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编者按：
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看来，党史几乎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党史也几乎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以及真假难辨的叙述史，一般人甚少涉及。但是，对于中共党史的叙述，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你我他，无论你是否情愿。于是，我们访问了被誉为中共党史研究大家的金冲及，听听他怎么来看党史。
金冲及，生于1930年12月，于2024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主编过《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著有《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
北京，胡同里的前毛家湾1号，曾为林彪故居。如今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经过原林彪和林立果的房间，走道尽头出现了一间两面环书的老式书房：历史学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的办公室。84岁的金冲及红光满面，和来访者一一握手。（注：采访时为2014年）“‘文革’已经把党史狭隘化或极端功利化，变成路线斗争的历史，不仅带来党史叙述的混乱，更重要的是带来政治活动的混乱。80年代拨乱反正时，发现党史上的问题太多了。86年高校党史课就停了。（但）《七十年》对中国问题的反思相当深刻，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叙述。”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给出了极高的评语。为何在那样一个时刻，会出炉这样一本“出新”之作？胡绳和胡乔木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指导、讨论，对于一些历史问题和人物怎样评点？金冲及整理出了“二胡”当年的谈话记录，结为《一本书的历史》出版了。“到了这个年龄，留给自己的时间有限，与其自己写一本书，不如写他们怎么思考的，对后人更有用。”金冲及说。在《七十年》出版的前后，他分别主持编写过《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两套传记因为使用大量从未公开过的档案而受瞩目，周传还获得了邓颖超的肯定。采访时金冲及数次提到高文谦。这位昔日同事1993年赴美，带走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10年后，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境外出版，金冲及认为“史实没有编造，但两段史实之间全是他的个人推想，却让读者误以为是史实”。这成为他后来著史不能忘怀的“反面教材”。他这辈子受胡绳、龚育之等老辈党史学者、理论家耳提面命，濡染至深，又坚称自己并非保守之人。他自豪于单位拥有的资料占有条件和文献开放的尺度：“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出去的（党史）档案，大概比哪个单位都多。”同时反对史学研究中过分地追求“翻案”和“标新立异”。“现在也没什么官职了。希望你们听了我的回答，不要觉得我是个太官僚的人哈。”采访最后，他笑着说。✎人 物 周 刊：胡乔木说，这本书要出新，至少五分之一篇幅要带议论。你觉得这是个很高的要求吗？第二，胡绳说过，这本书40万字，要写（中国共产党）70年的事情，要告诉人家，要解决什么问题？该详细的地方详细，不惜笔墨；哪些大家都了解的，三言两语就交待过去好了。他引用过《木兰辞》“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乔木说过，有些材料，能让人身临其境的，就要展开。比如大革命是一段悲壮的历史，就要用悲壮的文字。伤心的历史，要让人看到有伤心之处。关键的地方要有特写镜头。最后通过的讨论会上，胡乔木讲，希望以后也能用这样的写法来写。✎人 物 周 刊：那《七十年》这本里究竟哪些地方该粗，哪些地方宜精，你们的裁量权怎样，编写者的个人色彩和党史的客观评价，如何统一协调？胡绳多次召开讨论会，有很多个人意见，会不会说这个书，胡绳的个人色彩很强？金 冲 及：史实很清楚的，没有什么问题。但碰到某些，比如说，（写到）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了（一些历史问题的）阶级根源，（是因为）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国家。胡绳汇报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是有问题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就不会犯错误”。但事实上，无产阶级如果对形势判断错误，照样也会犯错的。这样的论述和中央发表的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不一致的。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胡绳非常厉害。讲到建国初，书的原稿说“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还存在很多困难”。胡绳说，这样讲，太一般了。（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但是新中国仍然有一个是不是能站得住脚的问题。”他这条非常厉害。他讲了4个方面：第一个，军队。建国初期华南和西南都还是国民党的。特别是土匪，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外交，美国敌视，苏联对你还不放心。周围，印度、缅甸对你害怕；第四，你变成执政党了，（怎么治国？）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建立了你也站不住脚。我以前从没这么想过，胡绳这么一讲，感到确实是这样。我来这里搞的第一本书是《周恩来传》。一上来碰到一个问题：周恩来的缺点和失误写不写？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许多老同志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总理？但有的事是事实，为什么不能写？比如说中共中央七十号通告是周恩来起草的（注：1929年冬的通告，提出党应组织工人罢工和地方暴动），革命博物馆有位老研究员打电话给我，说这个通告以前都是作为立三路线来批的，不可能是周总理起草的。我说，手稿在那里啊。没什么好讨论的。李立三讲“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周恩来起草的通告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将要到来”。李立三那个时候要“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周恩来写的是“我们要准备进攻大城市”。七十号通告是“左”，但周恩来和李立三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你不说，反而不利。不光晚年，大革命时期也有啊。比如说顾顺章（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1931年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叛变，他的家属分散在中央几个主要机关，这些人都做了“断然处理”，这是事实。过去说宋襄公妇人之仁，但那个时候你不下这个决心，党中央全军覆没。✎人 物 周 刊：你说胡乔木也希望后来能延续《七十年》这种做法和风格，那为什么后来花费16年写作修改的党史第二卷，学术界有意见认为比不上第一卷？你觉得是这样吗，如果是，原因是什么？金 冲 及：第一卷我经历了，由胡绳同志主持，上面是乔木管的。大革命这部分让我修改。《七十年》这一本实际上是他们俩把着的。后面的第二卷，等到完成的时候，乔木和胡绳都去世了。讲到工作态度，胡绳搞这本书的时候，到北戴河，晚上起来梦游、耳鸣。乔木1990年发现癌症，1992年去世。那时经常晕，恶心。但送给他3章看，20万字，5天，不但看完，还详细地改了。这个我真的很感动。胡绳也强调要准确。比如写抗日战争刚开始，《七十年》的原稿里写“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满怀信心”（大意），他说，别写那么满，中国那么大，很多地方的人连日本人打进来还不知道呢。而且大多数的人说要反抗日本人，但能不能打赢，对国民党又不抱什么希望。一般人是这种心情。你要说得那么高，那共产党的工作就太容易了。✎人 物 周 刊：“二胡”这样的拍板者、主持者的条件，后来基本上不可再现了？金 冲 及：是。现在很难找到能代替他们的。一个他们亲历了许多关键时刻，他们常在领导人身边。另外他们的理论水平、知识面，胡绳讲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看胡绳也是。无论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他都能讲出你没想到的道理来。✎人 物 周 刊：听说1991年出完第一卷，有参与编写的学者痛哭，既为“文革”耽误的10年，也为修史的多年辛劳。金 冲 及：文化大革命我被审查了5年，说我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学运小组”。“文革”开始，他们说找我“外调”。到了那儿，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跳出几个人，把我拉去关了整整一年。押送回来的时候，又审查了4年。审查的味道，你们不容易感受到呵。到干校，3年不许回家。不能随便跟人讲话。有次喝水，杯子碰了人家一下，第二天大字报就出来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竟然跟审查对象碰杯！”5年，没有结论，到底是不是特务，党的生活也没有恢复。搞文物的王冶秋听说我学历史的，问人家，听说我没什么问题，下调令我就来文物出版社了。我也没有为过去的5年懊丧，一心就想怎么把工作干好。![]()
✎人 物 周 刊：做了大半辈子党史，你认为党史是政治理论还是一门科学？金 冲 及：当然是一门科学。你要有论点，你拿证据来。有一次路甬祥做报告，说科学为什么发展，一个是社会需要，第二个是人的好奇心。这个我以前没听过。确实，我们自己也想弄清楚，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写过一篇小文章《从写翻案文章谈起》。有的人，一下感到有和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成了固定的成见。以后的一切材料都是为了符合这个“翻案”，事实上背后留下个大窟窿，一点就破，整个都站不住了。✎人 物 周 刊：在这本书出来之前，有些问题是属于党史研究的敏感问题和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比如土地改革、延安整风、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文革的评价等等，而从《七十年》出版后，这方面有变化吗？金 冲 及：这个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放开了。你读《毛选》的话，对正面战场也有肯定的。我跟台湾的学者讲，我是国民党教育长大的。1947年读的大学，解放前读了两年。这一类问题，我一直觉得没什么不可以讲的。当然以前是讲得少点。✎人 物 周 刊：北大梁柱教授与历史学者杨天石教授，最近就杨教授写的蒋介石有过争论。你怎么看？还有你主编过《毛泽东传》，怎么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将延安整风归结为党内高层权力斗争？金 冲 及：（笑）要说他们，还有第三个人，写《晚年周恩来》的高文谦，他出国前就坐在你们现在坐的沙发上，我们聊了一个下午。我没看完《红太阳》，但我听说了这个书。有一次我和高华在山西聊了半天。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他父亲是厦大地下党，我是复旦地下党，他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个对人看问题确实会有影响。延安整风，说实在，他看的材料太少。延安整风核心的会议记录，我是系统地看过的。他这些都看不到，只能拿公开发表过的材料来说。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他比较隔膜，靠猜。延安整风当然有些问题，特别是“抢救运动”。后来毛泽东也说，我一直向你们敬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但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系统的政治局的记录我都看过，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会是怎么开的。照我看，这些会上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和高华说过，我和他父亲一辈，他吃苦头我也吃苦头。吃过那么多苦头，我还是想把我们国家搞好……我是很温和，不极端的人。现在很多人尽讲国民党好的，尽说共产党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实。他还是太年轻，没有经历过。包括杨天石，也还是年轻了一点。他比我小6岁，照理说小得不多，但……至少对这个社会，我比他看得多。✎人 物 周 刊：杨奎松对你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提到了关于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比如关于蒋介石，“金书就只讲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不抵抗，对蒋随后在锦州、热河、长城抗战问题如何主张抵抗，调兵遣将，如何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却未置一词。”金 冲 及：你注意到没有，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有一句“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抗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我写的是“蒋介石也是对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胡绳把蒋介石改成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在1991年，敢这样讲的，还是不多吧。✎人 物 周 刊：那《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本当中的“回避”？金 冲 及：这个……我没有太用心。我不会对蒋全都抹杀，但蒋介石不抵抗，是有这个思想。但蒋介石和汪精卫，我是严格区分的。蒋介石还是有民族主义。《史纲》里，我也讲了他在台湾有两条可取之处：一条是他还是搞民族主义，对美国不是什么都听；一条是他反对台独。✎人 物 周 刊：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后讲，“书里有点没讲清楚，毛主席在解放后哪些问题做对了，后来为什么一步步走错了”。胡绳是之前没意识到吗？你自己又怎么看毛泽东后来的过失？胡绳这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也好，都跟这个有关。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大搞群众运动。但是经济建设根本不能，非搞乱不可。（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确实觉得社会有黑暗面。我看到原件，当时农机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信，说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发现许多干部无法无天。薄一波把这封信送给毛，薄一波写：我看这是我们多年来不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就在后面批了：“同意一波同志意见。”他老觉得，恐怕靠不住，将来还要变。他把问题看得特别严重。所以他跟胡志明说，趁我还有一口气。要整一整，那么多干部，哪个好哪个坏，我（毛泽东）哪里都认得？最好的办法，群众最清楚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他这一生成功的经验。但经济建设，完全要另一套办法，不能这么做。✎人 物 周 刊：在你主编的《毛泽东传》里，林彪死后毛泽东的心态这一段，以前也没看到过，很有现场感。这些材料的来源是哪里？金 冲 及：我把他的病历，包括他的手记，手抖得厉害写的，我都印了。为什么呢？让人了解，很多东西是他老了以后（写的），这个，还有他的病，对他的决策有影响。金冲及：我是听张玉凤（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和吴旭君（毛泽东晚年的保健护士长）讲过。她们不是在同一个时候听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传闻。在注释里没写，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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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
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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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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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人文精选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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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数量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收藏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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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论之于曾经还是之于当下的中国，都举足轻重。尤其在关键时期，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可以决定命运，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选择，几乎决定了中国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若想延续这种社会经济的繁荣，则不可以忘记邓小平当年的选择，以及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只因我们今天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为此，@哲学之路公号特别推荐一部堪称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作品——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在改革开放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都能在邓的时代里找到可作为参考的答案。正如马勇老师所说：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说实话，很多外国作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书，大多都“不太好看”，然而这本《邓小平时代》除外。作者傅高义教授“十年磨一剑”，收集了来自日文、俄文、中文和英文的种种史料，并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本书最成功的一点，傅高义将目光聚焦于从1976-1997年的“邓小平时代”，把史实、叙事和评价极好的融合起来，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因此，有读者说：“这本书七百多页的篇幅，居然能一口气酣畅淋漓的读下来。”因此，本书的中文版，从最初的港版繁体到中文简体，都因话题宏大、题材特殊而一度洛阳纸贵，频频断货。并且近些年，每逢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关键节点，包括中美关系、港澳台问题，这本书更是频频被推荐。这不仅因为本书所披露的大量细节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而未来，无论“邓小平时代”是继续，或出现转折，本书都绝对无法绕开。邓质方：我最近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太值得看了。我通读了全书，才真正意识到，老爷子后来提出的24个字的战略方针，“绝不当头”最重要。这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这里面体现了老爷子的世界观——谦虚、敬畏和开放。老爷子还说，他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仅仅是给松了一下绑，解除了一些禁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库存已所剩不多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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