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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峰
黄小峰，199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博士均就读于此，现为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其研究综合运用图像学、形式分析、社会史、视觉文化等各种方法，以对图像和作品的理解为基点，注重分析绘画作品细节及其所在的语境。本文听他讲述与中央美院的渊源、美院老师们对他在学术和做人方面的影响、他是如何学习和研究美术史的……
与中央美院的渊源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
在读央美之前我就读于江西省文艺学校，是一所艺术中专，就读原因很简单，我父母在里面工作。在艺术中专学习时，我喜欢画油画，当时想考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然而差了一点，没有考上。当时除了画画，我还修艺术概论的课，课程讲怎样看和理解艺术品，通过这门课我知道艺术品是需要理解和研究的。以至于虽然后来我一直致力于画画，但仍喜欢绘画研究。有一年我去杭州考试，路上带了一本当时看 不太懂的读物——《石涛话语录》。我喜欢绘画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即我接触到很多艺术类杂志。我妈妈在艺术中专的传达室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收发报纸、杂志。每个月杂志送达时，我都可以阅读很多种杂志，比较喜欢看《美术报》《美术研究》《世界美术》。
我1998年考上中央美院，之所以考中央美院，是因为父亲发现1997 年《美术研究》的某一期登了中央美院的招生简章，其中有美术史系，我看后感觉挺不错。关键1998年不用到北京进行专业考试，只要准备材料就可以报名。当时要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我写了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被录取。上了大学以后，同学虽然也有和我一样是艺术生进来的，但大部分是文科生。我毕竟是艺术生，文化课还不是很好，尽了很大努力，压着线进来的。
在中央美院的学习时光
三个契机
李嵩，《货郎图》，南宋，册页，绢本设色，25.7×24.2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我那一届本科班有16位同学，刚入学时，大家都不清楚什么叫美术史。每个同学都很努力，有的人较快找到努力的方向，进入正轨；有些同学兴趣很广泛，什么都想做，但成效可能不会一下子显现出来，不过对以后会有好处。我认为只要有兴趣，努力是相对的，只不过是早晚找到方向的问题。当时上的课让我一步步认识到了什么是美术史和美术史研究，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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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契机是大一时学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画论。当时请王泷先生给我们讲顾恺之的画论，我印象非常深刻。王先生的板书都是竖着写，全写繁体，上完课后我晕晕乎乎的。王先生让班主任给我们布置课后练习，每个同学都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读后写一篇文章，并做报告。当时大学才过了一两个月，在很迷茫的状态下进入专题研究，这促使我们找书、看材料并仔细阅读，进而想怎么做研究。我不记得当时做了什么报告，但这个讨论课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识到要读书，并要理解和揣测书中的内容，认识到书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培养兴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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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契机仍是在大一，因为对美术史还比较迷茫，我和同学李峰便到图书馆翻画册，一下午翻了好几本，其中有一本画册大约有两三千张图，从原始到当代，我俩一张张地翻，一张张地讨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践，好多东西以前接触过，但完全没有想画中画了什么和表现什么。翻画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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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契机是在大三，当时正烦恼该如何进一步学习美术史。大三时两史一论课程都结束了，开设了专题课，但不太容易找到研究方法、进入专题研究。我就去图书馆，翻外文的美术史研究著作，有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的《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Boundaries of the Self: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的《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等。这个阶段读的文章，使我广泛了解学术史，慢慢地带我进入研究。读这些书可能不会和自己所做的研究有直接关系，但会让视野开阔。对于本科生来讲，读书这个兴趣很重要。
两位恩师
李嵩，《市担婴戏》，南宋，册页，绢本设色，27.6×25.8厘米，台北故宫藏
尹吉男老师和薛永年老师在学术和做人方面对我的影响都很大。1992 年我还在读艺术中专，尹老师到江西龙虎山考察，艺术中专有老师认识他，请他做讲座，我现在仍然清楚记得讲座题目是《风格与嘴脸》，此后便一直关注尹老师和中央美院。进入央美后，“中国美术史导论”的第一节课是尹老师讲的，他讲了方法问题、风格与样式，以及怎么读书和做研究。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培养读书的兴趣，打车到三联，舒舒服服地坐在三联台阶上看书。读书的乐趣，就是做研究的基础，尽早让自己进入享受读书的状态。”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性，我考研时特别想跟随尹老师，和他通过电话，他表示同意。当时本科生的固定教室在中央美院五号楼二楼，对着开水房，尹老师的办公室在三楼，他有一次下楼打开水和我不期而遇。尹老师告诉我要怎么复习，怎么把握学术史。
后来我做尹老师的研究生时，他慢慢发展出研究方法，如他2000年参加大英博物馆“顾恺之《女史箴图》国际学术研讨会”，写了《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发展出知识生成、知识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和他强调学术史有关。其实他对我的影响倒不全在方法，更多的是思路，即清晰认识到作为一个研究者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不是历史之中的，而是历史之外的，要追溯这段历史如何发生，这段历史知识如何生成。这会带来新的思考方式，包括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哪怕是学术权威的观点，如果通过自己的研究，觉得前人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薛老师在我上本科时已不给本科生上课了，但是在大二下学期，他给我们上了一堂书画鉴定的课，内容是对《溪岸图》的讨论，上完之后我对薛老师印象深刻。考博我选了薛老师，他是位非常严谨的老师。我们写的每篇文章他都看，并写下详细的评语。他当时讲：“你们要写文章，第一篇学术论文很重要，可能决定了以后学术界怎么看你们。”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对《货郎图》的研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 看，看后写了评语，并推荐到《故宫博物院院刊》。我现在依然会把文章给薛老师看，在等待他回复的过程中，心里还是很惶恐。薛老师为学生树立了一个榜样，学术是永无止境的和严肃的。总体来讲，我从尹老师那学到了很强的分析能力，他让我们拉一个问题列，分析一环套一环的线索，这是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薛老师那儿也学到了概括能力，薛老师的概括能力很强，很复杂的问题，他三言两语就能把它讲出来，我也想仿效他，但学不了，很难学到。
我现在给本科生上课侧重学术史，希望学生能从学术史的角度理解美术史，在一般教材讲述的美术史故事之外，还能探索出更多故事，并且将最新研究纳入进来。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将自身的研究讲给学生，是很鲜活的，学生会感觉跟老师的距离很近。我基本从社会背景讲艺术品，具体风格形式讲得不多，怎样把风格形式和思想观念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需要反思的，也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有学生问“怎么理解皴法、点子、线条”这一具体问题，传统鉴赏对笔法的认识是美术史很重要的一环，现在技术艺术史的研究益发受到重视，因此也可以加入教学实践课程。
美术史研究：不为方法而方法
以图像为基础，注重细节研究
佚名，《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明，绢本设色，36.6×530.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的货郎场景
方法论很有趣，因此读美术史都会经历一个迷恋方法论的阶段，我大二、大三时经历了这一阶段。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课由易英老师讲，我当时非常着迷，找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等西方理论家的书看，写的论文跟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有关。我读了很多方法论原著，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但这些方法论不能直接和研究发生关系，中间需要经过转化。怎样把从学术史上学到的东西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还是要找到一种办法，即要练习。平时要为自己设置一个小的选题，在学期论文之外，每个月有一个小的研究，平时不做研究的话，就不能很好地把学术史中大师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上，更谈不上开创什么方法。
我研究所用的方法比较杂，有时侧重社会史、有时侧重图像分析，对我来讲方法是手段，我的研究是将对图像和作品的理解作为一个基点。每件作品的图像不一样，比如对山水画和人物画的视觉因素认知不同，自然会涉及不同方面。如董其昌的画上若有很长一段题跋，可能讲他自己的事情，可能讲朝廷的事情，自然会引起人们思索这段话和画面的关系，就会涉及社会史等内容。还有北宋绘画后面有南宋、明代、清代等的题跋，通过研究题跋可以探讨收藏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替代对北宋绘画本身的理解，美术史还是要解决图像和作品本身的问题。比如《货郎图》没有很长的题跋，所有内容都来自图像，因此必须要深入了解图像，便会涉及物质文化的研究，可能会跨越到瓷瓶、香炉等各个方面。研究同一幅画侧重点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也会不同。
做研究要不断地想问题，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研究特点也会不一样，我的方式是比较喜欢研究图像细节。一方面因为细节没有太多人注意，或者注意到了没有提出很好的研究方案；另一方面因为细节能体现特殊性。以《货郎图》为例，宋代和明代的《货郎图》表现的题材相同，但细节不一样，细节能体现出作品的时代和特点，研究细节其实是对图像的兴趣和关注。在立足于图像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以今人的视角理解古代。
我研究一幅图，先用当今的常识理解，有些东西用今天的常识能解决，有些东西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要回到当时的语境。试着想当事人怎么想、怎么画这些画，试着用古人的眼光去看看那个时代，这是做美术史非常有趣的地方。我研究《货郎图》、端午扇都用了这个方法，用常识看扇子上画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东西解决不了的，这就意味着扇子上的视觉文化和现在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如何进一步讨论？即要从具体作品的图像中出来，分析当时人们怎么看它，研究什么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种文化。
带着问题记图像
《端午戏婴图》，宋，册页，绢本设色，24.5×25.7厘米，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研究绘画需要记大量图像，不仅要记住图像，还要记住对作品的感觉。现在有大数据，这是好的趋势，但不能完全替代在大脑里存储数据。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有效性，如果凡事都靠检索，有效性会降低。一方面，当你看到一幅图像时，若脑子里没有想出相似的图像，就要花费时间检索；另一方面，当你看了一幅图像，若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就没有想要检索的动机，或许就失去了重要的研究材料。若把图像存在脑中，图像出现时，就会迅速产生是否认识图像的反应，若不认识则会促使你进一步研究它。这种有效性也许以后也会被替代，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脑中记住图像会让你感受到很多乐趣，有了乐趣才有研究的热情，这无法被替代。
存储图像的一种方式是要找图，在看图的过程中把图像记录下来，拍照片是一种方式，但更有效的方式是平时做大量研究，研究本身就是很有效地找图和记图的过程。如我对《货郎图》产生兴趣是从硕士论文（《晚清北京古书画市场中清初“四王”绘画之境遇》）开始的。研究书画市场会讨论书画交易，研究清代时我注意到清宫里面有所谓的买卖街，当时觉得《货郎图》也是表现买卖，且货郎的装扮很奇怪，想要对其进行研究，但因没有具体材料，就没有深入下去。后来在读博期间翻图片时，突然翻到《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画中的货郎使我豁然开朗，激活了我对《货郎图》的研究，很快就写出一篇学期论文。这说明平时收集图像，脑子里要存在问题，才能更好地记住图像，在此过程中无意发现的图像可能会突然激活你正在做的研究。
重新思考美术史，寻找研究新方向
《夏卉骈芳图》，宋，册页，绢本设色，23.7×25.2厘米，北京故宫藏
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评价美术史，而要认识它、研究它，美术史中的经典是超越时代的，能不断激发人的思考，使读这本书的人能不断地与之进行对话。现在学术界对美术史普遍都有兴趣，各个学科的学者都会讨论这个问题，这和图像化时代有关。美术史要怎样发展，怎样推动对中国古画的研究，对美术史是一个契机，但也带来很多挑战。
若要美术史的大框架能够被更新，需要对构成美术史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瓦进行重新思考。经典绘画是形成美术史框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是在特定情况下形成的，对它的认知会不断更新对其他作品的认知。所以说，研究经典绘画不是要研究经典本身，而是要推动对整个美术史的认识。重新梳理经典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而是为了再次证明它。如果能够证明，就接受现有观点。重新梳理经典的过程中，也会 将以前不被纳入主流叙事的作品纳入美术史中，不断丰富美术史，丰富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质变。
我在前几年感到一些迷茫，总想在方法上出新，现在认为重要的不是创新方法，而是要清理美术史，对美术史进行详细解读，所以我又认识到要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一个是思考中国古代绘画和博物学的关系，这种博物学不完全是现在理解的自然博物学，而是中国古代对天文地理、花草动物的认识，其中带有一定的儒家思想基础，又包含其他思想。通过博物学了解宋代花鸟画，以后还会涉及人物画，去探究到底绘画图像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视觉观念。另一个是关于收藏史的研究，我和薛永年老师有一个研究清代收藏的项目，还没有做完，要继续推进。
亲身体验收藏
收藏明信片、照片和美术史研究是双向关联。收藏对我有两点影响，其一，现在美术史研究倾向于视觉文化、物质文化，我在学习美术史的过程中受这样的影响，对像明信片、照片这些小玩意儿感兴趣。我研究的风俗画，其实和照片、明信片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如何定位这些相对较通俗的东西，是我会不自觉关心的问题。收藏照片、明信片能督促我更关心与物质文化、视觉文化衔接得更紧密的东西。其二，我是在研究了收藏史后开始收藏照片和明信片的。这些东西虽然价值不高，但能让我在短时期内体验到一种收藏文化。要买它，就会小心谨慎挑选，从中体会大收藏家斤斤计较于品相、版本，以及和古玩商的斗争，这样的体会很重要。
明信片——八破，民国（估），中国，14×8.8厘米，黄小峰藏
本文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2017年9月刊，原标题为《黄小峰的美术史学习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