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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上高楼——王国维致罗振玉书札专场
艺术自媒体/ 同古堂、 撰稿人/ 林妹妹、图/ 朵云轩
白发几人怀故苑，青山何地葬遗民？在所有人言必谈“革命”“西学”的一派新气象中，固执的王国维至死也没有剪掉瓜皮帽下的辫子，尽己所能地捍守了前朝传统士大夫最后的坚贞。
无所谓迂腐、或者愚忠，也没有凄凉、愤懑，在昆明湖那一汪碧蓝如玉的湖水中，王国维倏然跃向当中，直到湖面重归平静。除了寥寥遗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所掀起的波澜外，便只剩“君子死社稷”般的绝望余响。关于王国维“投湖”缘由，陈寅恪曾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或许除了绝望于文化式微，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一直对于清廷覆亡，心存忏悔。其早年追求新学，希望能以此推动社会改革，挽救满清政府于危局，却不曾料想，这些政治变革，却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而在进入民国后，曾经“超前”的王国维又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老学究式”的无言抗争，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然不论如何，被视为旧文化最高“士大夫精神典范”的王国维，如遗珍未央，最是人间留不住。在自沉当日，王国维给溥仪写了最后一道遗奏：“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史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静安沉湖，衣冠千年犹有冢，这个偏执的行为，丝毫不影响世人对王国维峻洁与才学的推重。当初，有着“大炮”外号的傅斯年，直言不敢去清华执教的原因便是敬畏王国维，而非梁启超、陈寅恪。及至于今，亦流传着这样一段话，“中国有三大天才都死于水，分别是屈原、李白和王国维。他们三人各自代表着一千年的文化史。一千年才有一篇《离骚》，一千年才有一曲《将进酒》，同样一千年才有一本《人间词话》。”笔者以为，屈原与王国维似更相近，屈子投江，开启了传统文化的源头，而静安沉湖，则宣告了旧文化的结束。此次，朵云轩2024秋拍，征得“王国维致罗振玉书札一批”，计十九通，同一上款，体量殊大，为近些年拍场鲜见，甚是可珍。这批书札作于辛亥革命后，自1916年至1925年，或忧心于时局，或言及金石考释，或述生活状态，或为书画收藏等，内容甚是丰富。其既是“罗王”交谊与学术交流的直接见证，对于王国维的思想研究亦是难得史料，皆著录于《王国维全集——书信》，大部分亦见于《王国维年谱长编》，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收藏意义。王国维与罗振玉构建的“罗王之学”，继承乾嘉考据学、金石学等，尤是对殷墟甲骨与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的贡献，掀起汉学研究浪潮，亦被公认为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 顷寄一函，而闻汪子同来沪患痢在旅馆中，想有数日句留矣。丁辅之所云《涧上纪略》一书，其人即持去，后得公复，乃踪迹之。前日初旬见辅之，询高欣木以售者踪迹，恐已售去，未必能找得矣。严修能手写文稿八篇、诗一首奉呈左右，请詧收。内《题汉弩机摹本后》与《秋堂延桂图记》二篇未入集中，已校出矣。 前函所示诚非此间所能隃度，然世界风潮不可不察。伦敦工党之所宣言，几欲步罗刹之后，如西洋三岛爆发，则东三岛与我神州必随其后。老树尚为之漂摇，况未生之萌蘖乎！二妙之言过夸，亦请察之。专肃，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88-289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78-27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曾言：“卜辞研究，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此说广为学界认同。其中，“雪堂”即罗振玉，有“近代传古第一人”之誉。“观堂”为王国维，“彦堂”“鼎堂”则分别是董作宾、郭沫若，四人并称“甲骨四堂”，在学术上皆造诣精深。罗王二人同为前清遗老，又因共好文字之学，彼此间时有学术探讨考订，遂成莫逆，并结为儿女亲家，故札中称雪堂先生亲家。是札所提及汪子同为罗振玉外甥。丁辅之，篆刻家，与王福庵等发起创建西泠印社，系晚清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从孙。高欣木为高野侯，名时显，字欣木，号野侯，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札中“严修能手写文稿八篇、诗一首奉呈左右”，与6月15日致罗振玉札云愿以严九能文稿、信件与罗振玉交换兮甲盘拓本，以及6月18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称“兮甲盘本欲以赠公……待从容时即检出也”，相互印证。 严元照（1773-1817），清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学家，字修能，一字久能、九能。故是札应书于1919年6月21日（文后其余诸札时间考释，亦为公历，不再注明）。而“前函所示诚非此间所能隃度”应是言及“哈校”停课，王国维曾于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局势亦瞬息万变。“伦敦工党”为英国议会第一大党，“罗刹”指苏俄。“老树尚为之漂摇，况未生之萌蘖乎”则表达对饱经沧桑的国家命运之担忧。“二妙”似指廖容、廖肃昆仲，广东惠州人，曾参与宗社党活动，后皆被张作霖所杀。是札花笺，亦是精美。 晨奉书，敬悉一切。观自廿七日起感冒数日，今日稍愈。 连日阅报，知津埠水势亦至岌岌，不知连日堵御效果如何？如过今明大潮汛，想可无虑矣。 少府诸公欲将房产交哈经理，观已为楫言其详情，楫谓明道与高密亦略知之。观又言彼系巴结当道者，力实不足以庇我；又与言某氏在哈处之权力至小。楫言高密亦云其不能作全权代表，而少府犹有此举，真不可解，恐为之线索者仍是某某。（即前函所欲安顿者。）将来卽由某某经理可预决也。楫已多日不见，其辞职说前曾闻之，尚不知其究竟，楫之见解与庄甚相似也。 王氏手稿中观所抄出者乃《方言疏证补》，前载东原说而后加以案语，较戴氏说甚为精深，惟钞出者仅二十页，不及一卷，甚可惜也。（想原书止此，非缺佚。）观拟作一跋，成后当与钞稿并寄也。 内部条例未见，殆本有所为而作，但于各团体及私家藏古器古籍并有干涉，故各方面无不反对。如大库物，闻叔平言似亦为收归彼有之一种。前日报载北大研究所有一反对意见书，措词甚为有力，不知此条例已颁布否？闻已经登载报纸，但我辈未见耳。专肃，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2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是札“连日阅报，知津埠水势亦至岌岌，不知连日堵御效果如何”与8月13日致蒋汝藻函云“此间自兄行后，又大雨数次，永定河又决东岸”、“津南尤甚，津埠危甚”，以及7月25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云“日来天津水警频闻，不知能否幸免”相互印证，故应书于1924年7月31日。而“少府诸公欲将房产交哈经理”则与《郑孝胥日记》6月30日载“晚，内务府宴姬佛陀于会贤堂，商经理皇室房产事”言指同一事宜，“哈经理”为哈同。“楫谓明道与高密亦略知之”中，“楫”应为佟济煦，字楫先，溥仪近身侍卫长，生于福州，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佟济煦在天津张园、静园协助溥仪处理日常庶务。此外，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涉及相关人事时，往往以代指称谓，“明道”为陈宝琛，“高密”指郑孝胥。而朱益藩称“紫阳”，“金梁”为“日”，“温肃”为“太真”。由此可见，这些遗老，似乎在谋划一些事宜，甚是小心翼翼，恐为他人所知。札中《方言疏证补》王念孙撰。一卷。是书旨在补注戴震《方言疏证》，间亦订正卢文弨、丁杰两家之说。前列戴氏疏证，后附按语。为王氏未竟之稿。1925年罗振玉刻入《高邮王氏遗书》中。释文：北庭解纽，南势方张，匹磾欲钞辛亥陈文解决时局，凡旧系人物已隐隐成一同盟，党人声势亦有加无已，而实力终逊于段，将来总以袁退段代了此一局。揆诸人民厌乱与各方面畏难苟安之心理，舍此决不出他途。以后此篇陈文尚须时时钞袭，不知尚有大英雄出起而定之者否？沪上一时治安，尚无他虑。今年蚕事又为乱事大有损失，江浙二省所损恐在千万上下耳。我辈只可作蠹鱼，别无可为者。再请纯伯一书附呈。程冰泉尚未到。其日币损失距书到时价在百元以上矣。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76-77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是札”沪上一时治安，尚无他虑“与1916年4月14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中”不知沪上近何如状，沪南能免攻战之否？”承接，而言及“纯伯”（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冰泉”（上海汲修斋古董商人）亦知为致罗振玉。故本札书于1916年5月10日。“匹磾欲钞辛亥陈文解决时局”，其中“匹磾”应代指段祺瑞，晋朝有大将段匹磾。“而实力终逊于段，将来总以袁退段代了此一局”，应是指是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重新称大总统。而札中“人民厌乱”、“今年蚕事又为乱事大有损失”则可见王国维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心境。只可惜时不我予，只能做个读书人。“蠹鱼”被文人视若会读书的小虫，陆游有诗“吾生如蠹鱼，亦复类熠耀。一生守断简，微火寒自照。” 一昨连接赐书，敬悉一切。维前后所上诸书，亦当均达左右。此间所以处姬君者，正舆赐书大致符合。包办之局已定，景叔口答必可作据，其后补答之书不来，（因此后二三日连日见面。）既已言定，亦不便要其手书矣。惟闻后数日所言，则征外间文稿一条，恐不能行。因后与姬君商征稿页数，仅云每期十页左右，则应之者恐不踊跃。而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劬（即张采田）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故第一、二期拟姑以旧史学上之稿充数，（当舆言明，此系格外事，不必酬，以后亦不能每月有之。）后再议之。 《史籀篇》字共得二百二十字，（《玉函》辑本有误。）已释得六十余字。昨释廿余字，中有五字颇佳。全书当得四十页，恐须分两卷用之。现在竭力进行，恐须至二月底始能齐稿（因撰稿、古书均须钞。）也。昨日释一字，敬以奉闻。此字许君既谓“瘖省声”，又谓“从人，人亦声”。瘖、人既不同部，又二字与亦不同部，于是纷纷聚讼。今以毛公鼎、应公鼎二字观之，其字作 ，从 ，当舆同意，象腋形，象二腋，象一腋，下从亦下鸟，乃会意字。且知臂鹰之俗，古已有之矣。此说不知何如？祈教之。 此间自十八日后，无二日晴者。近四五日，日草《史籀篇疏识》三四页，上卷月内可成。篆文虽有人写，虽刻木活字太多，又楷字需刻者亦太多，或须用石印，以后小学书皆石印，版式与铅版同，一书二版，如《永慕园丛书》例，须商之。沪上初到，用费甚大，器具已买二十元，书架十八元，将来需添者甚多。程秉泉之伙，廿四晚，云由宫崎赴东，而昨今并不来托打电报，不知行否也。专此，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9-60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是札为王国维少见长札，其中“近四五日，日草《史籀篇疏识》三四页，上卷月内可成”与日记正月廿六日中“写史篇考释四页”吻合，又考释史籀篇文字等事宜，与1916年2月25、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札内容亦承接，故本札应书于1916年2月28日。“姬君”应为姬觉弥，又名姬佛佗，哈同总管。哈同是上海第一财阀，病故后，姬实为哈同继承人。罗伽陵夫人信奉佛教，贫图享受，一切都授权姬氏。“景叔”为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双玉主人，浙江海宁人。居杭州，贡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补行殿试，中进士。后任江苏丹阳知县。精金石文字之学，富收藏。其亦曾为哈同所创办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而“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劬（即张采田）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其中，“杨芷晴”为杨钟羲（1865-1940），清末藏书家。“培老”是沈曾植。“曹君直”为曹元忠（1865-1923）晚清藏书家、校勘学家。张采田，史学家，清史馆纂修。程秉泉即程冰泉。王国维称诸家为“旧史学”，可见虽同为遗老，然彼此学术观念却大相径庭。据张采田致王国维札所言：“近阅杂报兄竟为人奉为考古学大师矣，与此辈研究礓石者为伍，得无有陨获之叹耶！弟尝谓周孔以前有何文化，不过一堆石而已。此种醋石愈研究愈与原人相近，再进则禽兽矣。”亦可窥见。 前日寄一书，想达左右。是日接手书，敬悉一切。哈同路房屋，询之景叔，云最大之三幢屋，有五十余元一所者，余价不等以大小为差。后丁辅之来云，彼所租之屋月四十元，（其屋在静安寺路哈同路转角，乃最利便者。）其里中之屋不过三十五元左右，然颇闻其屋颇多租出，不知届时有合宜之屋否？若以相宜之地而论，则此时租屋决非难事，惟电灯极难。现在沪上电力不足，故不能新增电表，必须辗转购之他人。辅之言哈同路南民厚里有路（屋）二幢，系二屋打通者，租廿元，兼已装电灯，然此屋于公不足用，又万不能于此时即定也。维意哈同路屋地稍僻静，空气较他处为佳，然防火之事则舆他里屋无甚悬殊，最好于英法界西偏觅一小洋房较为合宜。乙老之屋月六十金，如有此种屋，则公之全眷与书器亦略足容，固然此须待公到后广托有场面产业之人必可觅到，如托刘、蒋诸人必有相宜之屋，惟此时既不宣布碍难办理耳。至秋冬间自以暂租三幢屋为宜，不过后又须移居耳。目下尚有二三日余裕，当徐觅妥屋，即哈同路屋尽租出，不虞他所无之也。 辅之处书第二卷已排成五十页，据云月内可成，否则下月上旬必可告竣。凤老书已付与画图，图约百余枚，已画成一本，渠询之刻工云，每枚须五角，（此系要价。）又云当广询他处，然使每枚二角似不便宜，此书刻图一项已须二三十元矣。渠欲付百元，嘱致函先生寄沪，昨已函致纬公，请其酌付。（因现在排印已成之物尚未及百元。）公如有函致纬，可请其付之，因公书到沪时，《叙录》必已印成矣。专此，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68-269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是札一通二页，内容言及哈同路租房事宜，与1918年7月1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云“请密探哈园赁人之宅，在该园左近，三楼三地，价每月几何，有点灯否”相吻合。此外，“辅之处书第二卷已排成五十页，据云月内可成”以及“凤老书已付与画图”与18日早札”雪堂叙録……下卷已送校者三十页“、14日下午札“凤老书已取去画图”承接，故本札应书于1918年7月30日。是札提及丁辅之、邹安。“乙老”为沈曾植，“凤老”为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凤笙，号蓼园，以史学研究见长。独立编撰了《新元史》，并负责总成《清史稿》。“纬公”应为范兆经，字纬君，罗振玉妻弟。 昨日寄一书，想达左右。是晚赴姬君招饮，坐中尚有况夔笙等，不及言学报事。归时询景叔，每期页数大约需八十页，则附印古书殆三四十页足矣，夔笙恐须在此报中作文，又兼金石美术事，因其人乃景叔所延，又艺风所荐，而光境现复奇窘故也。乙老言其人性气极不佳，杨子勤则无暇为此云。姑洵之。 艺风处到后十日未往，而于蟫隐邂逅一次，渠见乙老询维甚力，乙老劝往拜，殆有相怪之辞。昨因雨甚不能移居，因冒雨访之。谈古书事颇有异闻。云查伊璜《罪惟录》一百卷手稿（乃明私史，纪、志、传皆有。）去年由费景韩得之，售与刘翰仪，又陈仲鱼《简庄疏记》十八卷皆经学札记，艺言甚佳。（不知信否。）此书归盛杏荪，已由刘氏付刊，其半已刻成。乙老言近岁见闽本《东观余论》，系长睿之子所刊，与行世楼玫媿本不同，忘其归谁氏矣。 维今日移居，暂借蟫隐之仆用数日。今已开箱七只，其中书籍颇有受湿者，他书尚可，公所寄之新书在维箱中者，竟有数册生霉点，可恨之至。其竹箱幸免。维书受损亦不少，最奇者，舱中蒸气成水滴滴而下，地上皆水。初六日大风，所携数书坠在板上亦受水厄。书籍之转运真一劫也。（木箱已壤四五只。）新居乃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门牌，以后函件可寄此地。今日一山、季英来此，见屋好价廉，均有结邻之意。因隔壁同式之屋下月即空也。此间所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4-55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43-1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是札未署年款，内容言及王国维移居新房，以及书籍刊刻、邮寄书籍受潮等。札中“维今日移居，暂借蟫隐之僕用数日。”以及“新居乃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门牌，以后函件可寄此地。今日一山、季英来此，见屋好价廉，均有结邻之意”，与正月十九日日记吻合，日记载“三时许，章一山检讨来访，……季英亦来，二人见予新居，均以为屋好而价廉，皆有结邻之意。”又云“灯下作致蕴公书”，可知为同一天，故本札书于1916年2月21日。札中所及“况夔笙”为况周颐，晚清官员、词人，曾入张之洞、端方江都幕府。杨子勤，即杨钟羲。“费景韩”为费寅，字景韩，号复斋，清末嘉兴教谕，辛亥后开设书店。“刘翰仪”是刘承干，近代藏书家与刻书家，筑“嘉业堂藏书楼”，藏书极丰富。“盛杏荪”为盛宣怀，洋务派代表人物，红顶商人。“蟫隐”指罗振常，“一山”为章梫，曾授翰林院检讨。“季英”是刘大绅，字季英，刘鹗之子，早年从学于罗振玉，后为罗振玉长婿并随侍左右。 前晚接手书并印件提单，即交景叔又转托尧香矣。前书，此十日内无功课无甚结果，一昨忽得一快事，此日本拟考黄县丁氏所藏魏三字石经残字，取杨星老所印拓本观之，乃排列其行款，始知每行经文二十字，并三体计之则六十字。又据此行款以求《隶续》所录残字，（《隶释》尚未借到，先据冯柳东书推之。）亦皆每行六十字，凡《隶续》所存字亦可图其残石形状，惟所存残石在碑之上或下则不可定耳。《隶续》所载本据苏望民摹刻之本，字颇有颠倒错乱，前人皆谓是《左传》残字，国朝臧玉林始从其中分出《尚书》，孙渊如复作考二卷，此君粗浅，必不佳。今借此书尚未到。拟作《魏石经考》一篇，并附以图，惟《春秋》尚有若干字不能知其在何处耳。魏石经之立，本意在补汉石经，其《尚书》梁有十三卷，十三卷者《古文尚书》之卷数也。《春秋》梁有十二卷，十二卷者《左氏经》之卷数也。（又《隋·志》言梁有石经，当为传拓之本，则拓石事始于六朝也。）又《隶续》所存字，于《春秋经》以外并有《左传》廿二字连文，若并所缺三体字计之，当有三十九字，此甚可疑。一行三十九字之残石，狭长已甚，世无此种残石之理，或此行又出于六朝唐时拓本，而苏氏刻之，与他《春秋》残石不同出一源耳。且古书记魏石经仅有《春秋》、《尚书》，此却有《左传》，不得其解，尚待细考耳。又三体中，古文上承《说文》中古文，下启隶古定《尚书》，考证此事亦极有趣味也。汉石经每行字数，《公羊》八十四字，《仪礼》、《诗》七十余字。（此诸种均未排比。）公去岁所得者，《论语》有出刘本外者，并忆有出南昌刻本外者，此本将来必须印行，能将刘本所无者以今隶写一行款见示，尤感。专此，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65-66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是札为王国维关于“魏三字石经残字”的详尽考释，引经据典，可见观堂严谨的治学方式。罗振玉曾赞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他日“必逾于亭林（顾亭林）、戴（戴震）、段（段玉裁），此固非弟之私言也”。札中“拟作《魏石经考》一篇”与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丙辰年“自三月起，草《魏石经考》，由汉石经之经数石数，以考魏石经之经数石数。又详释黄县丁氏所藏魏石经残石，及洪氏《隶释》所载各残石文字”相吻合，故本札亦应书于是年三月，即1916年4月20日。“杨星老”为杨守敬，有“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美誉，著《水经注疏》。“黄县丁氏”应为丁佛言，古文字学家，善籀篆，工刻印，曾任《亚细亚日报》主笔。 刻又有一快意事奉告，《说文》艹部末之五十三字，许云大篆从茻。初拟录入《史篇疏识》中，今晨未起，思之忽悟其不然。许引《史篇》字皆云籀文，此独云大篆者，明此五十三字不出于《史篇》，盖采《汉志》所录《八体六技》一书中字也。秦八体中有大篆，则《八体六技》中必有大篆无疑，虽当时已佚之《史籀》六篇中或有其字，然许君不敢谓之籀文从茻，盖其慎也。观此五十三字中蓬字下重籀文莑，可知草部所谓大篆之非出《史篇》矣。此说前人未有及之者，故亟奉闻。再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8-59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是札王国维引许慎《说文解字》考释“艸部末之五十三字”，最后得出结论“草部所谓大篆之非出《史篇》”。《丙辰日记》正月廿四日有云：“早起加一纸于蕴公书寄之”，即是此札与廿三日札一函附邮，而今则分藏矣。故本札书于1916年2月26日。廿三日札中，王国维称“昨夜细阅说文中籀文”，日记中正月廿二日亦载“晚饭间思《史篇》诸字，……悟得此字，至快也。……此二字当告蕴公也。”内容亦相互承接。一、《学术丛编》事，景叔云欲赠公《艺术丛编》共十分，维意公全受与否虽不可知，或以其中一部分易《学术丛编》若干部，因公所编书已有自印，而他书则所不甚须，若《学术丛编》则全系公处之书，公虽有二十份，亦愿有之也。 一、此间天气不好，病人甚多，舍间小孩亦多伤风发热者，不知京都如何？此上，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90-91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是札拟以邹安所欲赠《艺术丛编》再易取若干《学术丛编》，按两《丛编》如9日札云“已寄《丛编》六册”，12日札云邹安意欲每期皆同时刊出，以及小孩生病事，与15日札“令孙发热想已大愈，舍间诸小孩伤风亦早愈也。”等承接，故本札应书于1916年7月16日。未署上款，或为另函之附札。仓圣明智大学所出版的《学术丛编》《艺术丛编》，都是采用古籍线装装帧形式，罗振玉曾应邀为《丛编》题写书签。释文：已愈，渠云欲作书复公，然讫未交来也。此间自十四五后又屡阴雨，然天气已寒，当渐放晴，此次哈校秋祭，停课半月，维之《切韵》乃得早成，然每日之力亦仅能尽三纸而已。专肃，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6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是札云及“哈校秋祭，停课半月，维之《切韵》乃得早成”，即因哈园九月中旬，例行秋祭，停课半月，王国维更有充足的时间完全《切韵》。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辛酉年“九月朔日起，録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至二十三日録毕。”可知是札书于1921年10月22日。是月初六，亦有札云“连日写《切韵》，……须半月后方成。”11月9日王国维致马衡札，亦有言：“敦煌出唐写本《切韵》，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计三种，……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也可推知书写时间，当在10月。 诹吉书始于今晨取到，择定明年三月廿九日寄上，请詧收。前日景叔属草一电稿，即商允合印《天竺字源》二书事，想已早到矣。古书流通处之宋元本及明代实录诸书，闻以二万元归刘汉怡，菁华尽矣。专此，再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08-109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是札为1916年8月23日晚致罗振玉书札之附函，书于24日早晨。罗振玉致邹安信中，亦曾数次商议北宋写本《天竺字源》以玻璃板缩小的刊刻事宜。并云及古书流通处中最为菁华的“宋元本及明代实録诸书”已为刘承干所购藏。释文：其一条当再检之，可不必钞示也。《耶律年谱》其中人物与事迹考出者已不少，所难者在集中所见最要数人姓名无从考，又各诗年代大略可定，不能确指为某年，将来只可于数年中录一次耳。 文正墓在万寿山，今尚存，又以玉泉自号，稍凉后当往访其墓也。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6-417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耶律年谱》大体告成在乙丑七月，此时尚未竟。札云“考卷尚有未到者”指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招生考卷，时在1925年7月，即乙丑五月中旬，七月底须结束录取事宜。故是札书写时间应为1925年7月17日。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契丹人。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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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 致罗振玉书札
纸本 镜片
1916年5月22日作
释文：（《书契后编》、《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录》三书全书已收到，谢谢。昨日装钉成书，可以读矣。封皮与包角与永慕园丛书不一式，只听之而已。）
寒中先生有道：
前日寄一书，想达左右。程冰泉于前日到此，其款昨日取去，兹取收条奉上，祈詧入。渠携来东坡种桔帖（吴荷屋旧藏，筠清所刻者。）及王元章梅花长卷见示，卷极佳，渠云苏三百元，王四百元，不日即寄公处。渠此次以四万余元买磁器二，真惊人事矣。君楚到后，一切带物想已收到。此次所带苏冶妊鼎关上不知有留难否？近考得三字石经每行六十字，以此行款排比《隶续》所存残字，得《尚书·大诰》残石一段，《吕刑》及《文侯之命》残石一段，《春秋·桓公经》、《宣公经》、《襄公经》各三段，而《宣公经》一段最长，得三十行，（中间空三行。）疑魏石每碑三十行，行六十字。又据《西征记》，（《御览·碑门》所引。）三字石经高八尺。今以丁氏残石量之，大率八字得建初尺一尺有奇，则六十字正得八尺许。其阔则《雒阳记》谓广四尺，（此事指汉石魏石不明。）则每碑三十行亦颇近之。考之古书，魏石经唯有《尚书》、《春秋》及《左传》三种，欲以二十五碑之数与碑之行数字数，可得碑字总数，再舆三经字数相比，便可知其果有几经。唯《尚书》究用何种，（梁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则与伪孔卷数同。）殊难断定，不知先生何以教之？
第一提单已到，即付尧香，闻第一次寄书今日可以提出也。昨景叔持一杨统碑全拓见示，纸墨似古，字亦不恶，而行款与穿之位置均与《隶释》不同，闻索值颇鉅也。
沪上中国银行风潮已定，交通亦有开兑之说，（诸家所有钞票均无甚损失，惟抗父殖边损二三元而已。并闻。）而市面奇紧。蟫隐外埠生意，以钞币故，以后甚不易做，以此为难。中垒已行，时局益混沌，未识乱何时可了耳！专此，敬请
道安不一
永观再拜 廿一日
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
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78-79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18×42.5 cm
是札内容丰富，云及书籍装订、书画瓷器、金石碑帖购藏、石经考释、时局混沌等，殊是难得。札中“沪上中国银行风潮已定，交通亦有开兑之説”与1916年5月17日“此间银行风潮尚未过，中国银行上海钞票仍旧兑现，可以通行，外阜则否。交通有兑现之说，不知果否”承接，可知书于1916年5月22日。札中“东坡种桔帖（吴荷屋旧藏，筠清所刻者。）”，《种桔帖》又称《楚颂帖》原帖真迹早已毁灭。吴荷屋为吴荣光，曾刻《筠清馆法帖》六卷。王元章为王冕，尤精于写梅，号梅花屋主。苏冶妊鼎铭文云：“苏冶妊作虢妃鱼母媵子子孙孙永宝用”。苏冶妊是妊姓女子嫁与苏国的称呼，应为苏国的国君夫人。此鼎是其为出嫁到虢国的女儿所作的媵器。《沛相杨统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与《杨震碑》《繁阳会杨君碑》《杨著碑》统称四杨碑。四杨碑早佚，未见原石拓本传世。释文：顷景叔来云，哈园印书款已交出，拟交蟫隐预备付《印举》价。因书到后须付款，故此免兑汇。并此附闻。 刻接初七、八两书，敬悉一切。元钞币版拓本敬谢。我辈无储蓄，然此“一定贰贯”者，当永在斋中矣。纯伯处昨往付其五十元，并付还吴、赵二画，欲与商且作一结束。渠则谓不结无妨，并谓吴渔山着色山水可以互易，但价在所还之画之上云。请公阅后定之当函索之，到后即以百五十元付之也。《印举》景叔已令其将全书索来，大约数日可到。（在苏州原主处。）到后一阅点数，即可交蟫隐寄东。然以十六金苻之印数及价核之，则此甚贵矣。元凶既毙，虽快人心，然后来之事仍如长夜。闻夫己氏［死］未死时，梁某曾往世中堂处有所接洽，而世婉谢之。此甚有识。此人真所谓不祥人、“夭子蛮、杀御叔”者也。两马貌似桀骜，然皆已受羁勒，逊等所计亦只画饼耳。《殷虚古器物图录序》拟补在《古器物范序》之上，此下已钞者，仅二三篇，裁割甚易也。 近考古文书体，有一事堪奉告者，即两头纤纤之古文实自三字石经始。卫恒谓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湻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邯郸湻之古文不如是也。许书古籀文字体本当与篆体不甚相远，今所傅字形亦锐其末者，盖雍熙刊本篆书或出徐鼎臣，古籀当出句中正、王惟恭二人之手，二人夙以古文名，无怪其作汉简体也。又魏石经残字每行六十字，每八字当建初尺一尺弱，则六十字适得七尺有半，又上下必稍留余地，则《水经注》及《西征记》所云高八尺者，甚为可信。《水经注》并云“广四尺”，则每碑当得三十五六行，（以碑皆相接，旁不必留余地故。）以此法计算字数，则《西征记》三十五碑之说最合。《洛阳伽蓝记》云二十五碑，则不能容《尚书》、《春秋》二经字数，（均以表裹刻字计。）决无此理。其种数除《尚书》、《春秋》二经外，《左传》仅刻至庄公，又知《尚书》无孔壁逸篇，亦无伪孔二十五篇。又以天宝未改字本《尚书》较三体古文，同者固多，异者亦不少，知伪孔本当出东晋之初，其人当及见魏石经而窃取其字，后故作异同，以貌为孔壁真本者也。郭夏之《古尚书》实即未改字本，（其古文殆郭忠恕依楷书为之，谓之“古隶定”可也。）实与晁公武本不同。晁本出宋次道家，与郭夏先后相接，乃不同如此，陆元朗所谓“依傍字书改变经文”者，固世世有耶？专此，敬请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81-83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68-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札中“元凶既毙，虽快人心，然后来之事仍如长夜”指袁世凯称帝不成而愤死。袁世凯死于6月6日，则本札亦书于同月，即1916年6月15日。又“元钞币版拓本敬谢”“《印举》景叔已令其将全书索来……到后一阅点数，即可交蟫隐寄东”与6月7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称“元抄版拓奉”“然若陈氏《印举》购得，则大快事”等亦相承接。《印举》为《十钟山房印举》，是陈介祺毕其一生心力辑录而成的一部印谱，是中国印谱史上空前绝后的巨著，对后世的金石篆刻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十六金符》为《十六金符斋印存》，是吴大澂以所藏古玺二千余钮辑成。札中称梁某此人真所谓不祥人、“夭子蛮、杀御叔”者也，应指梁士诒，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亦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世中堂”应指世续（1852-1921），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满洲正黄旗，清末军机大臣，编纂修《德宗实录》。札中亦长篇考古文字体。715
王国维（1877-1927） 致罗振玉书札
纸本 镜片
1916年5月作
释文：乱事靡定，人思息肩，天下大势恐遂归匹磾之手。以势力计之，大约段七分，南军三分。颇闻袁之要人已多归心匹磾，然亦可反复。此人在今日，正如夫己氏之在辛亥，然亦岂拨乱之才哉？此次粗定尚须半年，至一二年后又当复生变故，恐神州自此已矣。
报又载艺风事，可笑之至，世有此人，真读书者之羞也。盛宫保去世。江阴战争大约可了。昨日《时事新报》谓炮台变兵已由艺风托人经手以七万元买收枪炮，前此要求南京不派兵进攻，亦由党人以劝进事哃猲老艺，并诱以利，使联名电宁，宁卽以疏通责彼，亦许以酬报，此等恐未必尽实，然空穴来风，亦有以致之也。沪宁车通，沪杭仍未通，惟轮船及邮件尚无阻滞。浙中持柄者与宁沪仍有联络，故苏浙之间想不至有战事。两马皆驽骀，令人闷损。
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
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73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8×23 cm
是札未署年月，札云”盛宫保去世“，盛宣怀为1916年4月27日去世，故揣本札应书于5月份。札中，王国维言及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争权夺势。“南军”为南方革命军。1916年至1920年段氏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故称“袁之要人已多归心匹磾”。“夫己氏”指袁世凯，语出《左传·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艺风应是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藏书家、校勘家，被尊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江阴战争大约可了“应是1916年4月，因袁世凯公然复辟称帝，江阴要塞官兵举行反袁起义。716
王国维（1877-1927） 致罗振玉书札
纸本 镜片
1916年12月4日作
释文：昨夜函未发，顷方君来言，吴某人不易与言。今日吴往问二画，意欲索回，方答以已人持去，约一周以寄回。而郎画又云非五百元不售，方云已与人说实价，不能收回前语。殆其人多反复也。方君云如不留，请速寄回。然恐此函到时，寄还与拟留二者已定局矣。吴生意经络甚重，然在此时无论用何手段均属无效，因沪市面疲滞甚也。渠邀颂清观画，欲其介绍于庞、蒋两处，然必无成，此外亦无甚佳品。专此，再请
道安
维又拜 初十日
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
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54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23×9.5 cm
是札云及书画事宜。札中”今日吴往问二画，意欲索回，方答以已人持去，约一周以寄回“指吴剑秋藏画为人取走，与1916年11月29日札所言“昨询方君，谓其画亦不能揣东，今日当再熟商之”承接。12月9日札又称“方处两画想亦有覆在途”，故本札应书于此二札之间，即1916年12月4日。“颂清”为中国书画金兴祥，是王国维购藏书画协助者。据罗王之间的书札往来，亦可知王国维为罗振玉物色或购买书画文物等亦耗费大量精力。“庞、蒋”暂不可考，或为庞元济、蒋汝藻。 前日接手书，敬悉一切。宋瞽之名，乙老及孟苹处已屡闻之。孟苹并言京师有能观人气者，其人于大病后忽有此种视力。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色，若黑色则去死近。其人为旧家子，作某部科员，月得数十元，境窘而并不此自衒，为人望气亦不取赀，其人谨愿，似非妄言者，孟苹曾请教之，亦可异也。 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00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是札未署年款，所提及“宋瞽之名，乙老及孟苹处已屡闻之”揣或应是1919年末至1920年初所书。1920年春，罗振玉从东京归国居于天津不久，曾写信问王国维要生辰八字，欲请被传如同神仙一样的“宋瞽”为之算命，并言未来三五年为其“平生最佳之运”。1“宋瞽”为算命的宋瞎子。而“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可见其对新思潮的恐惧之心。事实上，王国维一直都处于“清室”与“新思潮”这一新一旧的矛盾中。罗振玉在致友人书札中，亦称新思潮恐遂至天倾地拆。718
王国维（1877-1927） 致罗振玉书札
纸本 镜片三挖
1919年9月30日作
释文：雪堂先生亲家有道：
善伯来，接到手书，今晨又接一书，敬悉一切。善伯略述数语，此事渠亦不能言之。尊书言蓬莱欲到风引仍回，此亦未始非福，因现在事创之不难守之极不易也。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籍，闻之神往。甘露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世界宝笈，不能以书籍论矣。蒋氏书先送来经部易类十四种。一汲古影宋写本《漠上易傅》十一卷，附《漠上先生履历》一卷，此书自宋以来著录本均不闻有《履历》，现拟觅通志堂本一对，恐未必有也。此外元本《周易傅义附录》，则拜经旧藏。又有郑桐庵先生《周易广义》手稿，（存下经卅二卦。）不分卷，无书题，但有“郑敷教印”、“士敬”、“荥阳”诸印，行草极似朱子《论语集注稿》，四库存目中有此书四卷，殆有刻本欤？
维足疾虽不进，亦不见退，服药四五日尚未见效，尚拟觅他医决定何病，如系脚气，或须作津沽一行，藉图良晤。
长儿考海关明日可揭晓，初次应考二三百人者取六十人，再次考则于此六十人中取十二人，不知能入选否？如取则须保证金关银三百两。惟薪水则闻第一年月四十两，次年五十两，有此相抵，想筹措三百金当不甚难耳。
高昌曲斌造像记祈拓一本见赐。敦煌两画跋，其一有副本，即以奉寄。其一即将原画像记寄奉，想公自能了然也。专肃，敬请
道安不一
维再拜 初七日
此函正作就，适季英交到八月朔手书，敬悉一切。腿疾如何？君美膝伤闻已全愈。维亦病足，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维之足疾甚与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盖是一种地方病，盖已二十余年乃重发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之，总须俟医生诊断决之耳。再请
道安
维又顿
《为可堂集》阙廿余叶，此就所装空白叶计之，未及细检也。并闻。
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
著录：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95-297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二、《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23×12.5 cm
此为镜片三挖，内容丰富，极为难得。札云“善伯来，接到手书，今晨又接一书”与1919年9月24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称“托善伯致书”承接，又“长儿考海关，明日可揭晓”与1919年9月16日其致罗振玉札云及“此函正作就，适季英交到八月朔手书”亦相连，故本札应书于1919年9月30日。“善伯”为罗福庆，字善伯，罗振玉堂侄。而“蒋氏书先送来经部易类十四种。”应是指王国维为蒋汝藻编撰《密韵楼书目》事宜。密韵楼蒋氏藏书后来成为涵芬楼的主要专藏之一。札中提及李氏诸书如《甘露二年写经》《景教经二种》等，诚为千载秘笈，闻之神往。李氏应指李盛铎，其曾将自甘肃押解入京的敦煌卷子截取部分归为己有。郑桐庵为郑敷教，字士敬，明末清初文人，郑光懋之子。《为可堂集》朱一是撰。释文：今日《申报》中登蔡吉逢致红十字会电，知君美、季英已入山中，安稳无恙，此次虽属冒险，功德不细，兹剪出奉寄，可以大慰。户口查毕，想竣事不难。展览：“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清华大学博物馆，2017年12月-2018年5月。著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55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君美，为罗振玉长子罗福成，字君美，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王国维时常与罗福成、刘大绅结伴至宣外街喝“大酒缸”。蔡吉逢，上海红十字会委员。而言及“《申报》中登蔡吉逢致红十字会电”，与1918年5月21日该报《放赈员报告涞县灾情》中，蔡氏报告冒雨雪入山调查灾情时，“刘、罗两君遇事谙练，一切进行端资臂画”吻合。2故本札亦应是书于这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