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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到过兰亭风景区“古迹区”的人会不会产生诧异：兰亭这方书法圣地，不是为纪念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写下《兰亭序》而建的吗？可我们怎么就是看不到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的碑刻，反而却看到了最显眼的两块由皇帝书写的巨碑——“兰亭碑”和“御碑”矗立其中呢？据史载，这两块碑，“兰亭碑”中的“兰亭”二字出自清圣祖玄烨（俗称康熙）笔下；“御碑”正面刻的是玄烨书《兰亭序》，背面刻的是玄烨之孙清高宗弘历（俗称乾隆）所写《兰亭即事》诗手迹。今人陈桥驿在《兰亭及其历史文献》(1)中说，王羲之举办兰亭雅集不久，人们就开始建亭纪念之。只是那些亭址忽尔山坡、忽尔渚中，多有变迁。直到明沈 重修兰亭之后，“虽历经重修，但亭址从此再没有变迁了。历次重修中，康熙三十四年（1695），‘奉敕重修’，规模较大。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七所记：‘有御书《兰亭序》，勒石于天章寺侧，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复御书“兰亭”二大字悬之，其前疏为曲水，后为右军祠，密室回廊，清流碧沼，入门架以小桥，翠竹千竿环绕左右。’这就是今兰亭的整个结构布局”。面对这种情形，绝大部分游客想到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可能只是清代两位皇帝对王羲之、《兰亭序》及兰亭很重视。但我们在此却要毫不隐讳地指出，这是地地道道的帝王崇拜!自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制以来，我国历代皇帝无一不是一国之主，权力至高无上，不仅掌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命脉，而且掌管着全国的文化命脉以至每个文化人的命脉，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稍见例外的，可能只有东晋时期。那时，“王司马，共天下”，皇帝的权力被重臣“抢”去了一大半，但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在皇权高度集中的社会背景下，谁敢对皇权说不？谁敢对皇帝说不？久而久之，人们的显意识与潜意识中也就普遍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帝王崇拜，越是高级官员越是如此，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是如此。(3)正因为帝王崇拜，本为纪念王羲之写下《兰亭序》的圣地，反而成了供奉、膜拜清代两位皇帝书法的圣地。我们以为，幸运的一面（这只是极表层、极次要的）当然存在，毕竟因为有清代两位皇帝的介入，王羲之得到了推崇，《兰亭序》得到了推崇，兰亭也得到了推崇。有时想，假如今日兰亭风景区“古迹区”，没有“兰亭碑”和“御碑”的存在，那兰亭可看的东西亦未免太少、太单调了些。可深层次一想，“悲夫”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为什么清代官员重修兰亭时，不把王羲之与《兰亭序》放在“主角”位置，或用巨石雕出王羲之的立像，或用巨石把《兰亭序》其中一个版本或多个版本刻出来、矗起来，让游客直接面对王羲之、面对《兰亭序》，一则真切感受一下王羲之的“魏晋风度”，二则真切感受一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之神彩？王羲之是了不起的，可到了充满帝王崇拜的清代官员那儿，都敌不过当朝皇帝及由他们留下的手迹（哪怕与王羲之《兰亭序》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由此可见，这些官员因帝王崇拜，崇尚高雅艺术，只不过口头上说说而已，真正崇尚的却是地道平庸文化、权力文化。或许正因为如此，只有在帝王崇拜鞭长莫及的时代或区域，才能产生真正的高雅艺术，帝王崇拜永远是高雅艺术的第一杀手。兰亭充满着帝王崇拜，自唐以后，有关兰亭记述也同样充满着帝王崇拜。![]()
《兰亭记》全文两千字上下，正文主体帝王崇拜心理尚不明显，即便道及唐太宗李世民，也能很客观、很平实，无一句阿谀奉承之语：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为得一智略之士，以设谋计取之……（获《兰亭》帖后）太宗大悦……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最后，《兰亭》帖）随仙驾入玄宫矣。（4）可到了收尾处，何延之的帝王崇拜之情竟不由自主地暴发出来。他说：主上（指唐玄宗李隆基——毛按）每暇隙，留神术艺，迹逾华圣，偏重《兰亭》。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许拜扫，至都，承访所得委曲，缘病不获诣阙，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选骑都尉永写本进，其日奉曜门宣敕，内出绢三十匹赐永。于是负恩荷泽，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骇闾里。仆跼天闻命，伏枕怀欣，殊私忽临，沉疴顿减，辄题卷末，以示后代。（5）这里，何延之说唐玄宗“留神术艺，迹逾华圣，偏重《兰亭》”，前后两句还算平实，而中间一句则纯属拍马屁。接下来，便念叨感激皇恩浩荡：一则自己“蒙恩许拜扫”，二则遣子何永进献《兰亭记》获皇帝赏赐。最后，则是大夸特夸皇恩之奇效（让自己“沉疴顿减”），并想到该立即记录下来“以示后代”——我何氏父子多荣耀啊！看，由帝王崇拜生发出的文字是多么肉麻、多么令人作呕！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兰亭考》，其目录设置是十三卷，即“兰亭”“睿赏”“纪原”“永字八法”“临摹”“审定（上）”“审定（下）”“推评”“法习”“咏赞”“传刻”“释契”与“群公帖跋”。其中“睿赏”处于第二卷位置，自然看不出辑者有多少帝王崇拜，但较之其后十一卷处于“领先”位置，仍属帝王崇拜之举。就“睿赏” 内容看，在记述宋太宗诗句、宋仁宗赐“天章”额时，尚持一颗平常之心。然“三圣御书”一段文字，说“朝廷有命，池墨必见。其将见，则池有浮沫大如斗，涣散满地，云舒霞卷，如新研墨，下流水复清澈”，“朝廷每颁降，池水黑可染缁”，（6）将皇帝降旨神化，又显强烈之帝王崇拜。除此，记述宋高宗与兰亭相关之事时，说高宗所临《兰亭序》“下拜捧观，如凌玉霄溯紫清云章奎画，烂然绚日，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纵多能，博通众艺，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顾如此书虽下法羲之，而天资高迈，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临仿摹拟拘于笔画形似之间者也”（7），“（高宗）皇帝陛下好学性成，多能天纵。稍属干戈之暇，不遗翰墨之娱，心摹（慕）手追，何劳取法？龙盘凤翥直与抗衡，实惟今古之无双，岂止帝王之第一”（8），“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即宋高宗——毛按）以天纵之圣，富缉熙之学，寓之翰墨，俯临王羲之《修禊叙〈序〉》，妙入神品”（9）等，也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了题奏者与辑录者的帝王崇拜之心。只是其中“直出其上”与“实惟今古之无双，岂止帝王之第一”诸语，把宋高宗的书法吹上了天，又怎能不让人感到荒谬之至呢？如果说桑世昌《兰亭考》中的帝王崇拜只在“局部”展示的话，那么，到了清代吴高增《兰亭志》那儿，帝王崇拜一下便登峰造极，走向“整体”展示，既“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想必都会这么认为——既称《兰亭志》，一上来自应仿照桑世昌的做法，把兰亭的地理位置说清楚，把王羲之当年在此举办兰亭雅集的事提出来，把《兰亭序》、兰亭诗与《兰亭后序》等列出来。可这位《兰亭志》撰者、这位文人兼地方官员吴高增，想的不是读者之想，而是如何表达自己对当朝皇帝的无限忠诚与无限崇拜。于是，打开《兰亭志》，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竟是别出心裁的“卷首”——以龙日图为底，中间镶字，如巨碑之平面，端庄而威严。镶字龙日图十三张，其中第一张三纵行小字，右侧低两格，为“圣祖仁皇帝御笔”；中间顶格，为“圣祖仁皇帝御笔”；左侧低三格余，为“岁贡生候选训导臣吴文炜（吴高增之父——毛按）恭摹”。第二张“兰”字，第三张“亭”字，系吴文炜临康熙皇帝手迹。下余者，系吴高增本人依次抄录乾隆皇帝《三希堂法帖》跋语，《兰亭即事》诗一首、《兰亭杂咏》诗四首，及款注“绍兴府山阴县儒学训导臣吴高增敬刊”。镶字龙日图而外，则是吴高增与群臣“恭和”乾隆皇帝《兰亭即事》诗与《兰亭杂咏》诗的诗篇，计三十一首。这样的“卷首”，除极度帝王崇拜者外，谁又能想得出来呢？吴高增的帝王崇拜，尽管已经通过《兰亭志》“卷首”突出地表露了出来，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其下多卷文字中，仍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或集中、或分散的展示。卷一题为“纪原”，主要记述兰亭地理位置、《兰亭序》、兰亭诗、《兰亭后序》以及元人补兰亭诗。但吴氏也不忘突兀地帝王崇拜一下：康熙三十五（四）年，圣祖仁皇帝御书《兰亭序》，勒石建亭，岿然高出云表。三十七年复御书“兰亭”二字悬之。凤翥龙盘，空前绝后。右军书为臣中第一，御书为帝王中第一。超醉本（指王书《兰亭序》真迹——毛按）而轶永和矣。（10）我们想，依吴氏的学识及审美眼光，他不可能不知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圣祖仁皇帝无法企及的，但他又怎敢道出心中之实感？为了向当朝皇帝乾隆表忠心，奉承下圣祖仁皇帝，只好玩了个语言游戏，说“右军书为臣中第一，御书为帝王中第一”。其实，这样的语言游戏，也是拾古人之牙慧。早在南朝齐时，王僧虔就说过类似的话。《南齐书》卷三十三载：“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11）《历代书法论文选》简介作者王僧虔时说：“齐太祖尝与赌书，书毕，问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太祖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12）“第一”之奉承已属昧心，没想到吴氏还要来句更恶心、更离谱的奉承——“超醉本而轶永和矣”，径直宣称圣祖圣皇帝的书法已经“超”“轶”了王羲之《兰亭序》，一如我们前引南宋吕颐浩对宋高宗书法的奉承——“实惟今古之无双，岂止帝王之第一”。对此，我们只能喟然长叹：吴氏与吕氏的帝王崇拜已经深入骨髓、无可救药了！卷二“图说”，记录的是关于兰亭图及兰亭图解说文字。这中间，吴氏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帝王崇拜。他写道：圣祖仁皇帝天纵聪明，殚精楷法。御书《禊序》，重勒贞珉，而兰亭之价顿增十倍，羲之之文发越千秋。我皇上（指乾隆皇帝）巡方驻跸，恰值三月上巳之辰，御诗镌刻碑阴，翰墨重光，山川生色，古今绝胜之事也，臣民万世之瞻也。生此地与仕此土者何其幸也！（13）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吴氏的心目中，皇帝不是王羲之《兰亭序》的取法者与受益者，反倒成了让“兰亭之价顿增十倍，羲之之文发越千秋”的“大恩人”。如此本末倒置，如此高歌皇权，非理性的帝王崇拜，终于让吴氏进入疯狂放肆、胡说八道。卷三中的“纪胜”篇，记述兰亭由来及有关古迹情况，扎根内心深处的帝王崇拜，亦让吴氏留下或重申了曾经多次说过的话：圣祖仁皇帝万机余暇，留神翰墨，御书重颁，超轶醉本。又有“兰亭”二大字，特允织造敖福合所请，磨大石数丈，勒诸兰亭，其大字悬之亭中。（14）（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八日，皇上（指乾隆皇帝——毛按）幸兰亭，时雨新晴，荣光照槛，天颜有喜，宸翰重挥，有七言律诗一首、七言绝句四首，勒之贞珉，固已霞蔚云蒸，罄俯察仰观之胜；山辉川映，睹龙盘凤翥之奇矣……恩赐荷包一对，又奉诏加一级，不胜荣幸感激之至，恭纪（记）于此。（15）该奉承的已奉承，该说瞎话的已说过，该重复的已重复，再下来，吴氏还会有什么新的帝王崇拜之举吗？当然有，请看他的《兰亭志》末卷之设置吧！《兰亭志》末卷，题为“遗墨”，刊发许椿所作跋语。按说，全志到此已告结束，可吴氏的帝王崇拜尚未尽兴，他要“照应”卷首，再缀五种墨迹图片。这五种墨迹图片，其一即是其父吴文炜“恭摹”康熙皇帝玄烨所书《兰亭序》。吴高增啊，真不愧一位彻头彻尾、无人逾越的帝王崇拜者！回看兰亭记述中的帝王崇拜，唐人何延之在《兰亭记》中的表现，还是非常有节制的，他只在文章收尾处用了一百三十一字（不及全文十分之一），记下自己对皇恩的无限感激之情，读者读之尚能予以理解。到桑世昌《兰亭考》那儿，“睿赏”的文字相对多了点，但对全书来说，所占比例仍极小，而且那些推崇皇帝的文字，又不直接出自桑世昌笔下，所以，桑世昌的帝王崇拜最隐秘也最不令人反感。最无节制、最令人反感的帝王崇拜，是吴高增。他别出心裁设卷首把玄烨、弘历高高供奉，又于他卷数处不厌其烦地肉麻吹捧两位当朝皇帝，连皇帝自己不敢说的话，他也敢说。所谓“超醉本而轶永和矣”，除了吴高增，历史上谁敢这么说？为了拍皇帝的马屁，吴高增算是豁出去了，什么大话、假话、昧良心话，都敢一一向外喷发。吴高增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无非在于大世面见得太少，作为一个小小地方文官，被乾隆皇帝接见一下，就顿感荣幸无比、光宗耀祖，于是一定要顶礼膜拜一番，并借编撰《兰亭志》之机，把这些荣耀与自己的帝王崇拜记录下来，昭示天下，昭示后人。（16）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长期受愚昧忠君思想教育，帝王崇拜已植入他浑然不觉的潜意识之中，使所有的帝王崇拜之举都变成一种“高度自觉”，并为他人所不及。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帝王崇拜也一道走向终结，再也不可能出现于兰亭及兰亭记述当中了！（1）《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2）《诗经·小雅·北山》语，南宋朱熹集注《诗经》第286页，“国学典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3）关于帝王崇拜的理论阐释，请参见冯尔康《皇帝崇拜文化心态探究》（《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和程万里《古代中国的帝王崇拜观念探析》（《求索》2012年第9期）等文。（4）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第126—130页，范祥雍点校，“中国美术论著丛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6）南宋桑世昌辑《兰亭考》卷二第1、2页，“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四十七年据柳大中影宋本刊本。（8）南宋吕颐浩《谢赐御书兰亭表》语，同上第7页。（10）清吴高增语，清吴高增撰《兰亭志》卷一第2页，清乾隆十七年凝秀堂刊本。（11）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第596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12）《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3）清吴高增语，清吴高增撰《兰亭志》卷二第7页，清乾隆十七年凝秀堂刊本。（16）清吴高增在《兰亭志》中自述道：“乾隆十六年，皇上（指清高宗弘历——毛按）循时之典，省方问俗，爰至会稽，御制兰亭诗，宸章挥洒，绚烂辉煌。臣高增备员司训，幸获瞻仰，不胜欢忭舞蹈之至。爰辑《兰亭志》，荟萃成编。”（清吴高增撰《兰亭志》卷一第2页，清乾隆十七年凝秀堂刊本）![]()
毛万宝，男，安徽六安人，1961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和公务员，2005年应聘浙江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持该所工作。1992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2017年被聘为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坚持书法美学与兰亭学研究，发表文字300余万言。1990年获全国书法理论奖“书谱奖”；2002年和2006年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2010年获全国书法理论奖“康有为奖”；2012年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 ；2024年入选“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已出版重要论著《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兰亭学探要》《〈兰亭序〉史话》和《兰亭学探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