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尼采的散文《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写于他的晚年。
尼采一生求索，饱受精神折磨，最终在病痛中离世。他不灭的哲学思考，弥留之际发出的呼喊，仍能鼓舞今天的我们——去起舞，去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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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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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的幸福及独特的性格是命中注定的：用奥妙的方式来说，如果像我的父亲，我早已死了，如果像我的母亲，我还继续活着而且渐渐老了。从人生阶梯的最高层和最低层去看它的话，这双重根源是一种衰落，也是一种新生，这一点说明了我与众不同的那个中间性格和免于对一般人生问题的偏狭看法。
对上升和下落的最初象征，我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在这方面，我是非常内行的，我知道这两方面，因为我就具有这两方面。我的父亲36岁过世，他文弱、可亲、多病，就像是一个命中注定要短命的人，一个仁慈得使人想起生命而不是生命本身的人。
在我父亲生命衰老的同一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在我36岁的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可是我看不到面前三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即1879年，我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职，整个夏天，像幽灵一样住在圣慕利兹，而冬天，也是我生命中最黯淡的一段时期，也是像幽灵一样住在瑙姆堡，那时候是我生命的最低潮。《漂泊者及其影子》一书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我那时经常见到幻象，那些幻象如此真切。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意大利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带来了那种几乎与极度贫血和瘦弱离不开的愉快和灵性。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是《曙光》。从这本书反映出来的完全的明朗和愉快以及理智的旺盛，不但与我身体上的极度衰弱同步，而且也与过度的痛苦同步。在七十二小时头痛和剧烈头昏所引起的痛苦中，我却具有理智上的极度清醒，然后在冷静的状态下，我想出了许多东西，可是在我较为健康的时候，反而不够细密，不够冷静来获得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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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可以知道，我是把理智当作一种颓废衰落的征兆，就像在那最有名的例子中所表示的，在苏格拉底的例子中所表示的一样。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尝过一切理智上的病碍，甚至发烧以后的半昏迷状态。如果我想知道这些现象的性质和频率，我还得诉诸这方面的书本。我的血液循环很慢。没有一个人能在我身上找出发烧的痕迹。有一位医生曾经把我当神经病患者医治了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不，你的神经毫无毛病；我自己的神经倒有问题。”
虽然由于全身疲惫，我的消化系统极端脆弱而备受折磨，可是他们却不能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局部的衰退，或者胃方面的任何机能毛病，甚至我眼睛上的毛病，时有接近失明的危险，但也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我在健康方面的任何改进，在我的视力方面，也会导致相当的增进。对我而言，长时期以后就会复原。但是，说来可悲，这个长时期也包括复发、崩溃与衰颓周期。这样，你们还要我说我对衰颓问题有经验吗？这些问题我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甚至那种把握一般问题的精密技能，那种明察秋毫的感觉，那种见微知著的心理状态以及我所能做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那时候开始学到的，也是那个时期的特别赐予。因为在那个时期，我身上的任何东西都被精炼化了，包括观察力以及一切观察器官。以我的经验，从病弱者的立场去看比较健全的概念和价值，反之，从丰富生命的旺盛和自信去看衰颓本能的潜伏活动，是长时期训练而成的。如果说我在某方面有所长的话，我可以说，我在这方面的确具有特长。现在，我的手是很熟练的，它具有一种颠倒乾坤的本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最重要理由吧！
假如说我是一个衰颓者，也可以说我是一个与此刚好相反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出一个证明：我总是本能地选取适当的治疗方法而不会选取有害的那种。可是，那些衰颓者却都是选择那种有害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就整个而言，我是健康的，只在某些细微部分，我才是一个衰颓的人。使自己处于绝对孤独以及脱离生活习惯的能力。不让自己被纵容、服侍和照顾的自制力，所有这些都表示出在关于最需要的东西方面，我本能上的绝对确定性。我把自己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我恢复我的健康：像所有生理学家所说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这个人本身是健全的。一个在本质上病态的人根本就不能变为健康的，靠一个人自己努力去变成健康，那更是不可能。另一方面，对一个内在健全的人而言，疾病甚至可以作为生命的有力刺激品，作为生命旺盛的刺激品。我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我长时期的疾病：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命，包括我的“自我”在内。我在某种方式之下，尝过一切美好甚至惊奇的东西，可是别人在同样方式之下，却无法得到它们，从我的健康和生命意志中，我创造了我的哲学。因为我希望这一点能为人所理解，所以就在我生命力最低落的那几年中，我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容许一种贫乏和绝望的哲学。好，现在我们要怎样去认识“自然”中最卓越的人类呢？从下述事实中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即这种卓越的人使我们感到兴奋；他是从一个坚硬、可爱而芳香的东西中脱颖而出的。他只享受对他有利的东西；当超出对他有利东西的范围时，他的快乐、他的欲望就停止了。他发现补救损害的方法；他知道怎样把那些严重意外事件变为对他有利的东西；凡是对他无害的东西，都使他更坚强。他本能地从他所看到、听到和经历到的一切东西中收集他的资料。他遵循一个淘汰原则；他扬弃很多东西。无论他所接触的是书本、人或自然景色，他总有所伴；他尊崇他选择的东西，他尊崇他承认、信任的东西。他对一切刺激反应都很慢，而这种缓慢性是长久的谨慎和故意的高傲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他考验那迫近的刺激；他不会想到去接近它。他不相信“坏运”，也不相信“罪恶”，他能了解自己和别人，他知道怎样去忘却，他坚强得足以使任何东西都得对他有利。那么请看！我是与衰颓者刚好相反的人，因为，我刚才所描写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这种双重经验，这种接近两个似乎完全不同世界的方法，从我的本性反映出来，我具有一个“他我”“另一个自我”：我具有一个“第二”视觉，甚至我还具有一个第三视觉。我的天性使我具有一种超越地方、民族和有限范围的眼光；我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良的欧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许我比现代德国人，比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不过，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因为他们，所以在我的血液中，拥有那么多的种族本能。当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兰人自己也会时常把我当作波兰人时，当我想到很少人把我看作德国人时，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属于那些只有一点点德国人味道的人。不过，我母亲弗朗西斯卡·欧赫娜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的祖母厄德慕丝也是一样。祖母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魏玛度过的，在魏玛时，她曾与歌德周围的人有过接触。当赫尔德去世以后，祖母的兄弟——哥尼斯堡大学神学教授克劳斯，应邀担任魏玛宫廷总监。祖母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以“慕斯珍”之名经常出现在青年歌德的日记里。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爱伦堡的尼采总监，大战那一年，1813年的10月10日，当拿破仑及其总部进入爱伦堡的那一天，她生了一个男孩。她是撒克逊人，可是她非常崇拜拿破仑，我也如此，也许我现在还是非常崇拜拿破仑。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死于1849年。在担任卢岑不远的洛肯教区的牧师以前，他曾经在阿腾堡住了几年，在那里，他负责过四位公主的教育。他的四位学生是汉诺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和萨克斯·阿腾堡的泰莱莎公主。他非常忠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从威廉四世那里，他获得在洛肯的生活费用。1848年事件，使他非常伤感。因为我生于10月15日，也就是威廉四世的生日，因此，很自然地，我就被冠上霍亨索伦王朝腓特烈·威廉这个名字。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我童年时期，我的生日也是举国欢腾的日子。有这么一位父亲，我引为无上光荣。我甚至觉得，除了生命以外，除了对生命的肯定以外，这件事抵得上所有我能引为光荣的东西。我父亲给我最好的东西，莫过于下列事实，那就是我根本无须特殊打算，只要有耐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拥有更高尚和更优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也只有在这个世界，我最深的热情，才能得以自由地发挥，我几乎因为这份光荣而付出我的生命，但是这还是一个划得来的交易，一个人即使想稍稍了解一点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么他必须置身于像我自己一样的境地中，冒险。即使当我认为最值得与人敌对的时候，我也从来不了解引起敌对的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也得感谢我那伟大的父亲。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异端的，我对自己也没有一点恶感。看看我的一生，你就可以发现，很少人，也许只有一次，对我表示过恶意；也许你可以发现太多善意的表示，即使与那些任何别人都与之有过不愉快关系的人相接触，我的经验也毫无例外地告诉我，他们与我处得不错；我驯服任何粗野的人，我甚至可以使粗鲁不驯的人态度良好。在巴塞尔大学教授高年班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来没有惩罚学生的机会，在我的班上，即使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起来。我经常准备接受意外的事件。我能够采取任何手段，即使只有像“人”这种手段才能表现得那样不协调，除了我生病的时候，我往往能够从其中诱导出一些值得听的东西。这些“手段”好几次没有告诉我，他们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话。也许，把这种感觉表现得可爱的是年轻的海因里希·冯·施坦因，施坦因很年轻就死去了，在慎重地获得允许之后，他曾一度在西里斯马利亚做了三天的停留，他在该地向每个人解释，他因为恩加丁的缘故而没有来。这个优秀的人，以其普鲁士年轻贵族激烈的单纯，曾经深陷瓦格纳的泥沼中，并陷入都灵思想的泥沼中。在这三天之中，他几乎为一种自由的暴风所转变，就像一个突然被抬到顶点而且长了翅膀的人一样。我一再地告诉他，这只是使人兴奋的空气所带来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一个置身拜罗伊特六千英尺以上的人，不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不会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如果我曾经碰到过许多小小不快甚至非常不快的话，这不是“有意”尤其不是“恶意”造成的；正如我早已表示出来的一样，毋宁说使我抱怨的反而是善意，那种在我生命中没有引起一点祸害的善意。我的经验使我有理由怀疑一切所谓“不自私”的倾向以及所有的“亲切友爱”。我觉得它们是衰弱的象征，是经不起激励的表现的，只有在衰颓者当中，这种怜悯才被称为美德。我之所以责难怜悯者，是因为他们太容易忘记谦逊、尊敬以及如何保持距离的感觉，他们忘记了，这种一时心软的怜悯是带有群氓臭味的，他们也忘记了这与不良态度只差一步。这种怜悯的人可能被导入一个巨大命运，一个令人痛苦的孤立以及与巨大罪行连在一起的特权中而带来有害的结果。我认为克服怜悯感也是高贵的美德之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我曾想象出一种情形，他听到一声巨大的痛苦呼叫，于是怜悯之感便裹挟着他，使他破坏自己的信念。在这种情形之下，使自己仍然是自己的主人，保持一个使命的高贵性不受那些所谓不自私行动引起的低劣而较短视的动机所影响。这是一个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这种考验是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人所必须遭遇的，这也是他力量的真正证明。另外一方面，我简直是我父亲的翻版，也好像是他英年早逝的生命延续。在我所碰到大大小小愚蠢可笑的情况时，像每个无法碰到敌手，也不能领会“报复”观念和“平等权利”观念的人一样，我抛弃了一切安全或保护手段。同时，自然地，我也抛弃了一切防卫和辩护手段。我报复的方式是这样的：当我碰到愚蠢行为时，我立刻用一种聪明的行为来对付它；用这种方法，也许我们还可以压倒它。用一个比喻来说：为了避免酸味，我会吞下一瓶果酱……让任何人冒犯我看看。我会“报复”，他可能知道，不久我会找个机会向“冒犯者”表示我的谢意，特别是为他的冒犯表示谢意，或是找个机会向他索要某些东西，这种要求甚至比给予更为礼貌。我还觉得，最粗鲁的言语，最粗鲁的书信都要比沉默更温和诚实。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差不多经常是缺乏内心的精细和雅致的；沉默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把冤屈往肚子里咽必然会产生不好的心情，甚至使人倒胃口。所有沉默的人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你可以看到，我是不在乎那种被人瞧不起的粗鲁的，它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种反驳方式，同时，在现代的柔弱中，它是我们最好的美德之一，如果一个人充分粗鲁的话，即使错了，也可能是一种快乐。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尊敬的人，不可避免做错事，因为，把罪过而不把惩罚承担在自己身上，是神性的基本象征。避免愤恨并了解愤恨，谁知道我能得到这些重要的东西，该多么感谢我长期的疾病呢？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要了解这个问题，一个人必须体验过他的力量和衰弱。如果我们对疾病和衰弱怀着怨恨，就会削弱我们对疾病和衰弱的复原本能，而这种本能是人身上的一种抵抗和战斗本能。他不知道如何避免任何东西，不知道如何完成任何东西，也不知道如何抛弃任何东西。一切东西都会损害他。人们与事物纠缠得太密切了，所有经验都太深了，于是，记忆是一件烦心的痛苦。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愤恨。病者，只有一个主要的治疗方法来对付它，我称它为“俄国的宿命论”，当战争变得无法得胜的时候，俄国士兵就使用这种不反抗的宿命论，最后躺进雪地里。不再接受任何东西，完全停止一切反应。这种宿命论的智慧，往往不仅是面对死亡的勇气，而且在最危险的环境下，也有助于自我保全，这等于减少生命机能中的活动，而这种生命活动的缓慢过程就像是一种蛰伏不出的意志一样。比这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苦行僧，他们会在墓穴中躺上几个礼拜，当一个人有所反应时，他很快就会疲惫，于是，他根本就不再反应了：这是一个原则。没有东西比愤恨情绪能更快地消耗一个人的精力。抑郁烦闷，容易生病，无力报仇，欲望，渴望报仇，吸收各种毒性。对一个疲乏的人而言，这的确是最有害的反应态度。这包含了一种神经活动急速的疲乏，一种有害分泌物的反常增加，例如胆汁分泌物进入胃中。病人尤其不宜愤恨，这对他特别危险。但是，很不幸，这也是他最自然的倾向。那位最渊博的生理学家佛陀，对这个事实了解得最清楚。为了避免把它与基督教那样最卑劣的东西相混，我们最好称佛陀的“宗教”为摄生学，其效果是为了克服愤恨，使心灵避开愤恨，那是走向痊愈的第一步。“不能以敌意终止敌意，只能以友谊终止敌意”这是佛陀教训的第一原则。这不是道德的表现，而是生理学的表现。由衰弱而产生的愤恨，损害最大的莫过于衰弱者本身。相反，对一个年富力强的人而言，愤恨是一种多余的感情；如果他还拥有这种感情的话，这种感情几乎就是精力充裕的一个证明。有些人知道，我的哲学是用一种热忱向仇恨和怨恨感情宣战，甚至攻击“自由意志”学说的，我与基督教的冲突只是它的一个特例，这些人将了解到，我为什么想在这方面强调我个人的态度以及我实践本能的真实明确。在我衰颓期间，我不容许自己有这些感情，它们是有害的；但是，一旦当我的生命力恢复到旺盛，意志高扬的时候，我还是不容许自己有这些感情，不过，现在理由不同了，因为它们有损我的尊严。我所说“俄国的宿命论”是以下述的方式在我身上表现出来的，即：多年以来，一旦偶然的机会使那些几乎不堪忍受的环境、场地、住所、朋友对我有所阻碍时，我始终坚持它们，这比改变它们要好些，这比感觉到改变它们要好些，这比反抗它们要好些。那时候，凡是妨碍这个宿命论的人，凡是企图勉强唤醒我的人，我都觉得是我的死敌。事实上，每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死亡的危险。把自己当作宿命的，而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是最高的智慧。但是战斗是另外一回事，根本上来讲，我，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一个人要能成为别人的敌人，但要能成为敌人，要先有强健的体质，在任何情况下，这是与一切强健体质连在一起的。它们需要阻力，因此，它们寻求它：侵略感必然属于力量，正如报复和怨恨必然属于衰弱一样。例如，女人是怀恨的：她们的衰弱包含了这个感情，正如包含了她们易于感受别人的不幸一样。侵略者的力量，取决于他遭遇的抵抗；一切力量的增加表现在寻求不可轻视的对抗者，或者表现在寻求问题之上。因为一个战斗性的哲学家甚至总向问题挑战。他们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我们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当一个人轻视别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向他挑战。当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当一个人把某些东西看作不如他的时候，他就不应该挑战。第一，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着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第二，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攻击那些我必须单独攻击的东西，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只连累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公然采取一个不连累我自己的步骤，这是我所谓正当行为方式的标准。第三，我从不攻击人身，我只把人物当作一个有效的放大镜，借此可以使那一般的，但捉摸不定、难以接触的丑恶看得更清楚。我以这种方式攻击大卫·施特劳斯，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以这种方式攻击德国文化界继续给予一本老书的欢迎。因而，我当场看破这个文化。我以这种方式攻击瓦格纳，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以这种方式攻击我们“文化”的虚伪或杂种本性，这种虚伪或杂种本性把精英与繁多，衰颓与伟大混为一谈。第四，我只攻击那些排除一切个人差异的东西，只攻击那些其中缺乏令人不快经验的东西。诚然，对我而言，攻击是善意的证明，同时，在某种环境之下，也是感激的证明。我凭借它来表示我对一件东西的尊重，我凭借它使某种东西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我是否把我的名字与一种制度或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无论我对二者是赞成还是反对，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向基督教挑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基督教范围里没有碰到过不幸或困难。最热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善意。就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人，我个人绝不对长时间的必然结果负责。可以容我指出我体质上最后一个特点吗？在我与他人交往时，这个特点为我带来不少困扰。我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洁净本能；因此，我能在生理上探索到，能嗅到附近的地方，能嗅到最内在的地方，能嗅到每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这个敏感性具有心理触角，我可以借此而觉察并把握任何秘密，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的污秽，这种看不见的污秽可能是卑劣血统的结果，但在表面上可能盖上一层后天教育的保护膜。如果我的观察正确的话，为我的清洁感所不能忍受的人，他们也会觉察到由于我的厌恶而产生的小心谨慎；但这并不会使他们更为芬芳一点。我对自己的一种严格清洁态度是我生存的第一个条件；在不清洁的环境中，我会死的。因此，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常常喜欢在水中，在任何完全透明清澈的物质中游泳、洗澡和拔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耐于社交活动的缘由；我的人情不是表现在同情别人的感受上，而是表现在能忍受那种同情，我的人情是一种不断的自我控制。但是，我需要孤独，我需要恢复我的本来面目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清新而令人兴奋的空气。我整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对孤独的赞美歌，就是一首对清洁的赞美歌。幸而它不是一个“purefoolery”，对色彩敏感的人会说它们是金刚钻。对人类、对贱民的厌恶，总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查拉图斯特拉说摆脱厌恶感的那些话吗？这里有一种生命，在这生命的海洋上，没有贱民与我同饮！对一切不洁之人和他们的热望，我们的居处太高太险了。我的朋友们，只把你们清净的眼光投向我的快乐之泉吧！它怎能变得污浊呢？它要以它的“清净”背对着你微笑。把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安置在冰洞里，那将是我们的幸福！有一天，我要像风一样在他们当中吹过，我要以我的精神从他们精神中吸取气息；我如此期待我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