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0日，春暖花开，位于四川宜宾的李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破天荒举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全城都轰动了。年逾八旬的李庄老人罗萼芬喜极而泣，但不是因为这难得一见的盛大场面，而是因为五十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到了对抗战时父亲的正面评价——这评价白纸黑字印在新出版的《发现李庄》里。1940年代，他的父亲罗南陔是李庄的头面人物，罗家是耕读传家的乡绅大户。来不及平复心情，他忙颠颠赶往宜宾市区去见九姐。整个下午，八十多岁的姐弟俩，捧着《发现李庄》来回翻阅，悲喜交加，百感交集，不知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罗南陔的曾外孙女阚文咏记述：“十爹（罗萼芬）捧着刚出版的新书，一种心愿已了的满足感漾遍全身，当晚，便丢丢心心地一睡不醒，在梦中，告别了最后的李庄。”罗萼芬的儿子罗亚新，给作者岱峻打去电话：“父亲是高兴而去的，他要我代表全家谢谢你。”如此人生谢幕，让作家裘山山不禁感叹：“简直就像虚构的小说情节！”李庄，这座依长江而建的古镇，庄外江水滔滔，船来舟往，乡绅百姓的命运也如江上之舟，随着时代洪流跌宕沉浮。李庄第一次被打破沉寂，是在烽火连天、国将不国的1940年。彼时，为长远打算，着眼于战后建设与人才培养，多所教育科研机构集体内迁。他们一路从东到西，从长沙到昆明，日军的轰炸紧追其后，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赓续中华文脉重任在肩，傅斯年等机构负责人，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此时的李庄，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地方势力经济组织和普通民众都积极响应。搬迁、安置虽也不易，但还大致顺利。多股气流相向而行，形成时代的风云际会。很快，李庄与昆明、重庆、成都并列为“中国抗战四大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信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即可使命必达。抗战胜利后，李庄学人重返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40年代末天地玄黄，李庄重回孤寂。半个世纪的岁月沧桑，李庄已然从集体记忆中消失了。2000年，刚届知天命之年的媒体人岱峻“闯入”李庄，李庄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从那时起，岱峻和李庄结下不解之缘，牵缠二十余年，到今天还未彻底“走出李庄”。对很多人来说，一介草根，大学毕业没两年，就当上市级领导的秘书，那是何其幸运，恐怕睡梦中都要笑出声来。然而，在四川内江市市长“一秘”的位置上干了四年后，岱峻却主动选择了调离。不是能力问题，后备干部测评他有很高的民意。他给出的理由是：“无法轻松进入角色，未来走向也不合自身旨趣，本想去高校，组织部不同意，所以决定去报社。”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因为文G而辍学十二年的岱峻，幸运地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停课前他读的那个班级，全班仅他一个人考上大学。其实，这并非幸运。虽然属于老三届（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而且是其中底子几乎最薄的老初二，但岱峻从未放弃读书。靠着不定期去废品站“搜罗”，他成为那个年代罕见的有几柜书的人。下乡当知青的岁月，他最重要的“朋友”，就是他带去的书。白天他挑着粪桶在田埂上艰难行走，晚上他要洗两遍澡——用水洗一遍，用书再洗一遍。干的活虽不体面，但他给足了自己体面。他爱引用海德格尔的一个理论：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无法选择落地的原点。但他更服膺韦伯这句话，“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谁是你的上帝，谁是你的魔鬼。”
大学四年重塑了他的“三观”。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师范学院名气不大，但恰逢中文系“继绝世、举逸民”引进很多奇人，如担任过党国要人秘书的古典文学专家陈守元；此前靠拉架架车维生，肚子里装有上万首诗词的童明伦；四十年代敢捋虎须，与“郭老”争鸣的元代文学专家刘知渐；坐牢大半生，精研古典文学的郭病魂，等等。这群老先生像出土的文物，一旦擦去尘垢，大放异彩，也让七七、七八这两届学生大获裨益。高考让岱峻懂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大学四年的所见所闻，则让他领悟到知识和命运之间，存在更深层的关系。
都说学而优则仕，但他只想做一个士，用手中的笔去改变一些事。1997年，他担任四川某报社副总编，对很多人来说，平安过渡到总编，然后退休，圆满而妥当。他却有了一个天大的“野心”——想把报中报办成《南方周末》。众所周知，《南方周末》可是中国新闻人心中的“标杆”，但也是一块危险的靶子。果然，因转载一篇关于刘文彩晚年办学的文章，让他和报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事情好不容易平息。数年后，岱峻总结说：新闻大多都进不了历史，但历史中恰恰有大量新闻。时代的舞台我们无法改变，但至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剧本。2004年《发现李庄》出版之后，李庄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年后的今天，李庄不仅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也被很多人誉为“万庄之首，中国文化托命之地”。
然而少有人知的是，没有2001年岱峻在李庄镇政府里的“冲天一喊”，这一切或许不会发生。那年五月，为写作《发现李庄》而做调查的岱峻，经过李庄镇政府，一张规划蓝图赫然映入眼帘——李庄已进入待规划的工业园区。走进去，里面正喝得山呼海啸。岱峻扯着脖子喊出镇长，大声说：“李庄一定要做旅游文化，做工业实在是太浪费了”。他恳请镇长给自己五分钟时间。或许好奇心使然，或许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初心，镇长专注地听岱峻一口气讲了半个多钟头，不仅没有打断他，还虚心请教了好几个问题。岱峻敢对李庄的规划大胆纠偏，源于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对李庄那段被遮蔽的历史的“发现”。如果更准确定位，李庄是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最后的避难所。1940年秋，大量“教授中的教授、精英中的精英”进入李庄，包括历史学家傅斯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林徽因，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甲骨文大家董作宾，经济学家巫宝三，等等。这个名单能开出好长，多数都是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开宗立派之人。但是除了林徽因夫妇，很多学者不一定为后世熟知。正如2000年岱峻刚开始走访李庄时，很多被问到的当地人，同样是一脸茫然。有人看他脸生，问他是不是收旧门窗的——李庄老房子上的百鹤窗，是当年梁思成眼中的李庄四绝之一。做编辑的时候，岱峻收到过一篇关于“李庄白肉”的投稿，但让他决定动身前往李庄的，是作为读书人的他，断断续续、隐隐约约捕捉到的一些零碎的信息，比如史学家罗尔纲的文章结尾，常附上“写于李庄”，还比如王世襄的《锦灰堆》，岑仲勉的读书笔记……他觉得这里肯定有名堂，就跟妻子说，我想去看看，这个“李庄”到底有些什么。2000年5月，岱峻第一次站在高高的板栗坳上，他为李庄的凋敝流下泪来。而在镇上，日后名声赫赫的九宫十八庙，有的已成危房，有的变成鸡舍，有的荒草萋萋不辨路径。直到第四次攀登板栗坳，他才终于遇到第一个知情人：张汉青——其父当年为傅斯年做过事。岱峻一把拉住张汉青的手，扯着他就坐到红苕地垄上，生怕他跑掉。这是岱峻抓到的第一根线头，有了第一根，就不怕没有第二根......第一次访谈就这样开始了，拉家常一样，张汉青想到啥就说啥。让岱峻惊讶的是，张汉青竟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是小学同学，他弟弟张家友现在是傅斯年故居的房主…… 那天坐在红苕地里，他似乎明白了李庄沉寂的原因。很快，通过一家一家的走访，他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五十年前的鼎革之际，“江风吹倒前朝树”，也吹走了李庄的故事。余生的目标终于锚定，那就是发掘那些被湮没的人和事。▲2004年，岱峻赴京采访梁思永先生遗孀、90余岁的李福曼老人2004年，《发现李庄》出版后，岱峻完成了从记者到作家的华丽转身。作为李庄的发现者，以及李庄旅游文化事业的首倡人，再加上高大、俊朗、儒雅的形象，岱峻完全可以以“李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发布会、见面会上。事实上，已经有好多媒体和各种“业务”开始找上门来。原来，在大量游客怀着朝圣之心涌向李庄的同时，一些感激、托付和帮助的信函也飞向岱峻，写信的多是李庄学人之后，有董作宾之子董敏，李霖灿之子李在中，劳榦之子劳延煊和劳延炯......当年的李庄娃们，现在都垂垂老矣，突然看到这样一部书，第一反应是意外、激动。但激动之余，又想起很多很多被遗漏但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就汇聚成一种潜在的声音：李庄应该是一部更丰厚更系统更全面的书，现在写的这30万字，还远远不够......这些来信给了岱峻极大的压力，但更像是当头棒喝。阅读这些信件的过程，也是他重新思考“生命价值”的过程。他知道这将有多艰辛，但他更清楚，那些被遮蔽的历史正隐隐向他招手，无视它们，就算不得回到了真正的历史现场。而自己的初衷，不就是要发掘历史中的新闻吗？不就是要冲破重重伪史去追寻真相吗？他终究选择了这条路。很快，通过各封来信的指点，他又找到了历史学家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林徽因之子梁从诫、陈寅恪之女陈流求......这个平均八十多岁的庞大阵容，意味着岱峻所做的，是一场场与时间的赛跑，失去这个机会，很多资料将永远石沉大海。比如，岱峻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第一次见面时，李老就已经78岁了。他和父亲李济，被一道海峡隔阻半个世纪，直到最后阴阳相隔。李光谟告诉岱峻，他曾三次从北京坐火车到李庄，却无人可探问，只能在几个有念想的地方默然凭吊，而后再怅然回去。李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的资料多到让岱峻后来写出另一部名作——《李济传》，为此书作序的许倬云，正是李济的弟子。
如果说岱峻“发现”了李庄，那么，李庄也改变了岱峻。因为真正的“发现李庄”之旅才刚刚开始——除了和时间赛跑，岱峻还要和自己的体力赛跑，循着当年流寓李庄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路线重走一遍，才能进入当年的语境；还要和自己的智识赛跑——只有通过系统而深入的学习，成为人文社科通才，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年李庄学人的所思所为，处理好笔下学科史、学人史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岱峻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来李庄打听“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当地人在羊肠小道上哂笑他，“中央的人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那一刻，直觉告诉他，这里一定有丰厚的故事。岱峻是幸运的，他确实找到一座前所未有的富矿。但现在，未来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想进入“李庄”，请走这道窄门。2011年，岱峻参加了央视组织的“发现中国”之旅，到晋南，去陶寺，去西阴村；到豫西，去二里头。漫长颠簸的行程让人昏昏欲睡，然而每当岱峻摆开龙门阵，全车人都精神抖擞。须知，这不是在茶馆说评书，车里可都是各界大牛。经济学家张维迎后来回忆道：“我当时也在。岱峻老师很会讲故事，不论是讲李庄，还是讲他参与的考古挖掘，都特别精彩。还有一点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就是他常常引用哈耶克、波兰尼等人的理论，而且用得非常正确，非常圆融，看得出来很了解，属于信手拈来。作为文史作家，这一点是很让人敬佩的。”那些看似张口即来的故事，其实是抢救过来的大量宝贵史料，加上被他用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的广阔田野。为了写好李济，他走遍了李济跑过的所有考古点，这些点能够连上北部中国。考古学家许宏说，“岱峻已经是我们考古学门的人。”这不是恭维，岱峻实打实地参加过考古活动，不仅能熟练使用洛阳铲，还亲手发掘过三千多年前一座儿童的瓮棺。李庄曾属南溪县，南溪县档案馆藏有大量“敌伪”档案，馆长对岱峻说：“自从开馆，你是第一个来查阅李庄的。”那满满一屋子没有目录、没有分类的卷宗，总是让岱峻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岱峻还查阅过台北史语所几十万条的索引目录，并据此编写过大事年表。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史语所第十任所长的王汎森说，在对史语所档案研究利用方面，很难有人能超过岱峻。如果说写第一版《发现李庄》时，岱峻还只是想带领读者进入李庄，那么历时二十余年的沉淀，他要向读者呈现一个尽量接近真实的李庄。他要的不仅是文学叙事，他还要写出一部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作品。用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他要重新呈现的《发现李庄》，不是《三国演义》版，而似《三国志》版。凡事一较真，问题就接踵而至。比如，傅斯年以学术带头人著称于世，但自身也是一位史学宗师，要想把他的学术地位讲清楚，必须熟谙相关史学知识，比如他的学术代表作《夷夏东西说》，如何理解他笔下的夷和夏？如何理解远古时期东系和西系这两套不同的文化系统？要弄懂这些，需要查阅大量学术书刊，并按照社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反复的对照验证，得出一个站得住的结论，然后再完成写作。其难度之大、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还有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只要是李庄学人涉及的领域，他都从头学起，然后垂直向下挖，一直挖到能够进入那个时代、能够理解那一群人，挖到自己可以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讲清楚书中所必须呈现的学术问题为止。期间，他到多所大学蹭课，与四川大学教授王东杰、徐亮工、缪元朗等时相过从。听说某大学有任剑涛老师的政治学课，他冒着酷暑，大汗淋漓地跑去与大学生们一起听课。多年后两人在北京相遇，岱峻笑着和任老师说：“你肯定想不到，当年有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书生，偷偷去听你的课！”有一年世界读书日，成都市图书馆统计读者上网时长，岱峻全市第一，那可是座有两千多万人的大都市。只深挖某学者的学术，顶多掌握该学者的外在一面，要真正理解那一代人的内心指向，还必须站在文明的高处，对那段历史、对人性深处有更清晰的掌握。慢慢的，哈耶克、波普尔、伯林、韦伯等思想巨匠的作品，各大宗教经典，逐渐左右了他的案头。光阴似箭。从重新“发现李庄”开始，他就失去了“业余时间”，需要他去做的事情，多到甚至来不及计划......第一版《发现李庄》的责编洁尘说，岱峻以前过得挺安逸，读书、做菜、看戏、弄花养草，偶尔写写闲适文章。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自从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就像跑马拉松，“安逸”，就从他的词典里消失了。▲1943年，李约瑟拍摄的同济大学学生在李庄禹王宫校本部听课从30万字的《发现李庄》，到130万字的《发现李庄》，二十年，他完成了从作家到人文学者的第二次转身。《出版人》杂志曾在给岱峻的颁奖词中写道：岱峻坚持于细碎处钩沉历史，在细节中触摸历史的方式，以严谨而不乏温情的笔调，讲述学人往事。其写作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新的材料补充细节，将口述史与新闻写作结合，其风格被誉为开辟了历史写作的新范本。后来有人问：“您开始想到过，这一重写就是20年吗？”岱峻说：“没有。我当时觉得，这也许是一辈子......”京剧行有句话“不疯魔不成活”，其实就是哲学家韦伯所说的“志业”，岱峻的后半生，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志业，含有一种不被任何外在所束缚的纯粹性，既能实现一个人的最大价值，也能在困境中支撑自己不垮掉。这也是李庄学人留给岱峻的精神遗产。比如生物学家童第周，婉拒欧洲生物界最有名教授的挽留，毅然离开全世界最好的实验室，和同为生物学家的夫人叶毓芬一起来到李庄。有一天，旧货店出现一台他们朝思暮想的显微镜，要价却高达6万元——夫妻俩两年的工资总和。二人悻悻而归，彻夜难眠，第二天忙不迭地再去看，发现涨到了6万5，不敢再犹豫，立即东拼西借凑足钱捧回来。李庄没有电源，夫妇俩晴天在烈日下做实验，雪天利用雪地反光做光源，重做被中断了的金鱼实验，在没办法再简陋的实验室，写出了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论文，被到访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惊呼为“科学史上的奇迹”、游走于“沙漠中的金鱼”。李庄学人的治学条件无不如此，更恶劣的亦比比皆是，但他们的脸上总是平和，因为正如童第周一样，他们要用知识为苦难的祖国服务，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吃苦。岱峻的苦，何尝不是自己的选择？张维迎老师很早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次活动的主题是发现中国，但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却是岱峻以一己之力发现了李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现中国。”什么叫一己之力？二十多年来，他没有政府的项目资金，没有大学的课题经费，也没有企业或民间机构的赞助。他想写的是一本“辨析清楚，表述公允”的书，不想迎合别人的口味写成学术八卦，他只想踏踏实实写好一部书，把它写透。“一旦伸了手，就会被人握住，变成提线木偶了。”岱峻说。2023年6月，在著名学者许倬云、王汎森、罗志田、王明珂等人的密切关注下，在众多李庄后人的热切期盼中，三卷本的《发现李庄》终于出版了。《发现李庄》的初版，主要讲的是史语所等单位，新版里丰厚了中研院社会所、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博院、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众多机构，人物更多而纷繁，故事更精彩而有深度，从历史的沙尘暴中，抢救出一段完整的让人荡气回肠的民国史，再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最高光时刻。这不是初版的再版，而是一部全新的表述、全新的发现、全新的思考。从第一次走进李庄，23年过去了，新版超出第一版整整100万字。但它增加的何止是文字？它是李庄后人一句句语速迟缓却饱含深情的口述，是岱峻于栉风沐雨中一步步踩出来的深深脚印，是岱峻在二十年的苦读冥思中，悄然替换掉满头青丝的皤然白发。从公务员变成记者、作家以至于学者，从公务员“退”到事业编，再“退”成今天的学术个体户，他经历了太多不解和白眼，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所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年来，妻子冯志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精神上的支撑和经济上的支持，她是最亲的亲人，也是最知心的朋友。也许，这才是他最让人羡慕的地方：还有什么，比琴瑟和鸣更能让人的脚步总是充满希望和力量？历史学者袁庭栋说：“了解抗日战争先要了解两个庄，军事上的台儿庄，文化上的李庄。”台儿庄大捷戳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改变了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以李庄学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则为胜利做出了根本性贡献——彼时中国要赢得胜利，除了军事、钱粮，更需要一种能把四万万同胞凝聚起来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李庄的深层历史意义，由此得以展开：中华文脉的长存永续，根本上靠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文化认同的铸造以及国家建设，又取决于知识分子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引导。在即将迎来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的当下，战争乌云正在从各局部地区向周边扩散，世界似乎又陷入不同力量的对抗之中，如果历史真的又走到决定未来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化认同，铸造更符合文明大势的国家意识？李庄那段历史，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想了解更真实的那段历史，还是当两岸三地再次一起寻找新的文化认同，“发现李庄”，都将是每个国人的必修课，因为，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发现李庄》的深远价值，它早已越过了故事的外壳；这是岱峻在《发现李庄》中从头到尾“执拗的低音”，终有一天会从四面八方反弹，汇成洪钟大吕。随走在李庄璀璨却又深沉的夜色中，沉浸于让人有些恍惚的遐想里，不自觉停留在一家很有沧桑感的小铺子前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坐在里面慢慢地摇着蒲扇，我买了一盒李庄特产白糕，随口问道：“您认识岱峻吗？我是因为他的《发现李庄》才知道李庄，想来李庄的。”老婆婆道：“谁个不晓得哟！我认识他的时候，头发还黑油油的嘛！现在老咯，和我一样咯......那书里还有我婆婆的照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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