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州城东二十里白云山麓，有一座浙东古刹，名普安寺。相传西域宝掌禅师曾携贝叶经至此。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建寺，唐会昌中废。后唐清泰二年（963）重建。北宋景祐二年（1035）有德昭国师召对称旨，诏赐今额，御置田地八百亩、山六十亩，后废。明正统中，魏、胡二姓重建，又废。清康熙元年，僧释智琮舍资重建，徒德机增建方丈室及东西厢房百余间，恢复寺产。有宝掌泉、洗钵池、白云亭诸胜。
2017年4月间，笔者过普安寺，见有石碑背靠于厢房墙侧，已断为三截。总高200厘米，宽80厘米，厚15厘米，抹角，原有基座。询问居士王江元，得知出土于寺内，请予一观，众人遂协助平放于地。余见碑额曰《重兴普安禅寺碑记》，首行书“敕赐白云山普安禅寺碑记”，碑文正书，字迹基本可辨。记言：“……巨刹距城二十里，磵谷幽恬，松筠罗秀，左襟秦望，右带沃洲。四明列于前，三台拱乎后。……考开山之始，建寺之初，刘宋元嘉二年，宝掌禅师插草为标。……庶获晨钟暮梵。庸祝圣主洪恩，换水焚香乃答……”碑勒于雍正丙午年（雍正四年，1726）四月，所记为普安寺历史及置田兴寺之事，末署：“檀越魏、胡、张、赵、唐、叶；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世主持德机、监院行华。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承旨、金殿传胪裘琏撰。”下刻“金殿传胪”、“裘琏之印”两枚篆文方印。此碑未见于县志、文集。撰文者裘琏，何许人也？
裘 琏
裘琏（1644～1729），字殷玉，号蔗村、废莪子。世居慈溪横山，称“横山先生”。《慈溪县志》载其“生而孤露，天才过人，能为诗、古文及乐府词。”祖父裘兆锦、父亲裘永明都是晚明抗清将领，其父自散家财，补给军费，为捍卫明室而战死沙场，琏仅三岁。琏年少时即聪慧过人，康熙七年（1668）25岁时应院试，得中第一，成为秀才，闻名乡里。于是踌躇满志，欲施展抱负。然而崎岖坎坷的科举之路才刚刚开始，接下去的一切并不顺利。康熙八年应乡试，未遂人愿。康熙十年，生母刘氏逝世。康熙十四年，长子又因水痘夭折，同年挚友冯家桢、冯武水父子俱卒，裘琏为母守孝，又因家中多难，好友逢祸，错过了两次乡试。康熙十六年恩科乡试，再次未果。此后二十三年中又参加了十四次乡试，均落第而归。科举场上的失利，令裘琏郁郁不得志。期间，因家贫无计，只得四处坐馆修书，常年漂泊在外。康熙二十六年 (1687)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主纂《三楚志》，阅15日成，既工且速，总裁徐乾学览而称奇。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南巡，琏献《迎銮赋》得到赞许；康熙五十一年，帝六十大寿，琏作《升平乐府》，帝阅后大喜，命近侍记名，这时的康熙帝已对颇有才情的裘琏挂念于心。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裘琏71岁，终于得偿所愿，中了举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中进士，原本殿试时裘琏对策失检，“越幅”有违式例当黜。但缘于康熙帝的垂爱，最终位列三甲第一，特赐传胪，与二甲第一同，旋改庶吉士。裘琏得中，并非全凭一己之力，而是得到了皇帝的眷顾，其一生挣扎于科场，可谓身心俱疲。此时琏年逾古稀，求仕之路已然终结。康熙五十五年，73岁的裘琏具词乞身，退隐故里，以山水自娱。康熙六十年，曾至嵊县崇仁祭祖，作《宁波府慈溪县鸣鹤场宗派裔孙琏特牲致告》，署“赐进士第、翰林院庶吉士，派孙琏年七十八岁百拜”。迫于生计，裘琏年逾八旬，仍坐馆卖文为业，生活清苦。
雍正六年（1728）冬，裘琏突然被捕入狱，雍正七年（1729）六月十七日死于燕邸，后归葬慈溪飞凫山之阳。关于裘琏被逮的原因，至今成谜，民间揣测颇多，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云裘琏因“昆山三徐”事被累入狱。其二云裘琏曾在年少时作《拟张良招四皓书》，有人诬告他此作乃为废太子胤礽作，讽刺康熙易储，故而下狱。清末民初徐珂所编《清稗类钞·狱讼类》“裘琏以文字被逮”记载：“世宗性多疑，既即位，罗织诸王之宾客。雍正己酉，昆山三徐以事罢职，士奇并获谴。是年冬，琏被逮入京，时年八十五矣。明年六月，卒于京师，时狱犹未解也。三徐与高之获罪，或谓其党于诸王之故。至于琏，相传亦因三徐与高。或谓琏少时家居，曾作《拟张良招四皓书》……琏之书具载集中，当时颇多传诵之者。或摭其词以入告，谓此书乃讽圣祖易储，为太子允礽（雍正帝继位后将“胤礽”改名“允礽”）作，而琏之祸作矣，然实诬也。”
关于第一种说法，传闻裘琏之祸因“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与高士奇起，并云“雍正己酉（雍正七年，1729）昆山三徐以事罢职，士奇并获谴。”然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元文卒于康熙三十年（1691），徐秉义卒于康熙五十年（1711），高士奇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人均未活到雍正即位，何来雍正七年“被罢”、“获遣”之说？何况裘琏被逮事在雍正六年，此说与事实相悖。
关于第二种说法，传闻裘琏因年少时所作《拟张良招四皓书》讽康熙易储而下狱。雍正帝确实生性多疑，为巩固皇权，大兴“文字狱”，由此引发了不少惨案，如雍正初的“年羹尧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等不一枚举。其中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雍正六年(1728年)秋，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曾静谋反案”。此案首犯曾静罗列了雍正“谋父”、“弑母”、“屠弟”、“贪财”、“好杀”等的“十大罪状”，并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在雍正帝大力追查之下，全国随之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清剿“流谤”运动。这种形势下，传裘琏为人控告，诬其《拟张良招四皓书》，以汉高祖拟废太子来影射康熙易储。从历史上看，汉高祖因宠爱戚夫人，想立她的儿子赵王为太子，以取代吕后之子，而康熙帝因不满胤礽作为而将其废黜，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何况康熙帝比裘琏少10岁，琏年少作此书时，康熙帝不可能有废立之举。传闻“少年戏笔，老年得祸”，若无实据，亦不太可信。
《重兴普安禅寺碑记》石刻
回头再看嵊县《重兴普安禅寺碑记》，撰文勒碑之时，裘琏已83岁高龄，其落款很有看点。清代科举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裘琏康熙时殿试三甲第一，而此碑署“赐进士出身”，并刻“金殿传胪”之印。1999年定海县曾发现康熙乙未菊月立《蓉浦书院碑记》一通，为裘琏中进士之年所撰，署“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慈水裘琏”。可见琏确为“赐进士出身”，待遇等同二甲，异数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裘琏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无品级），第二年便请辞归乡。而寺碑上所署“翰林院承旨”这一官职相当于宰辅等级，明代时已废,清朝不设此职，不知何故。早已退隐的裘琏撰文使用前明官职并刻于清廷敕赐之碑上，显然僭越逾制。碑文撰于雍正丙午（雍正四年，1726）四月，距琏被逮仅两年，近乎绝笔。此年十月，清廷在浙江特设“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浙江“浇漓”之风俗。裘琏署前明官职，有反清复明之意，属大逆不道，是清廷所绝不能容许的。碑刻字印清晰，证据确凿，若因此而事发入狱，实有可能。
裘琏出生于顺治元年，成长于满人统治之下。单从社会环境考虑，他是纯粹的清朝子民。从成长的家庭环境及交友情况看，又带有复杂的遗民思想。一方面，有着“悯我忠节后”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期望通过科举求仕之路施展抱负。这种矛盾的心态一直左右着裘琏，令他壮志难酬。裘琏曾在《刻近诗自叙》中言:“吾有时而为宰相，部署溪山，搜剔泉石，斩怪木于词锋，歼恶卉于意剑；则吾有时而为将帅，喜则歌，怒则骂，戚则哀，褫痴顽之景，以表清幽之区，赠贤讽奸，当赏中罚；则吾有时而为谏官史官，极大丈夫富贵之遇，得志行道……。呜呼!今天下读书之士，不遇者何限，一不为诗，而坐失胜富贵之具，戚戚以终，岂不惜哉!”揣摩裘琏撰写普安寺碑文时的内心，概即如此。耄耋之年的他，或许已无所顾忌，妄为在敕赐之碑上权作一次戏笔，并钤“金殿传胪”、“裘琏之印”，算是对己科场失意、怀才不遇的人生作个总结和了断。
裘琏才华横溢、学问宏博，以诗文见称。所著有《横山文钞》《横山诗文初集》《复古堂集》等。又善为戏曲，著有杂剧《昆明池》《集翠裘》《鉴湖隐》《旗亭馆》（合称《四韵事》）及传奇《女昆仑》等。裘琏一生坎坷，晚年时亲友相继离世，境遇凄凉，最终又遭牢狱之灾，客死他乡，良可叹也。
* 作者：朱刚，兰亭书会越中金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主要参考文献】《慈溪裘蔗村太史年谱》《慈溪横山裘氏宗谱》《横山文钞》《横山诗文初集》《重兴普安禅寺碑记》《蓉浦书院碑记》《清稗类钞》《嵊县志》《慈溪县志》；毋丹《裘琏研究》；朱燕《裘琏及其戏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