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西南联大→北大,他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政务   2024-06-14 09:48   北京  

193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从此开启在北京求学的生涯

期间经历变故返乡蛰居数年

后转入西南联大复学

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和王力等人

194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

3年后,毕业留校任中文系教员

1952年,清华大学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他改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

著有《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等代表作

乐黛云、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等人

皆出自他的门下

他就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教育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1914~1989)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

王瑶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值此王瑶诞辰110周年之际

我们从他人格的两个侧面

“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切入

重温“大先生”为民族兴亡和

学科发展奉献的一生

王瑶《自我介绍》手稿

·

1987年5月,晚年的王瑶为自己描绘了一幅画像: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通过这篇风趣通达又饱含辛酸与倔强的短文,我们可以对王瑶的生平经历和精神气质有所了解。王瑶是一位博古通今、才兼文史的学者,也是一名关怀世务、忧国忘家的“战士”。作为师长,他润物无声,甘为人梯,为学科的发展培育了一批有生的力量。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他拓路开道、筑基搭桥,奠定了学科的基本格局。

1983年5月7日,王瑶70岁生日当天摄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斯人已逝,其风长存。“大先生”的身影虽然已经远去,但他的视野和方法仍旧能予人启迪,他的风度和精神依然在给人激励。今年是王瑶诞辰110周年,我们以画传、展览和研讨会等形式追怀老一代学人为学科做出的突出贡献,鼓舞后来者在前辈的指引下不断前行。

文研馆大先生系列之《王瑶画传》

陈平原、袁一丹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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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展

学人、学科与时代——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新版《王瑶全集》发布会

“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学术研讨会


01
师朱法鲁,挣扎向上



对于世家出身的学者而言,以学术为志业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继承,而对于出身贫寒的王瑶而言,从事学术既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挣扎”,也是一种“自我力量的确认”。从山西平遥道备村的商家少年,成长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王瑶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路。

 青年王瑶

1934年9月,王瑶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由此开启了在北京求学的生涯。初入校园的王瑶是一个活跃的进步青年:他投身于“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走于游行队伍两头,曾两度被捕入狱;他爱读鲁迅的作品,参与《新地》《清华周刊》等刊物的编辑,撰写时评以显示“这个世界底动荡中的真实和它的方向”,并由此形成了捕捉事态、判分轻重、预见时势的政治判断力。

王瑶:《悼鲁迅先生》,《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1日
在波澜迭起的年代里,王瑶一面钻研左翼的理论,一面则接受着专业的文学研究训练。当时担任清华中文系系主任的是朱自清,教授有闻一多俞平伯杨树达刘文典以及和历史学系合聘的陈寅恪。在一众教授中,反思崇古热潮、打破轻今传统的朱自清,基于可靠的训诂学推求屡发惊人见解和议论的闻一多,采用博综中西的视野和“文史互证”的方法开展研究的陈寅恪,对王瑶的专业趣味和治学理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华大学文学院合影,《清华第十级年刊》

年轻的王瑶在批评实践和社会运动中历练身心,试图探寻一条通向成功的现实之路,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将他推向了校园之外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未能完成学业的王瑶返乡蛰居了数年,经历躲避搜捕、家宅被侵、流迹异方等磨难和变故后坚定了南下复学的决心,1942年撰写《坷坎略记》记录了他当时的心境:“五年荒疏,身心两方俱显停顿状态,如能得诸名师之启发,及高等学府生活氛围之熏陶,或可于学术途径上,得一启示之机,亦求进步之欲望有以趋之也。”

王瑶《坷坎略记》手稿,1942年4月20日作
如愿接续学业的王瑶对在西南联大复学的机会十分珍惜,先后选修了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先生的课程。当时朱自清开设的“文辞研究”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内容比较枯燥,只有王瑶一人选修。据当时旁听的季镇淮回忆:“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

王瑶收藏朱自清标准照

王瑶收藏的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手稿
1943年6月,王瑶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担任论文评阅的朱自清和闻一多都给出了85分的成绩。同年9月,王瑶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中古文学的研究生。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王瑶对陶渊明集展开了阅读,以札记的方式记录心得和体会,并定期进行交流和探讨。受到三十年代鲁迅全面读陶主张的影响,王瑶的阅读涵盖了各种文体,这为其后来编注《陶渊明集》(1956)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4月,王瑶完成了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的答辩,四个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

王瑶本科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手稿正文首页

1948年5月,王瑶将西南联大复学以来多年研究的结晶整理成《中古文学史论》一书。这一“史的”文学史的绝佳实践,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既得到了朱自清“亲承音旨”式的教诲,又私淑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的气象与趣味,涵盖的范围之广博、使用的材料之宏富、提出的论点之深刻,令后来的研究者惊叹,因而被称为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之后中古文学研究的名著,也是王瑶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册出版

不过很快,王瑶又转向一个新的领域,1949年他担任了新开设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求学期间的王瑶本就长期对时政保持着关注,导师朱自清对新文学史整理的遗泽,以及对鲁迅发自肺腑的喜爱,亦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可能。授课期间,王瑶大量搜集和筛选史料,尽可能地穷尽图书馆所藏“五四”以来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终于用三年不到的时间独立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关于这部著作的价值,后人评价道:“作为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专著,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年)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基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02
“真性情”与“好文章”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王瑶改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继续“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如果把学者的治学与树木的成长相比,那么在清华完成了两部重要代表作的王瑶已大体完成了从“种籽”到“良木”的蜕变,但这不意味着此后的岁月便失却了耀眼的弧光,在北大的三十余年里,作为“师长”的王瑶将生命力转化为一种更为沉稳、内敛的滋养,泽被身边更为年轻的“幼苗”。

▽点击视频,听听学生对恩师王瑶的谈论▽

六十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和进修教师合影,前排左一孙庆升,左二王瑶,左三严家炎,左四黄修己(严家炎提供)

在学生们看来,通过五四文学的中介,王瑶早已将魏晋名士“清峻”“通脱”的风度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他那极富特色的笑声,构成这一性情最为直接和自然的流露。陈平原在回忆师生学缘时便提到,自己之所以决心北上求学,是因为在听讲座时被王瑶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和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庭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

王瑶的笑

除了标志性的笑声,近距离接触过王瑶的人还会对他那诙谐、机智的日常语言印象深刻。因为黑发生白、白齿转黑,他说自己“黑白颠倒”,再加上平时喜爱饮茶抽烟,又说自己“水深火热”,王瑶《自我介绍》的生动调侃,时常被朋友圈和弟子们津津乐道。同辈学者朱德熙曾对这种幽默感的意义进行解释:“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幽默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产生某种防护作用,使我们在逆境中可能自我解嘲,让感情有一个小小的出口,不至于崩溃。我想昭琛的幽默感一定起过这种作用。”

王瑶与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1989年春节摄于北大镜春园寓所

然而在面对学术界的乱象时,一向率真热忱的王瑶也会呈现出严肃冷峻的一面。他讽刺滥用权力压制他人才华的“学霸”行为,把学问不佳但是又极其善于公关的同行称为“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把略懂皮毛便两头卖弄的伪学者称为“二道贩子”,反复告诫学生要警惕学术的商业化,时刻坚守住自己的本心。在钱理群看来,正是通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闲谈,王瑶帮助学生们养成了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能够留下如此多让人难以忘怀的“金句”,“这不只是语言的智慧,更是人生智慧,也是一种生命境界”。

王瑶夫妇与学生合影

如果说诉诸口头的语言炫动的更多是谈笑瞬间迸发的灵意,那么落到笔尖的文字折射的则更多是心中反复推敲的覃思,二者共同呈现了学者表达艺术的独特魅力。透过纸上的文字“阅读”王瑶,可以看见另一番独特的气象和风采。除了《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外,五十年代的王瑶还推出了《鲁迅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论丛》《李白》《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中国诗歌发展讲话》《陶渊明集》,这些著述或在专业学者中收获了高度的评价,或在普通读者中广受欢迎。

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

同时代学者的不少著作,如今已经不再受到关注,王瑶的大部分文章之所以魅力不减,一方面离不开他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养成的政治判断力,另一方面则可归功于他在写作中始终自觉秉持的“纲领”意识。在指导学生论文时,王瑶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编织毛衣”式的,看似面面俱到、条理分明,实则逻辑混乱、缺乏关联;另一种则是“留声机”式的,所有的观点都围绕“一根针”而转动,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提纲挈领”。王瑶的写作是“留声机”式的,他总能精准的提炼出具有穿透性和辐射力的纲领,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证或叙述的文章,被注入了关键的“灵魂”,自然更能够经受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

王瑶《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

后学孙郁在回溯王瑶等“一二·九”一代的生命经验时提到,他们的身上仍然有许多令我们不解的一面,但提供的话题却是非常丰富的,“看他们留下的文字,真的像难得的镜子,照照它,才知道我们应该珍惜什么,拒绝什么。”王瑶的精神在时代的动荡与变革中得到了磨炼和升华,他留下的文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思想的财富,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思考和启示。

03
追古启新,继往开来



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来说,王瑶既是“奠基人”也是“重建者”,他以崇高而坚定的使命感持续地锻造着学科的质素与品格。1978年,历史的篇章翻开新的一页,王瑶一方面接续了此前中断的工作,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修订和鲁迅研究论文的整理和结集,另一方面则为新时期学科的重新起步积极探索道路和方法,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总论性长文。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1980年7月,王瑶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首届年会,并被选为了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便是他在此次会议上所做的学术报告。虽然自谦为“随想”,但这篇文章针对当时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学科性质、范畴和分期的重新厘定,帮助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实际上成为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献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1980年)

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学术团体中,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这样团结融洽、生气蓬勃的组织并不多见,这与王瑶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作为会长的王瑶,始终坚持着学术本位的立场,围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组织了诸多学术讨论会,积极吸纳学术成就突出的青年研究者参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王瑶在学会的工作,钱谷融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为学会真可说是鞠躬尽瘁,耗尽心力。学会之所以有今日,是与王先生的领导有方、擘画得宜分不开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合影,1980 年 7 月 12 日在内蒙古包头举办,王瑶被选为学会第一届会长

会长之外,王瑶还长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简称《丛刊》)的主编一职,自1979年创刊起,《丛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一直坚持按期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为重要的学术平台与发表阵地。每年四次的编委会,王瑶都会参加,“在编委会上他批评选题、修改题目,纵论现代文学界形式和学术动向,甚至提出重要的选题方向,发言是不惜长短的”。为了培育和壮大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人才队伍,《丛刊》专门开辟了“青年园地”“青年论丛”“研究生论文”“大学生论文”等栏目,给年轻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尽可能多的篇幅,这在当时同类的学术刊物中是比较罕见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出版社 ,1979年

作为一名以中古文学作为治学起点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王瑶尤其关注如何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晚年先后写下《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等文章,希望通过古今的贯通来纠正世人将新旧文学截然对立起来的偏见,为文学的革新寻找到内植于本土的渊源和动力,这一从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出发做出的努力,“对整个现代文学界逐渐摆脱将五四新文学只是作为西方文学的模仿这一偏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1984年王瑶应邀赴日讲学,演讲“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的关联”

除了融通古今的努力,王瑶在沟通中外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仅在北大指导留学生,也经常接见慕名来访的海外学者。1986年10月,王瑶以老专家的身份参加“鲁迅与中外文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在北大临湖轩会见了丸山昇伊藤虎丸竹内实李欧梵等海外学者,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显示了他在这些海外同行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此外,他还多次应邀外出访学,曾赴日本、法国等多地演讲,推进了中外研究界的对话与交流。不过,深谙海内外研究优长与局限的王瑶,始终没有忘记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我们赞成展开广泛的学术交流,以便互相学习,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己的研究”

1986年10月,王瑶在北大临湖轩接待日本及美国学者,前排左起唐作藩、竹内实、王瑶、丸山昇、王瑶夫人杜琇、丸山昇夫人丸山まつ、伊藤虎丸夫人伊藤千代子;后排左起孙玉石、李欧梵、耿明宏、张菊玲、黄子平、陈平原、杨鹤松、木山英雄、袁行霈、钱理群,伊藤虎丸拍摄

在八十年代对外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中,王瑶对于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的理解与认识也出现了新的突破,“现代化”在他的倡导下逐渐成为八十年代后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并拓展到现代文学之外的学科。王瑶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项工程”,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这一学术课题在1987年正式申报立项。在北大勺园召开的课题组会议中,王瑶对每位撰稿人的写作大纲都提出了具体而中肯的意见。尽管未及看到这项工程最终的成果,但王瑶的基本观点、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后来都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重排版封面

1989年12月,一代文学史家王瑶与世长辞。八个月前,他为北大校刊撰写了一篇题为《“五四”与青年》的短文,作为“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对青年的赠言,文中提到:“五四的经验告诉我们,青年人的热情是十分宝贵的,也的确能够有所建树”。作为学科开疆拓土的“第一代学人”,王瑶对后辈的创造力和使命感始终怀抱着热切的期待,他深信青年一代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将为学术和社会的进步持续注入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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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

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展

展览时间:2024年6月11日-8月15日
展览地点:北京大学校史馆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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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陈平原、袁一丹《王瑶画传》;陈平原《镜春园的笑声》;钱理群《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孙玉石《风雨燕园四十载——王瑶先生与北京大学》;孙郁《遗风可鉴》;

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片丨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闫琳琳

撰稿人廖荷映

排版丨王怡、杨映锴

责编 | 戴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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