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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歲末，山東莒縣發現一件山東莒國故城所出帶有刻劃廿六年詔書的秦陶量殘器，内容重要，個别字形寫法獨具特色。承蒙友人厚愛，惠賜器物拓片、照片，并允許我發表，在此謹向友人表示感謝！
新見該秦二十六年詔書陶器應是秦詔陶量，惜殘。（圖1、圖2）殘留的部分底長16厘米、口沿長7.5厘米、高8.5厘米。該陶文殘存七行十八字，完整的十五個字，有三個字衹保留部分筆畫。釋文如下：
□□□,□□□□兼□□諸侯，□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
關于1949年前的秦詔陶量的收藏情况，孫敬明、吉樹春、黄可指出：“光緒元年（1875）十一月二十九日陳介祺購得鄒縣古城出土殘瓦，其中存始皇詔書六字，這是其首次發現秦詔瓦量殘片之時間……至陳介祺去世之前，其所藏秦詔瓦量殘陶數量或爲三十五片。”“民國時期，秦詔瓦量研究首見于羅振玉。羅振玉曾據陳介祺之拓片指出，瓦量上璽印所鈐文字乃中國雕版印刷之濫觴。此後，王獻唐對陳介祺藏秦詔瓦量拓本進行整理并題跋，其認識多與陳氏相同，并稱‘今此量以四字範多，數排印而成全文，此實是聚珍版之原始。可見古代文明開化之早’。黄濬于1935年以珂羅版出版的《衡齋金石識小録》收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殘瓦量五件，與陳介祺所藏均不相類，應爲黄濬所庋者。朵雲軒藏有三十九種瓦量殘片，其中三十三種爲陳介祺所藏，六種爲南社社員孫世偉所藏。隨着近年來秦詔瓦量拓本的拍賣，徐無聞、劉君復等舊藏秦詔瓦量拓本漸爲學界所知，成爲秦詔瓦量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件完整的秦陶量（圖3、圖4），高8.5厘米、口徑16.5厘米、底徑13.5厘米，爲四字印聯戳式（陰文），釋文爲：
廿六年，□□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其中缺四字應爲“皇帝”“皇帝”。
高明《古陶文彙編》5.386—5.400，共著録十四件二十六年詔書，其中兩件是完整的，不缺字。袁仲一、劉鈺《秦陶文新編》（後文簡稱《秦陶》）3353—3424，共著録七十二件二十六年詔書，其中三件是完整的。王恩田《陶文圖録》（後文簡稱《圖録》）6.339.1—6.381.1，共著録一百零一件二十六年詔書，其中七件是完整的（四件有缺字）。（圖5）《圖録》後出轉精，著録的二十六年詔書最多最全。《圖録》所著録的九十四件殘片中，衹有6.379.1存十六字，其他多在十字以下。
吉林大學文物室藏有五件二十六年詔書殘片，吴振武、于閏儀、劉爽考釋如下：
（17）廿六年皇帝盡（室藏編號：1—535.1）
（18）帝盡并兼天下諸侯（室藏編號：1—535.2）
（19）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皇（室藏編號：1—533）
（20）諸侯黔首大安立（室藏編號：1—532）
（21）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室藏編號：1—534）：
這五片都是泥質灰陶，并且都是陶量之殘片。（17）、（18）、（20）、（21）號殘片是陶量之口部連腹部，（19）是陶量之口部連底部。其中（17）與（18）原係一片之折，折斷處恰巧在“帝盡”二字中間，“帝盡”二字由此一分爲二。這五片陶文的内容爲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且皆爲四字印聯戳式（陰文）。舊均未見著録，同文者見《陶彙》5.386—5.392、5.394、5.395、5.399、5.400等（均爲四字印聯戳式，陰文）。詔書的全文是：“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共四十字。本室所藏，去其重複，得二十六字，缺“爲皇（此字尚存一半）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段，計十四字。此詔乃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爲統一全國度量衡而發布的，故傳世及出土的秦代量器和衡器上，常見此詔書。從陶量用十枚四字印聯戳成文看，中國人能率先發明活字印刷術，恐怕不是偶然的。
三人所言極是。
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殘片，我們已經指出文字寫法極具特色。現將個别字和已經著録的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的字形做一比較。
通過以上字形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
1.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有些字的寫法是首次出現。如：
，“爲”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爲”的寫法明顯不同，係首次出現。從“爪”、從“象”，“象”的身部、尾部變成了一横畫加五竪筆，最左部竪筆稍長一點。
，“丞”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丞”的寫法明顯不同，亦是首次出現。“丞”所從的二“又”，一個在右上部，一個在左正中，位置明顯與其他“丞”字不同。“丞”下部所從亦具特色，其他“丞”字下部多變從“山”，而此字明顯是從“凵”。
，“號”右上所從“口”，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號”所從“口”旁明顯不同，横畫横穿。所從“虎”旁也是明顯不一樣，下部訛成“巾”，而非從“人”。
2.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有些字的筆勢有特色。如：
，“首”上部所從的頭髮形是向右下的一斜筆，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首”上部所從髮形明顯不同。
，“安”所從的“女”，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安”所從“女”旁明顯不同。“女”右下的“
”，在莒縣二十六年詔書中作“
”形，位置也不一樣，“
”和“女”并列，而非在右下部。
，“帝”左右所從的兩竪筆和上部長的横筆幾乎相接，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帝”所從不同。
，“詔”右上所從的“刀”的筆勢，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詔”所從的“刀”不同。“言”旁也不太一樣。
，“相”左部所從的“木”的寫法，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相”所從的“木”旁不太一樣。
，“狀”左部所從的“爿”的寫法，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狀”所從的“爿”筆勢不同。“犬”的筆勢也不太一樣。
其他的字，除“諸”字不是太清晰外，像“乃”“侯”“皇”“立”“大”等字，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中的這些字差别不是太大，這裏就不再一一分析了。
最後談一下山東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的書法價值。
首先，山東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按完成方式來説爲刻劃完成，係刻劃者以較爲尖鋭的工具在陶量外壁“以刀代筆”完成，書寫流暢自然，隨性灑脱。其書寫意味較過去所見刻劃類秦量詔書更爲明顯。
其次，山東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是目前所知秦量詔書殘片中字數最多的。且其字形新穎，有些字的寫法係首見，如“”“
”“
”“
”“
”“
”等。陶文的布局不是四字印聯戳式，而爲刻劃。每行刻劃的字數也不一樣，有的三字，有的四字，有些字的筆勢也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不太一樣。山東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不僅豐富了我們對秦系文字材料的認識，也爲相關書法篆刻創作者提供了新的學習參考資料。
綜上，山東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無論在文字還是在書法上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值得我們重視。
徐在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