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影响的研究”。
图源：nobelprize官网
事实上，今年的多个诺贝尔奖奖项都引发了诸多争议，如物理学奖颁给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等等，但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似乎是这几年来最没有悬念和争议的一次。
因为这三位教授在经济学界一直享有盛誉，尤其是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早就是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每年诺奖揭晓时，经济学界总会有这样一个“梗”，大家都会问一句——
今年阿西莫格鲁得奖了吗？
有学者更是将其今年的获奖点评为“经济学界的村上春树，终于打破魔咒拿了诺奖”。
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
图源：凤凰网
经济学期刊中传统上有“Top 5”的说法，即《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研究评论》。
这些期刊的发表难度极高，能够在这五本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便足够享誉半生，而阿西莫格鲁教授，在过去32年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在上面发了76篇文章，平均每年就要发表超过2篇，被誉为“经济学的屠刊王”。
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颁发的对象，并不是以其著作的数量多寡而论，而是讲究有无“一剑封喉”的创新性作品。
2024年的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同样有这样一篇“代表作”，那就是他们在2001年底共同署名发表在经济学顶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种经验研究”。
图源：nobelprize官网
其实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证明这一观点却犹如鸡和蛋的先后之辩，但今年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从欧洲殖民国家的制度差异入手，巧妙地引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
他们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增长动因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跟随本文，在三位诺奖得主的带领下，走进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看经济学领域的科研人才如何用创新能力推动社会发展。
一、注入纯正经济学基因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科专业多元
经济学仅占三分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经济学博士吗？
他们本科学什么专业？
谈及三位获奖者的教育背景，相信很多人都对他们的专业选择十分好奇。
据新京报统计，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高等教育经历，在本科阶段，以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仅占35.4%。
本科阶段被视为兴趣的探索与萌芽时期，这一点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们也同样适用。
在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科研人才以前，其实他们大多数人的本科专业各有特色，在文、理、工科领域都有所覆盖：
● 1994年获奖的约翰·海萨尼在匈牙利先拿了一个药理学学士学位；
● 1995年获奖的小罗伯特·卢卡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
● 2013年获奖的尤金·法玛本科学习拉丁语；
● 2022年获奖的本·伯南克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有21.9%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本科学位为数学。而放眼本科到博士的总体学习历程，在目前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也有4人拥有数学学位，9人的博士学位处于数学大类，如“应用数学”“统计学”等。
此外，还有许多相对冷门的学科，例如政治学博士有2位——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年获奖）及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78年获奖），心理学博士有1位——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获奖），他也是目前唯一获奖的心理学博士。
诚然，从博士学位的专业选择上看，经济学专业依然是众多经济学诺奖得主的“看家之本”：
9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共有76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加上“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更为细分的博士学位，目前，共有79人的博士学位属于经济学大类。
而今年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均是英国大学毕业生，且本科专业均为经济学：
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本科：约克大学，经济学专业
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专业
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学专业
他是约克大学史上第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第19位诺奖得主。
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本科：牛津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
硕士：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专业
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专业
他是牛津大学第5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曼彻斯特大学第26位诺奖得主。
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Robinson
本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学专业
硕士：华威大学，经济学专业
博士：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
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第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华威大学第3位诺奖得主。
综上，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本硕博均为经济学专业出身，可谓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注入了纯正的经济学基因。
二、推翻三大假说
想致富，拼制度
诺贝尔奖官网提出，今年获奖者的研究证明国家繁荣程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
在被殖民时贫穷的国家中，通常会引入包容性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通常会令人口普遍繁荣。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富裕的前殖民地现在贫穷，而曾经贫穷的前殖民地现在富裕的原因之一。
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中，三位作者抓住了一个关键性指标——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
研究表明，如果早期的殖民者认为非洲殖民地适合生存，他们会引入和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反之，如果殖民者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就对这些地区实行攫取性政策，也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
因此，通过观察各地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这些地区现在的经济增长表现，就能验证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几百年前，死亡率越高的殖民地（没有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如今该地区的人均GDP越低；
相反，死亡率越低的殖民地（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如今该地区的人均GDP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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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
作者把制度具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包容性制度，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让个人自由选择。
一种是攫取性制度，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垄断，之所以说「汲取」，是因为这些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是少数精英对大多数人的剥削。
现实中“富国”往往是「包容性制度」，因为其制度的包容性，为民众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人们敢于创新，最终推动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
而“穷国”则采取「攫取性制度」，由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经济机会和权利，这样就限制了创新，导致技术落后，最终拖累了经济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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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三大假说
对于“是什么决定国家贫富”这一问题，其实经济学界流行着三种假说，而三位学者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恰恰明确回应了：
国家成败的决定因素并非地理、文化或气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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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假说
「地理假说」认为国家的穷富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
这一观点认为热带地区的人倾向于懒散、缺乏求知欲，不努力工作，没有创新精神，这就是他们贫穷的原因。非洲、中美洲和南亚的那些穷国，都在南北回归线之间（靠近赤道的国家更贫穷），富国一般位于温带。
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教授在地球上找到一个神奇的城市——诺加利斯，完美地推翻地理决定论。
诺加利斯位于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被一道栅栏分成两部分，北部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属于墨西哥索诺拉州，两地的地理和气候是一致的，但居民的生活却存在天壤之别。
美国的诺加利斯家庭年收入是墨西哥的3倍，受教育水平高，政府提供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医疗服务，许多居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
墨西哥的诺加利斯经济相对匮乏、公共卫生条件落后、婴儿死亡率很高、受教育程度极低。
在地理环境这一变量上，二者可谓相差无几，而繁荣程度却相去甚远，归根结底在于二者的制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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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假说
「文化假说」将国家贫富和文化联系起来，理论鼻祖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新教改革及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教伦理培养出了一批勤劳、诚信、务实高效的人，有了这些美好的品德，人们才会努力工作并创造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反观非洲国家的民众缺乏良好的工作伦理，不相信科学，是因为文化落后，仍然在迷信巫术和魔法。
阿西莫格鲁教授就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反驳：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新教国家，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却不容置疑。同样，地理决定论也难以成立，世界上许多纬度相近的地区，其发展水平也差异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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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假说
「无知假说」认为导致国家贫富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本人无知。
该理论认为：非洲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对如何管理国家持有错误的观点，西欧国家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见识更好，得到了更好的建议。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最容易推翻，因为如果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无知，那么换一批有知识的领导者，难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非也，政治家选择错误的经济政策，更多情况下要归结为政治学问题，而非认知层面。
三、跨学科研究创新突破
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更要，
制度、人才、科技三者的关系
那么，几位教授是如何开创性地进行理论论证的呢？
制度、人才、科技的关系又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上文提到，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经济史学家”就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但由于较少使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计量研究方法，分析思路显得不甚严谨，一些观点也难以验证。
而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三位经济学家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将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框架。
这种方法论的创新使他们能够通过历史数据和案例研究揭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他们通过把历史上曾经被输入某种制度的国家列为研究对象，去观察它们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当地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等其他干扰因素，制度的作用就可以得到更为直接的验证。
今年好几个诺贝尔奖项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其实经济学奖也不例外。
上述论证过程虽然看似没有借助人工智能工具，而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但其实围绕国家繁荣这一课题，阿西莫格鲁教授有多篇经济学论文接触到人工智能，并从多个维度分析论证了制度、人才与科技的关系。
为了研究AI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阿西莫格鲁教授和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论文，并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对这些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
在书中，他将技术应用分为两类：“善用技术”与“滥用技术”，曾发表文章称，AI不一定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未来10年，这一技术对美国经济产出的拉动比例不会超过1%；与此同时，AI技术还会带来侵犯隐私、破坏民主等诸多负面的影响，因而如不加以干预，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
阿西莫格鲁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因而会带来更大的贫富不均。同时发出警告，未来AI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会带来权力结构的改变，进一步集中权力于大科技公司。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呼吁对 AI 技术进行更民主化控制，并制定适当的规制和政策对其进行管制。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应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进步、社会公平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各国亟需应对的重大课题。阿西莫格鲁教授等人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再教育和职业培训，以确保人才能够适应新兴技术的要求，避免因技术性失业导致的社会问题；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人工智能的治理，确保技术性发展真正服务于人才、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对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肯定。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更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三位学者的方法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将继续影响和启发我们，帮助世界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1.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聚焦制度与经济繁荣；金融时报/2024年/10月/16日/第 008版
2.https://mp.weixin.qq.com/s/5984TQoVjlEiFLkIWBI8Jw
3.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中国经济导报/2024年/10月/17日/第003版
4.https://mp.weixin.qq.com/s/UMB7Pk_TA9X94MQAiTt0NA
5.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衡量对经济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1世纪经济报道/2024年/7月/4日/第005版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359690180634779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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