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天潇 | 书法临摹的现象与问题
旅行
2025-01-11 21:20
浙江
中国书法的性质是以汉字符号为载体的、非写实性的艺术。汉字作为符号的规定性决定了书法载体变化的范围，即书法必须书写汉字。因此，书法不像绘画，在技术的发展上有着继承传统技艺和写生两条并行的道路，它只有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借助字体演变的契机而发展。当字体演变结束后，“定型化”的汉字与其组合走上了在已有书体中演变的道路。但是不管哪一条道路，书法技艺发展的基础始终是对前代技艺的深入学习，临摹成为进入书法领域的不二法门。经典书法作品中的核心技法在书法领域往往表现为某种“程式”。“程式”不等同于“程式化”，“程式”是经过历史沉淀、概括出来的核心规律，而“程式化”则是因循范本中某些技法并进行表面的模仿，它们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近乎僵化的固有模式。书法传统为学书者提供了几乎全部的范本和知识，但是不同时代的风气也预设了学书者对书法风格、趣味以及书写技巧的某些期待，无法摆脱特定时代的审美观念和趣味而孤立地谈书法临摹问题。再加上书家的个性、生存体验和审美取向的差别，即便是面对同一范本，临作的效果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书法传统的变迁，深刻地反映在临摹的观念和实践的演化中。对于书法的学习者来说，临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学习途径。临摹不仅是获得书法技法的基本手段，而且是书法新风格生成的母体和参照。纵观书法史，书法的传承与推陈出新均离不开临摹。前人在漫长的书法实践接力中，积累了丰富的学书经验和临摹观念，这些经验和观念对研究书法领域中临摹的意义弥足珍贵。书法的传统由历代的相关论述、碑帖范本和推动书法史前进的书家等共同组成。因此，书法传统凝聚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审美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毋庸置疑，临摹经典法帖对于学书者是一条不可替代的必行之路。临摹不仅能够直抵书法的堂奥，而且能够通过“有形的”书写实践体悟“无形的”文化底蕴，最终到达“由道统艺，以艺臻道”的境界。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性艺术，汉字有其自身的符号规定性，它决定了书体变化的有限性。整个汉字书写样式即书体的演变在唐代时已经结束，加上后来印刷体汉字的出现，表明了符号的定型化。定型化也就是德国汉学家雷德侯所说的“模件化”，落实到楷书上即是“永字八法”在中唐的诞生。“模件化”所提供的模型样式与组合方式蕴含着一种关于艺术游戏规则的内在规定性，但凡试图进入这种艺术的人都需要遵从这些“模件化”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字帖范本。因此临摹是学习书法的不二路径。“模件化”的套路提供了一种以模仿为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便于学习者进入其中。但是“模件化”也面临着程式化的危险，因此实现“模件化”之后必须走出“模件化”：尊重原作的临摹和跳脱原作的“意临”。“意”在此包含着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的长期积累会产生一种跳出“模件化”的冲动，但这种跳出又绝不是彻底地否定“模件”。这就使得在书法史中，对于“模件化”的改变不那么剧烈，总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节奏中演变。凡是书法史出现重大风格变异的时代，之前必逢乱世，或者文化生产的整个语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而使书法缓慢演变的轨迹发生了断裂。比如，战国时代王官之学的衰落、私学的兴盛以及六国割据的存在，使得战国时期中国书法（文字）走向了发散的格局。隶书、草书、六国篆书等新兴字体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商周以来以金文为主的文字书写样式；由唐入宋的百年干戈导致书法真迹几近损失殆尽，继之而起的是刻帖的兴盛，使得此后的书法临摹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明入清整个文化环境的改变，导致金石之学的昌明，进而带来晚清碑学的兴起，这不仅扩大了书法范本的取法范围，而且促成了“尊碑抑帖”临摹观念的形成，拓展了书法传统的维度。囿于客观存在的时代局限和知识结构，任何时代的书法家皆有其所不能为。关于书法的已有认知可以塑造书家的行为，而人生体验、流行观念也同样会引导和约束书家的选择；先验的书法传统并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现实的客观环境又会对书家提出新的要求。两者处于相辅相成而又相互矛盾的位置。书法史中的“临摹问题”与受社会流行思潮所左右的书法观念和趣味似乎永远矛盾。书法传统为学书者提供了几乎全部的学习范本和最主要的知识储备，同时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流行观念也预设了学书者对书法风格、趣味以及技巧的某些期待。学书者无法摆脱特定的时代审美观念和趣味而孤立地谈书法临摹问题，因此，很难说是书法临摹的范本决定了书法创作的趣味。很多情况下，新的文化观念不仅能够改变已有的审美趣味，而且还能左右学习者对范本和风格的选择。这种现象类似于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的一段论述:“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会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看不一定很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像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及思想潮流等的突然改变，打乱了书法本来缓慢演变的字体和风格轨迹，这种深层结构的改变也是书法临摹观念发生时代变迁的主要原因。书法史之所以延续至今，与当时书法精英们的努力紧密相关，他们同样引领着一个时代的临摹观念，或是溯本追源，或是另辟蹊径，可以说，书法临摹观念的时代变迁可以映衬出书法史演变的轨迹。南朝王僧虔的《书论》有云：“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其中包含的意思是，书法作品的优劣取决于“纤微”的细节差别。唐颜真卿在《记张旭笔法十二意》中论道：“结构点画或有失趣者，则以别点画旁救之。”由此可见，书法临摹的目标在于形似，但在此基础上又有更高的标准，也即整体架构上的神似。临习传统是学书者永恒的课题。无论是临池的入门，还是风格的生成，临摹经典范本始终是支撑书法史发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源泉。书法发展至今，不乏“池水尽墨、退笔如山”的学书者，但真正在几千年的书史上有杰出贡献的书法家可谓是寥若晨星。中国历来注重倡导勤奋努力的精神，而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性相对轻视。由于每个人的气质和生理特征有异，致使笔性和书写习惯千差万别。历代名碑法帖之所以个个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就是因为每个碑帖除了包含书法本体的规范之外，也包含着明显的个性辨识度。在很大程度上，书法的独特性取决于点画内部运动的丰富性和多变性，这一点与毛笔的书写工具有关。书写动作的无法重复性导致了点画内部运动的丰富多彩和细微差异，因此，几千年的书法史累积了大量的点画形态和线条质感。客观来说，掌握书法的本体规律和共性法则是书法临摹法帖的首要目的，同时，在临帖过程中发掘和塑造独具个性的笔性特征才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归根到底，努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临摹之路才是至关重要的。石涛题仇英《秋江待渡图》云：“呕血十斗，不如啮血一团。”学习任何艺术，都不能盲目地下功夫。如果方法不当，哪怕用功累得吐出十斗血，也比不上用心悟出一个道理。书法的临摹，对初学者来说，更应慎重选取法帖范本，不能朝秦暮楚。书法临摹选帖的要求，其一是书史上的经典碑帖，其二是个人兴趣所至，其三则是顺乎个人天性。现实中，对于书法的学习者来说，多数人选择的临摹范本与学书者的个性并不相合，甚至大相径庭，结果是费时数载，效果却不理想。因此，取法专精与顺乎天性的综合判断，才能选择适合个人的最佳法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