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诞辰109周年纪念丨温家宝:情真意切的怀念!

文化   2024-11-21 13:25   湖北  

胡耀邦

(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长期以来,不论在党内还是在民间、知识界,胡耀邦总是那个让人感到温暖、信任的人。胡耀邦逝世这么多年以来,每年到他的诞辰或忌日,总会有不少人怀念他。怀念胡耀邦,纪念胡耀邦,是纪念一位有良知的党的领导人,有赤子之心的领导人,是认同他的品性,是呼唤有更多坚守这种品格的官员。


再回兴义  忆耀邦

作者:温家宝,曾任国务院总理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04月15日

编辑:哲学之路(ID:zhexuezh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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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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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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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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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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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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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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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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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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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看懂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涌动暗流,既能了解种种社会思潮,更是一把洞悉当下的钥匙。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论之于曾经还是之于当下的中国,都举足轻重。

尤其在关键时期,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可以决定命运,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选择,几乎决定了中国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

人们关注历史,研究历史,不外乎寻找真相、发现真理,并汲取经验教训,警示现实。

因此,中国若想延续这种社会经济的繁荣,则不可以忘记邓小平当年的选择,以及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只因我们今天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

为此,@哲学之路公号特别推荐一部堪称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作品——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个人立传,更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在改革开放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都能在邓的时代里找到可作为参考的答案。

正如马勇老师所说: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说实话,很多外国作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书,大多都“不太好看”,然而这本《邓小平时代》除外。

作者傅高义教授“十年磨一剑”,收集了来自日文、俄文、中文和英文的种种史料,并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众所周知,当代史难写,而写当代史中的领导人难度则更大。

本书最成功的一点,傅高义将目光聚焦于从1976-1997年的“邓小平时代”,把史实、叙事和评价极好的融合起来,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因此,有读者说:“这本书七百多页的篇幅,居然能一口气酣畅淋漓的读下来。”
因此,本书的中文版,从最初的港版繁体到中文简体,都因话题宏大、题材特殊而一度洛阳纸贵,频频断货。并且近些年,每逢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关键节点,包括中美关系、港澳台问题,这本书更是频频被推荐。

这不仅因为本书所披露的大量细节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而未来,无论“邓小平时代”是继续,或出现转折,本书都绝对无法绕开。

邓质方:我最近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太值得看了。我通读了全书,才真正意识到,老爷子后来提出的24个字的战略方针,“绝不当头”最重要。这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这里面体现了老爷子的世界观——谦虚、敬畏和开放。老爷子还说,他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仅仅是给松了一下绑,解除了一些禁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

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库存已所剩不多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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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

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

“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

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人文精选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数量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收藏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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