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编辑：哲学之路（ID：zhexuezh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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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美国科技实力为何能引领全球？中美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在哪里？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政府、教育、科学界以及全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以下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的观点，在当下的大转折时期，他的看法犀利而又警醒。
对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我认为国人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但凡有一项存在短板，那么它的科技实力就是偏颇的。二十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一些文化诉求。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在一些人看来，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像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可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上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在国家一开始的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这需要教育界、科学家们，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我觉得也必要和大家阐释清楚。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学文化的培养上，主要有3大症结：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郑也夫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千里马必须在自由辽阔的境地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驴、骡子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简单劳动，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不让他们成为千里马。郑老师还有一个预言，他说：“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科学家。”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写惊悚，但背后折射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学校应该和文化机构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文化机构当“官场”来办，比如校长一般都会有任期，但校长为什么要有任期的限制呢？校长是一个特有的文化职业，一个好校长可以干一辈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续地贯彻在学校的经营建设之中。如果把校长当作厅级干部、部级干部，像训练官员一样不断地让他调岗、轮岗，学校怎么可能办得好，办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进行流水线生产的工厂。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现在高教领域向先进教育理念看齐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初等教育还是比较封闭，死角特别多，像最近暴露出来的体罚、儿童自杀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们初等教育的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我认为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过去我们一谈创新，就强调要面向市场、面向科学前沿，而一个好的科学文化还要面向全民，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
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而这一点也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另外，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吗？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样一个科学文化上的功利主义的难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开所有问题的关键扣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民觉醒的呼吁和呼唤。从大的方面来看，科技创新问题其实是文化转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保守转向开放，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但它还没有完成。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教育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场转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一，科学家必须要主动说话，有意识地出来讨论观点。如果科学家都不说话，一些人闷声发大财，一些人愤世嫉俗，这样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有让科学家多发言才会形成比较平衡的态势，要鼓励科学家讲话。第二，教育上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谈到科学文化时，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大，也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第三，无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充分理解现代竞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挟进来的，所以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很别扭。但我们要理解这个别扭，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别扭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哪些东西虽然是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多年以来，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的，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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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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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人文精选经过多方奔走集齐了了张鸣教授的这套断货多年的《说历史》系列 ，其中包括张鸣对古代史、近代史、民国史、国民性等主题，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这套《张鸣说历史》是无删减的老版本，在当下，更显珍贵。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现在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最后库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他被誉为“最会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作家”。
他在过去受到如潮赞誉，却在今天遭遇风凉话：甚至当下无论是“美国爱国者”还是“中国爱国者”都在嘲笑、批判他。
他是美国人，有一个普通中文名：何伟。
二十年前，何伟千里走单骑，接触普通中国人。记录下普通中国人不能写，又“比普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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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在江上对一家人进行采访
作为记录当代中国的无可替代者。何伟记录中国，不恭维、不谩骂，而是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中国人读过何伟的书，会感觉平时是闭着眼生活，读过后是开眼看中国。
“每次读何伟一股凉气上背脊，他比我做中国人更称职。”
“多年来所见所闻一直理不清头绪，在外人眼中却看得这么透彻。”
何伟是外来者，他有表述那些不可言说的奢侈，比如：三峡大坝、迁徙、强拆……
也因此，对“狭隘民族主义”等行径，比国人要抨击地更猛烈、也更“嫉恶如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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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在涪陵，摄于1996年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亲身参与者，懂得宽和理解这一切。他对中国普通人的具体而微记录，透视着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剖析。
他讲述的虽然不是此时此刻的中国，但是放在任一时代都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今天现实的诸多魔幻，都可在他书里找到常读常新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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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写、会写、能出版，这些加在一起成就了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对中国读者来说，一切都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由于书中感触点太多，几乎每页都有：
读得快的读者说：太流畅了，就算我状态差到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了，何伟的书也能一口气读五百页。
读得慢的读者：断断续续读了两个月，不是因为不好读，恰恰相反，是太好读了以至舍不得很快读完。
柴静说：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南方人物周刊》评价：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
如今，何伟已经离开中国。
很多读者慨言，何伟的书，放在现在的话怕是出不来的。
如此真实的书，中文版竟然没有删改。更有人说，怕是很长时间都找不到这么好看的书了，且看且珍惜吧。库存有限，建议收藏，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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