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学士，清华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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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是欧洲启蒙运动后期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和法学著作之一。作者让-雅克·卢梭在书中写下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至今广为流传。他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规划的“公意”思想，更是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后来的宪法，都参考了这本书的观点。
卢梭是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文学家，也是欧洲启蒙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导火索，也是近代政治学、社会学和公法学领域的奠基式作品。在欧洲历史由封建王权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卢梭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1.人类的“原初自由”
《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他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但比他们更是奴隶。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不清楚。如何让它成为合法的？我相信自己能够解答。”这个三段式论点，可以说概括了全书的主旨。而它立论的出发点，就是人的“原初自由”属性。
卢梭认为，政治社会其实是人类的发明。在政治社会产生以前，人类生活在所谓的“自然状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风餐露宿，但是身体健康。他们没有社交活动，没有成文的道德和法律，更没有现代人的烦恼。
那时，人们只有两种基本的动机：一个是自利，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另一个是怜悯，就是不愿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并且会关心那些遭受痛苦的人甚至动物。在这两大动机的主宰下，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很美好的。虽然人们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但那时地广人稀，人们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去满足需要，不会因为争夺资源产生争斗。同时，因为有怜悯的平衡作用，即便偶尔有一些摩擦，人们也不会出现“你死我活”的争斗。卢梭把这些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叫作“高贵 的野蛮人”。
这种自然状态变化发展的速度极其缓慢，既没有政治社会里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也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更没有战争和杀戮。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完善。这种追求完善的倾向让人不同于动物，也让人的理性能力有所发展。不过，理性能力的提高，一方面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另一方面给人从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套上枷锁的状态埋下了伏笔。
2.人类为何落入枷锁？
人类既然本来好好地生活在自然状态里，那为什么会被套上枷锁，而进入政治社会呢？
卢梭按照他的逻辑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人类发展简史。在自然状态之后，人类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出现了需要聚集在一起完成的活动，比如狩猎。人类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些临时性的群体，从而发展出了基本的语言。语言和交流让人的理性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随着理性的发展，人的“堕落”也就开始了，而且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这种由理性发展主导的“堕落”，一方面让人远离了自然状态，另一方面让人的能力日趋完善，从而实现了更高的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成就。
在第二个阶段，人类彻底摆脱了单独的生活，开始建造房屋，从而形成了家庭这种稳定的社会群体。更舒适的家庭生活给人类套上了第一道枷锁，让欲望不断增加，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私有财产。人类开始区分“我的”和“你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攀比和竞争意识，于是自尊产生了。自尊关注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有情感诉求。人类开始产生虚荣、羞耻、羡慕、嫉妒、报复等一系列的情感和行为。相比物质需求，自尊的情感诉求更难满足，让人类迈向了不平等的深渊，从而走上了奴役之路。
在第三个阶段，人类发明了农业和金属冶炼技术，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出现了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财富变得更多，私有财产变得普遍，于是虚伪、欺骗、战争、奴役等随之出现，谁也不得安宁。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更富裕的人肯定想把自己的优势变成稳定的制度。于是，他们把人们组织起来，打着“保护所有人”的旗号，形成了看似公平的社会契约。但这种社会契约的本质，是把现有的不平等固定下来，同时制定对富人更有利的政策，保证他们依然能够获得利益。而穷人没有认清这种社会契约的前提是压迫，就乖乖就范了。
在卢梭看来，这种通过强者的组织形成的社会契约非常虚伪，但足以骗过大多数人。用他的话说：“人们奔向枷锁，却以为它们可以确保自由。”人类牺牲了自己真正的幸福，换取虚假的安宁。这就是人类用法律给自己套上的第二道枷锁，让人类更严重地丧失了自由和平等。这种枷锁无处不在，因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所有人都被卷入了社会分工和协作中。人类因为需要彼此依赖，也就需要彼此承认。人类想要成为别人的主人，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却被这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奴役。人类再也不可能回到“高贵的野蛮人”那种纯洁而美好的生活了。
3.枷锁如何合法化？
既然枷锁有那么多缺点，为什么卢梭还想让它变得合法呢？
在卢梭看来，摆脱枷锁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一旦离开了自然状态，就必然处在枷锁之中。卢梭想要做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让它不再是强者诱骗弱者套上的枷锁，并确保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平等和自由的枷锁。
那么，卢梭的“自由的枷锁”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他反对强者和弱者订立契约，因为双方谈判的筹码不同，谈判的结果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其次，卢梭要求所有人把自己天然拥有的所有权利交给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国家，这样就人为地创造了平等的个体。只有从这个平等的起点出发，人类才可能到达平等的终点。
但卢梭所说的国家并不是18世纪欧洲的封建君主国。他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公意”既是国家整体的意志，又是每个个体的意志。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是完全自由的。
我们都知道，在政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想法各不相同，那么，所谓的“公意”要如何形成呢？是不是每个议题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票数多的就代表“公意”呢？卢梭并不这么认为。首先，个人要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其次，个人要切换自己的视角，从一己私利切换到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最后，每个人都要从公民的视角去思考什么样的法律可以适用于所有公民，让所有公民在国家和谐共存。如果每个人都从国家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认可法律，这个法律就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国家的每个公民。这样的法律就是“公意”的结果。按照这样的方式制定法律，就相当于每个人在为自己立法。每个人在服从法律的同时，也就服从了全体公民的意志和自己的意志。
但是，卢梭也知道，这个目标的实现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首先，人毕竟有自利的动机。很多时候，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违反法律。其次，在现实中，“公意”很难按照理想化的方式得到，所以“公意”也有可能犯错误。
那么，如何解决“公意”可能犯错的问题呢？卢梭设想了几个可能的途径：一是保证一定程度的财产平等；二是保证国家运转简单和透明，防止过于复杂的官僚机构和秘密交易；三是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的爱国热情、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四是通过公民宗教让公民有敬畏之心。
在卢梭看来，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必须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他甚至反对选举代表来行使主权。因此，在主权层面，卢梭主张直接民主制。但卢梭同时也认为，日常的政治决策不能全都交给全体公民来共同决定。如果一切政策都交给全体公民来商议和投票，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效率就必然低下。而且，我们也没法保证人们每一次都能按照“公意”来进行投票，他们难免会被一些政客煽动利用，出现“多数的暴政”。另一个极端是君主制，卢梭也不喜欢，他认为这样很容易导致个人专制的暴政。因此，在政治的执行层面，卢梭主张选举产生的贤人制，由全体公民选出既有德性又有政治才能的少数人来作为主权的执行者。同时，主权者要密切监督这些执行者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社会契约论》首创的“公意”思想，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敲响了西欧专制王权的丧钟。但卢梭认为，公共利益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卢梭思想的复杂性，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思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