儿出身地方为河北昌黎，以及婴儿出生日期。父亲一直珍藏着他出生时的红色小肚兜，并且将自已的户籍簿“出生地址”一栏，郑重地填写为“河北省昌黎县”，而不是旧时的“江苏省南汇县”。

在清末民初时期，我的祖父毛伟堂时任京奉铁路后封台火车站的站长。那时候，祖父和祖母没有儿子，所以就收养了这个还非常幼小的弃婴。所以父亲从小就是在这个中国非常寒冷的北方长城边上一个小小火车站里长大的。在他未满10岁的那年，我的祖父毛伟堂为保护铁路局票房公款而因公殉职了。当时，北方的京奉铁路管理局对祖父毛伟堂的遗孀和遗子给予了一些抚恤帮助。按照这个抚恤帮助的文件规定，京奉铁路局不但要在经济上补贴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一些基本生活费用，而且还要承担我的父亲读完中学和大学的学费。据我哥哥毛翔回忆说，父亲曾几次告诉他，因“七七事变”后的战乱，父亲在天津无法正常念书考大学而逃难到沪上，在未考大学前曾去宜兴乡村当过教师。后来日军占领苏锡常一带地区，并冲入宜兴乡村学校，占领校舍，调戏女学生。当时，年轻气盛的父亲与日本兵奋力抗辩，试图保护这些女学生逃离困境，而遭到日寇毒打。最终他只能被迫离开江苏宜兴的学校，返回上海浦东南汇傅家宅。

父亲于民国二十七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注：1952年上海大同大学并入上海交通大学。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曾与新中国电力工业部部长钱正英和我国老一代著名影星乔奇都是同班同学。）当时，我的祖母已回到上海浦东南汇县的王楼村傅家宅居住，所以祖母将父亲在上海念书和生活等琐事，托付于正在上海亚尔培路273号杨子汽车行工作的侄儿毛志成帮助照料。1942年，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后，由于是战乱经济萧条时期，找不到工作，所以父亲曾用自行车驮着2只酱油木桶，帮着开酱油糟坊的富家同学家庭企业运送酱油。后来，父亲进了闸北水电公司，公司的办公地址：虹口区北四川路1856弄9号二楼。新中国建立初期，父亲被国家电力工业部第一批聘任为正高级工程师，并且在国家电力部华东电力管理局担任要职（注：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江西路口的华东电管局大楼）。期间，父亲参与了位于浙江省的新安江水电站的工程建设。那遍千百年来是山林乡居牧耕的地方，现在已成为新安江水电站和“千岛湖”国家级旅游风景区。

在1966年“文革”时期，由于华东电管局属于国家重点军事管制单位。当时，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作出如下批示：“若干资产阶级威权人士，或出身不好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合适担任华东电力要职岗位”。由于我父亲被列入这个“黑名单”之中，所以他被下放位于上海奉贤县靠近海边的“五七干校”劳动。以后又被调至位于上海南市区制造局路上的上海电力修造总厂和位于上海浦东高桥地区的高桥热电厂劳动。

我曾在《小海浮云与蹉跎岁月》一书中回忆写道：

“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

“我的大字报”，全国都造反，

平静上海滩，变为沸水池。

飞机撒传单，文攻加武卫，

红卫兵鼎助，造反派夺权，

工总司集聚，赤卫队“保皇”，

整个上海城，全是“大字报”。

学生不读书，串联上北京，

工人不做工，夺权最重要，

北京天安门，主席八次阅，

手捧“红宝书”，万寿又无疆。

斗私又批修，砸烂“封资修”，

抄家又批斗，皆成牛鬼类。

吾家不平静，亦遭“文革”殃，

父亲下工厂，搬运重铁块。

一日邻居告，人押汝父至，

吾即出门望，老父站弄口，

身穿破衣裳，手提铁阀扦，

劳苦加羞辱，老父不堪言，

父子沉默视，痛苦忍辱咽。

童年痛苦景，历历在眼前。

那年，父亲被华东电管局下放劳动，造反派们开着一辆大卡车来到了我们电力系统干部住宅“阿瑞里”弄堂的7号门口。在7号寓所门前的空地上，有一个地下蓄油池，可能这是一个解放以前美商闸北电力公司遗留下来的蓄油池。造反派们押着我的父亲用铁钎去撬开这个蓄油池的大圆铁盖。当时，一位小伙伴飞奔来我家里告诉我此事，我立刻跑到7号寓所门口前，看见父亲身上穿着非常破旧的白色帆布工作衣，手上拿着很笨重的大铁钎，父亲朝我看了一眼，好象在示意我赶快回家，所以我也就回身离开了阿瑞里7号寓所门口，心里非常难过地独自回到了阿瑞里17号家中。

后来，我将这些回忆写入了《小海浮云与蹉跎岁月》一书之中：

“文革”时代期，父亲去干校，

劳动结束后，勒令不准回。

上面通知到，直接下工厂，

工厂在郊区，路远住工舍。

吾陪父亲去，铺盖肩上扛，

过江去浦东，转车至高桥。

进厂先报到，厂部冷眼对，

安排工舍处，仍遇厉声喝，

局里派人来，监督“臭老九”，

吾却不敢言，心中替父忧。

父亲宽吾心，告知此地熟，

技术难不倒，工作求上进。

傍晚吾离厂，父亲送厂门，

沉默示告别，父子心相映。

老父亲下放郊区工厂之后，我也离开了家，去了农村“上山下乡”。那时，老父亲写信给我，关照我在政治运动中发言要谨慎一些：

毛韬：

你寄至电厂的信，我已收到了。昨天16日，我回家休息，明晨18日再回电厂。我的工作部分是继保班工作，（意思为继电保护，是专门对电厂内发电机、变压器、线路、电动机等等用的继电器进行校试、调整和修理等，并也管些厂内电气方面的自动装置。）工作不很忙。我新进厂，对于这些实际工作，我全无实际经验，尚待逐步向工人师傅学习起来。最近当工人有点工作时，我也跟着去看看。该检修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原是我闸北水电公司的同事，他见我无事做，暂时叫我计算一份技术资料（计算内容不多）。我宿舍同房间三位同伴都是青年或中年党员、车间干部，我与他们之间关系相处的还好，他们人也很正派的。最近继保班的女班长见我无木箱，把她现在不用（她现在不住在厂内，故无用了）的两只木箱子借给我，均可加锁，所以我现在已不再用帆布包，把帆布包中东西均放入木箱中去了。毛翔19日上午由沪乘火车返荻江，车票已买好，并有同事一同回去。你回长兴岛的第一天，马海强（中学同学，正在复旦读书）到我们家中来看过你。庄坚（中学同学）最近因手掌骨折工伤，来沪家中养伤两月。你工作中要注意安全，在政治运动中发言应慎重。当心冷热，厚被子应早日缝钉起来。祝健康！

父：毛羽丰 10∕17夜

老父亲在高桥热电厂劳动期间，上海开始与日本谈判筹建上海金山石化总厂重大项目。当时，急需翻译大量的专业技术资料，而先期调用许多攻读外语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去从事这项工作，然而他们翻译出来的外文资料，因为质量实在太差，而不能用于中日谈判和设备操作所用。所以上海政府部门在得到中央政府外事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只能将我父亲以及一些大学老教授们从一线劳动下放场所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注：实际上只是借用位于淮海中路622弄7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一憧主楼的一个楼层，我曾经为父亲送工具书籍和有关技术资料去过他的办公室），从事金山石化筹建项目技术资料的审译工作。在金山石化工程的大量审译工作即将结束之时，上海又紧接着与日本谈判筹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建设项目。由于我的父亲精通英文、德文、俄文、法文、日文、捷克文等许多国家的语言，而且他的工程专业技术和中国古典文学功底都相当过硬，所以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向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筹建总部推荐了我的父亲，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筹建总指挥部即向我父亲下放劳动工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电力部华东电力管理局提出需要借调的请求，父亲也就开始为宝钢筹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期间，他被聘为科协的委员，并帮助曾下放他的单位——华东电力管理局中心试验所翻译了大量国外电力电气技术资料。父亲曾经对我说：“由于他的出身问题，属于国家特殊军管的电力部门，不会再重用他的专业技术能力，所以他只能另辟它径，靠着自己的外语能力去谋生了。” 我父亲是一个穷苦人家无法养活的弃儿，但解放后这个穷苦人家的弃儿，竟然也成为“出身有问题”的人了，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在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建成隆重庆典之时，由于我的父亲只属于临时借调技术人员，他又回到了下放的那家位于上海浦东郊区的工厂里，并且在那家工厂办理了退休手续，父亲退休后的20年，一直与我和我的小妹妹两家生活在一起。

晚年的老父亲虽然身体很不好，但他乐观开朗、勤于学习，他曾对我说：“以前工作太忙，无暇读点古籍文章，现在有时间了，可以静心读一读了。”所以在他的书桌床头到处都是他的古书，许多古书上都留下铅笔所写下的注解文字，甚至在许多书法字贴上，也写满了注解的文字。就在他去逝时，在他的床边还摆放着正在作笔注的《诗经选》、《论语》、《楚辞》、《文心雕龙》、《魏源集》、《李白诗选注》、《白居易文集》、《王文公文集》、《樊川文集》、《刘禹锡集》、《郁离子》、《李贺文集》、《李贺诗歌注》、《稼轩长短句》、《稼轩词编年笺注》、《李清照集校注》、《唐宋诗举要》、《词综》、《唐诗选》、《宋诗选》、《元曲选》、《清词选》、《世说新语》、《小窗幽记》、《古文观止》、《古文笔法》、《中国古代散文》等一些书籍。

父亲虽然是一位旧时代的老知识分子，但是他非常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曾在1977年9月24日写下如下诗句：

主席締造國，荏苒廿八年，

八億懷遺譯，恩情世代傳。

主席方逝世，魑魅舞狂瀾，

妄圖顛覆黨，雉曌吃人寰。

（注：呂後名呂雉；武后名武曌）。

重行封建制，逆溯二千年，

主席察秋末，按排慶得賢。

英明華主席，高舉主席幟，

救党于危迫，解民於倒懸。

既碎“四人邦”，重展昔宏願，

農業學大寨，工業大慶範。

四個現代化，躍進追誤延，

團結和改造，鼓勵紅又專。

眾志成城日，發奮欲忘年，

努力思報黨，不負黨期盼。

（9/24）

我祖母和我父亲是1946年从长乐路搬到四川北路阿瑞里来居住的。由于我父亲出身在北方，并且在天津读完高中，所以平时在家里讲普通话，尤其是听见有人讲普通话，就会有一种乡音归宿之情感。早年，他在闸北电力公司阿瑞里9号楼上办公室上班，而居住在阿瑞里8号楼下的邓万岩伯伯，他虽然是广东人，但也是在天津长大，毕业于南开大学会计系。(注：邓家伯伯的父亲是广州最早制做“刹其马”广式点心工厂的老板。后来，邓家伯伯的父亲将这类广式点心的食品工厂开到了天津等地)，因此，邓万岩伯伯和他的夫人黄子波伯母都说着一口非常地道的天津话，这可让我父亲找到了乡音归宿，很快他们成为了好朋友。无论是“文革动乱”年代，还是年迈患病时期，我们两家经常探访走动，相互抚慰，相互照顾。突然有一天早晨，我父亲获知邓家伯伯在半夜小解后上床，用手轻轻拍打床头柜，邓家姆妈闻声起身查看时，发现邓家伯伯口吐白沫，已不能说话了，当即喊起睡在后屋的儿子一家，帮助送邓家伯伯去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但是最终邓家伯伯还是去逝了。次日清晨，我陪同老父亲去邓家致哀，接着去买了一只大花圈，并且陪同老父亲去西宝兴路殡仪馆向邓家伯伯作最后的告别。当天晚上，老父亲情绪很低落，吃不下晚饭，把我叫到他屋里，低声说道：“邓家伯伯走了，我可能也会很快走掉。如果我半夜敲床边木门，你听见后就马上到我屋子里来。”当时，我劝慰老父亲说：“邓家伯伯比您大七、八岁，您不会发生类似邓家伯伯突患急病情况的。”我安慰老父亲的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严峻的情况，竟然如同老父亲所预言所说的一模一样。

在1998年1月12日半夜二点三刻左右，我正在睡梦中突然好象听见老父亲用手指轻轻敲着床边的木门……我猛然惊醒，并且立即坐起身来，侧耳再仔细听听，果然这声音是从老父亲房间与我房间之间的木门上传过来的，这不是梦景，是老父亲在叫唤我了。当时，我顾不上穿上衣服，就飞快地跑到老父亲的屋内，走进床边询问老父亲是否患病？老父亲低声问答：“我已出现心肌梗死病态。”我说：“我马上送您去医院！”老父亲摇摇头说：“现在不能动，一搬动的话，我就走了。”我对老父亲讲：“那么马上服一粒硝化甘油药片。“老父亲回答说：“刚才我已服用了一粒，是否再服用麝香保心丸？”我马上倒了一杯热开水，让他服用了麝香保心丸，并且把电热焐器重新充电后放入老父亲被窝中，还怕他太冷，我又立刻跑回自己屋里，拿来了一个热水带，放在老父亲脚跟头，然后在五斗橱抽屉中取出野生人参（注：老父亲去南京东路参药店买来给我母亲服用剩下的一些野生人参）煮水后，让老父亲服下，接着让小妹妹看护着老父亲，我独自跑到第四人民医院恳求急诊医生出诊来家中，可是半夜里急诊室医生不肯来出诊，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赶紧回到家中，陪着老父亲一直等到天亮后，才送入医院急诊室。医生经过抽血化验并做心电图之后，诊断为心肌梗死，马上送住院部8楼病房监护室救治。我的老父亲在这个监护室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他去逝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他说话声音很轻很轻，我立刻找主治医生询问，主治医生来到病床边，替我父亲测量一下血压，结果发现他的血压一直往下降，所以医生在打点的药水中添加了一种能够提升血压的药物。由于监护室是不允许家属留夜陪护的，而我老父亲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所以那天晚上他恳求监护室护士说道：“我可能熬不过今晚，能否让我的儿子留下来，陪陪我度过最后的夜晚？”那位女护士听了我老父亲这番话语之后，通情达理地同意了。她只是再三关照我说：“千万不要走出屋外，监护病区的走廊大门，夜间是锁闭的。”可能是害怕被夜间值班医生看见仍有家属留在监护室内，而责怪批评她们。所以我彻夜一直坐守在老父亲病床边上，两眼盯着床头上方悬挂的电子监护屏，心跳、呼吸和血压的数据不断跳动，但是这天夜里老父亲平安熬过来了。

大寒日早晨，我替老父亲洗漱后，喂他吃了一点稀粥。在上午医生查房时间，护士长叫我离开监护室。我跑回家中关照小妹妹后，马上去单位请事假，临近中午时分，当我折回阿瑞里弄堂时，看见小妹妹捧着老父亲的更换衣服哭泣说：“爸爸没有了。”我一下子感觉到天塌下来了，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和小妹来到医院监护室老父亲的病床边，轻轻抚摸着老父亲的手，一会儿，小妹将张萍和毛人杰、顾虹圆从家里领来了，小妹打来一盆热水，我替老父亲擦净身体，更换了家里带来的衣服。(注：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为老父亲擦身了，往日在家的日子，都是我替老父亲擦背的。)然后，我们5个人一起将老父亲送到了第四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那天正值1月20日(大寒日)，那天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半夜起身后，独自一人跑到天井里，打开黑呼呼的大铁门，站在后院高墙边，朝着医院太平间的方向，祈祷我的老父亲不要害怕啊!您的小儿毛韬，仍旧在陪护着您！

我父亲将近七旬的时候，即1986年～1987年时期，在我母亲重病二次化疗期间，由于使用了毒性很强的抗癌化疗针剂，她几乎每天都会掉下一些头发，我的老父亲每天就在病榻旁边非常细心地收拢这些掉落的母亲头发，并且装入一个布袋子内。母亲去逝后，老父亲常常孤独一人在房间里吟诵清末词人顾贞观撰写《金缕曲》中：“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我也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等词句，并且把这个装有母亲头发的袋子，放在他的床头枕边上，并且多次对我关照嘱咐说道：等到他去逝之时，一定要将这个装有母亲头发的袋子放入他的骨灰盒内。我的老父亲是在1998年1月20日的大寒日中午离开了我们，他孤独地永远离开了这个苦海般的“弃儿世界”。

1998年3月21日临晨3：30时，我和小妹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和遗像，摸黑走出了老父亲居住了52年的“阿瑞里”老宅院门，我们兄妹两家人一起赶乘上海至无锡646次早车（注：4：34时开车），前住江苏省无锡市。在早晨6：35时，火车准点到达无锡站，我们三兄妹在无锡火车站门口汇合了。由我哥哥毛翔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大家一起乘坐汽车前往靠近无锡梅园的青龙山墓地（特一区12排的“寝园”）。此前，我已按照老父亲生前的遗嘱，将母亲的一缕头发，轻轻地放入了父亲的骨灰盒内，从而让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仍旧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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