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哲学之路（ID：zhexuezh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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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我不仅战胜了所有的名利诱惑，看淡了所有的名利损失；也陶醉于新的生存方式带给我的无限快乐。我很幸福。

自从我两年前退出学界以来，我已经婉言谢绝了所有学术性邀请（学术会议、学术评审、学术考察、学术论文著作约稿、学术访谈、学术讲座等），并在退出一年多之后在这个博客和我自己的专业博客公布了我的这一人生选择性的决定。

有一些朋友对此表示了理解，比如我的老友ScottSlovic教授；也有很多师长、同辈和学生表达了关心和询问。除了向我的博士导师曾繁仁教授做过汇报并征得他的理解支持之外，我并没有向任何人做过解释，包括我身边的学生。

现在，我专门在此回答所有关心我的朋友的询问，以此向所有人表示感谢！

我退出学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这是对我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发展之理性评估后的决定。从1982年正式进入学界以来，我从事学术研究已有三十年，一直致力于西学研究，主要从事了十余年的心理小说研究、几年的神话学研究和十余年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研究。

本文由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在满三十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行了一次历时两个月的、理性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评估的结果是：我已经抵达我的学术储备和学术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顶点（不是外在评价而是自我评价的最顶点），未来如果要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只有三条路可走——

要么走向一个思想体系，其前提是首先完成系统的哲学研究和相关思想的基础性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要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揭示西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性，发掘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普适价值，其前提则是要首先完成系统的国学研究；

要么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与世界同行对话并对世界学术发生作用，其前提则是首先要经过英美名校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生所接受的那种繁重而严格的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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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在以上任一方向努力下去，我未来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只能在同等水准上重复以往，最多不过是对更多的具体问题做与以往同等水平的研究；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国际学术界，被国际学界真正认可和接受。

明确这些之后，我的选择也就清楚了：我既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也不想把此生剩下的精力时间投入到上述三方面极其艰巨、费时长久的系统训练之中，又不愿意也不能忍受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虽然已经到了所谓的丰收期，可以收获各种利益；那么我只能选择退出学界了。以上所述这第一个原因是我退出学界的主要原因。

二、我对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体制和学术界已经完全绝望。我极其反感中国这种学术体制、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也极其反感那些学术明星和正在“成功”路上奋进和攫取的学术投机者。我不愿意再与他们为伍。我改变不了学界，也改变不了他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退出。

三、我想换一种生存方式。五十岁以后的我，在思想和追求方面逐渐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功名利益、责任使命等越来越淡漠了。我决定放下这些，虽然我知道放下不易，但我一定要果断地、决绝地、真正地放下！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从年轻时就有却一直因为追求功名事业而没有实现的梦想、爱好之中，我要换一个活法，换一种生存方式，趁自己还有力气还能动。

各位朋友，我之所以没有在退出学界之初给出说明，主要是对自己能否真正做到全然退出没有足够的信心——外界的诱惑与压力同样强大，我怕自己战胜不了那些诱惑，名与利的诱惑，所以我不敢公开地把话说绝。两年之后的现在，我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我已然战胜了所有的诱惑，我能够做到真正放下了。所以我选择在此时说出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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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我不仅战胜了所有的名利诱惑，看淡了所有的名利损失；也陶醉于新的生存方式带给我的无限快乐。我很幸福。除了必须认真尽责地完成的教学任务外，我现在的生活主要有四个方面：

1、自由阅读和思想总结——完全凭兴趣阅读（阅读文字和音频视频），完全没有学术和功名目的；整理一生积累下来的所有日记、笔记、卡片、批注、讲稿、手稿、电子草稿和所有已经发表的著述，总结自己一生的思考（仅仅是思想而不是学术成果），做到每日一思，先以微博的方式整理出来（已经完成近20万字，估计得有百万字以上），以后再系统化之；

2、纵情山水，审美自然——两年里我自驾了两万五千多公里，自驾出游过中国六个省份和美国西部几个州，尽最大可能投身到大自然之中；

3、重拾年轻时代的我对音乐的热爱，每天弹吉他或钢琴一小时以上，既每日都陶醉于音乐一阵子，又通过手指的协调运动抵御大脑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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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身和保养，每周游泳两次，每次1500米，每周泡温泉一次，每周散步四次（每次一小时以上）。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我过得很充实，活得很开心，虽然也有所失，但得失相比，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现在唯一未放下的是教学，这也是我的维生方式，再过两年多我就六十岁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按时退休，彻底出世。

各位朋友，我的选择只是我个人的选择，上面的陈述仅仅是为了回应关心我的朋友的询问，绝不存有影响任何人的目的。两年来有一些年轻人，特别是我指导过的弟子，对我现在的生活表示过羡慕，对他们我无一例外地都说过：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年龄背景和资历积累背景的，我自己如果还能年轻，也绝不会现在就这么选择。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祝你们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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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体制和学术界已经完全绝望。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对王诺先生本文的评价：完全理解，由衷钦佩。

附1

王诺致厦大研究生院的公开信

用选课人数决定博士课程好坏，文学博导不交钱就不许招博士生——厦门大学研究生院的荒谬政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诺的公开信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员：

近几年来，你们在全校强制推行了我认为相当错误甚至严重错误、遗患深重的两项政策：

一是强制地、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博导必须提交一大笔研究经费供博士生使用，不交钱就不许招生。

这一政策放在博导的研究课题必需由博士生帮助或打工的理工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放在博导的研究完全无需博士生协助、博导对博士生只有付出没有索取的多数人文学科，则完全不符合实际。因此这一政策招到厦大人文学院大多数教授博导的反对，但你们无视这些反对意见，强行在人文学院也推行这一政策。

二是强制要求所有博士生课程选课人数必须在五人以上，人数不够就取消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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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首先完全无视人文学院的实际情况——很多专业每年只能招一两个博士生，每个年级的同专业所有博士生都选课也难以达到五人；其次，为了满足人数要求，开课的博导们只能降低课程难度和专业高精尖程度，以便吸引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来选课，或者由众多教授合开一门大杂烩的介绍多学科发展的通识性、基础性、知识性课程，每人随便讲一两次，谁都不负责任，彻底地把博士课程本科化（这就是厦大人文学院现在开的博士课程！）。

这一政策放在培养基础人才的本科也许合理，但放在以培养创造力、激发创新的高级专深的博士课程，则完全不合理。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博士课很多很细，有许多课程往往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能选、能听懂，但恰恰正是这些人数寥寥的课程，促进了博士生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如果以选课人数作为对博士课程的一票否决，必然会引导教授博导在开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高水平学生的创新和攻克难题，而是照顾最大多数学生（包括来选课的硕士生本科生）的兴趣和理解，为赢得众人的喝彩而降低课程难度。这种错误政策将导致博士课程的专深和创造性程度大大降低，严重妨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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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厦大教授的一员，也作为厦大博导的一员，曾多次向你们（包括研究生院的几位院长）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常规渠道表达我的看法，坚决反对这两项在我看来完全违背高等教育学规律和博士生创造力培养原则的政策。但是你们完全不予理睬，依然强制推行这些政策。

我拒绝交钱，因为我对我指导的博士生只有付出，无偿地、不计工作量地帮他们改论文发表论文，绝没有要求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任何帮助——他们也没有条件对我的研究给予帮助（文学研究是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不是团队作战）；但你们因为我抗拒你们的错误政策，强行终止了我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即便由此导致厦大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停招博士也在所不惜（这个专业目前只有我一人是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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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为了凑足选课人数而降低我的课程难度，我甚至把已经选了我的博士课程的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劝出了我的课堂，因为我坚持把博士课程开成与国际同行最新研究水准持平的创造性课程（我认为不仅厦大就是全国高校也没有几个博士生能听懂我的课程），并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博士生通过博士课程的结业考试论文发表在《南开学报》首篇，我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的邀请，前往哈佛联合培养一年，而她在哈佛大学开学术讲座时，所讲的内容恰恰是她上我的课的作业。然而，无论我怎么解释，也无论我怎么把上述理由一一陈述，你们依然要以选课人数不够，来否定并强行终止我的博士课程。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决不后退！你们掌管了大学的权力，你们可以无视高等教育学规律而行驶你们的权力，你们可以因为选课人数不够你们定的五人标准而停我的课（为什么是5个人？你们有什么科学依据不是6个或者4个？），你们也可以因为我不交钱就取消我的博士生招生资格（中国的教育史上可有先生倒贴钱教学生的咄咄怪事？），但我依旧不会屈服，不会向我认为的错误低头，仍然要对你们的错误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