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意志。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辩证联系，有利于深入探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天地。

当前学界对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的共同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历史叙事展开改革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深远意义的脉络历程，以纵深视野呈现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引领作用［1-3］。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为准绳，探析为什么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4-5］。三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支点，讨论其如何撬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以横切面的多学科视野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竭动力［6-9］。综合现有的研究可看出，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关注到了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从过往发展、丰富内涵、多维实践等方面探究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诸多影响。鉴于此，本文通过呈现宏观层面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内生机理、相向逻辑，廓清全面深化改革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和共生价值，从实践层面分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0］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必须溯其根本、究其源脉。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在改革中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腾飞基础、在改革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在改革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逐步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写到，“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11］。改革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史的每一阶段，对如今乃至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产生着巨大影响。理清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是指导当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筚路蓝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实践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基础

自近代以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构想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革命道路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起源于对工业化的认识，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大的工业能力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工业化是实现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辱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12］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将对工业化重要性的认识转化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的蓝图设计，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之下，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这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实现工业化强国的深刻认识。但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业化”的认识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现代化”的指向意义，而是专指发展大机器工业，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12］207而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属于更广义的现代化范畴，罗荣渠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14］。这与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相似的，即全方面的现代化建设。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概念还停留在前一阶段，即使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国转变。这一认识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探索。

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诸多设想与探索。在工业化建设探索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指出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对内依靠剥削本国工人、农民、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主，对外依靠对殖民地掠夺、军事赔款和奴役性的借款与租让来筹集资本开展工业化的道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即通过各种节约制度逐步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15］。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冷战背景与国内百废待兴的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后一种道路，并在具体实践中采取了“以苏为师”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写明了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建设，确立起了我国工业化建设战略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为辅的改革建设开端。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建设中也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开始指导改革方针调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开始反思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为辅的工业化方针，提倡“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16］，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6］241。1954年周恩来具体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成为“四个现代化”的源头。这些改革思考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路途中，逐步认识到自身主体性的决定性影响，并逐步确立起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改革指导下，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得到巩固。这些开创性成就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步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伟大觉醒：改革开放铸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17］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关键抉择，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探索走向腾飞的重大转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框架也由此确立。

20世纪7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乘着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跨步前进，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深具历史魄力的重大抉择。邓小平谈到，在现代化探索中走弯路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18］。在内外交困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挺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航程。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便是全国上下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次讨论将现实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想相区别的显著特征，这种实践性品格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后续发展的根本性要求［19］。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将党和国家事业从“两个凡是”的僵化思维中挣脱出来，摆脱了很长一段时间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倾向的束缚。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题报告的开篇便指出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之上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8］142。在思想解放之上一场恢弘磅礴的改革画卷徐徐展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框架逐步形成。邓小平十分重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并进一步发展了“四个现代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基础内容。我们党在1954年就已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便已确定的［18］237。但“四个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与落实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四个现代化”建设提升到“最大的政治”高度。邓小平强调，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并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8］163，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方面。同时，邓小平将现代化建设内容明确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并将科学技术发展明确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要领，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的价值作用。邓小平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目标与长期规划。他在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前景时，创新使用了“小康社会”这一话语表述，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20］。这一话语建构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式走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开始构建起中国底色的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党的十三大报告又明确指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步走”战略，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切实可行的目标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士气。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框架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初具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个现代化”为具体方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底色，以及循序渐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框架。此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开放开启并释放潜在增长能力，着力挖掘生产要素潜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跨步发展。有经济学家指出，改革从长期来看可以使“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2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诞生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踵事增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阐释，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其主要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形成了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制定了环环相扣、全面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计划。在70余年的发展建设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多个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走向成熟。中国式现代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持续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果，诠释了社会主义国家走好现代化强国的科学路径，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崭新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走好现代化之路具有开创性意义与激励性影响。

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时代发展不可阻挡。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完成时，而是持续发展的进行时，始终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社会的更高形态努力前进。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特征、新方向、新前景，随之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回答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开辟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22］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致力于解决中国内部的现实问题，而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世界发展与革新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促进全球格局及治理体系由“霸权主导”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演进。在此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其五个特征出发，努力朝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进一步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化理论，为世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谈到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2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中国自身视角，开始迈向全人类治理体系的广阔新天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具体载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立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前景目标，强调持续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与具体指向。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联系，有利于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现实矛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联结呈现为，一方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二者紧密相关又双向互动，最终落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实践之中。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2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锐意进取、群策群力实现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诞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瞩目成就。全面深化改革从三个方面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创新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加快构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来源、动力、目的以及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具体情况中，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仍在不断积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的方向。在持续更新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深化，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引导下形成更完善、更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实践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科学规律，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现实遵循。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进步，为现代化建设的更高形式、更多样态提供可能。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在制度层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建设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盘深化。通过党的自我革命锻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发展。二是国家机构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现实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环节是政治现代化建设，在政治现代化建设之下打破固有利益关系，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合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度深度。三是以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贯通主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确立制度化、规范化保障。将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意识贯穿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为全面深化改革把稳权力边界、厘清责任清单、扎紧制度笼子，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由法治引领、靠法治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社会活力，促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充分涌流。一切改革的本质即破除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打破原有社会分工下的利益布局，实现社会创造活力的竞相迸发。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了社会创新活力，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新质生产力集聚，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等改革实践，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有利于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域顺畅流动，吸引更多人才要素、技术要素、知识要素等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合。把握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既给予新质生产力充分自由创造的环境空间，又确保新质生产力在合理边界中良性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形式与现实呈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奋斗的价值指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切改革实践的归属，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意义便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永葆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方法、结果，厘清这一认识有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与道路自信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发展。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6］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执政理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深深影响并感染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伴随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发展变化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协调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固化便会导致发展迟滞。因此，通过及时有效的改革逐步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消除相关负面影响，是确保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当然，改革不是独立开展的任务环节，而是服务于某项发展要求的，一切改革都在为发展积蓄力量，离开发展指向的改革没有意义，离开锐意改革的发展将失去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建设便决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原则。《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决定》从七个方面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方面与目标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出号召令，指引着改革的方方面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归宿。

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价值，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是对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引发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面的现代化变革的创新发展，具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具有其特殊性。普遍性是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规律性是通过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呈现出来的，共性是通过个性具体表达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一般规律，延展自身特色，是一条行得通、走得稳的强国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应深入理解其科学性与正确性，树立高度的道路自信，坚定开展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决心，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设想通过改革实践转化为现实成就，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27］的信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的高度。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密切关联、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密切关联、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最终二者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归属，二者在实践过程、实践内容上互为抓手、相互依托，在双向互动中迸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伟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分割，二者紧密相关，其在产生背景、发展条件上具有共通性，在能效转化上具有相关性。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都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形成于新时代“两个大局”的时代追问中，是新时代现实土壤下孕育壮大的一脉两支。二者的发展条件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针目标，寻找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抓手，并将二者结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效合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高效生产关系变革的先驱力量，引领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二者又具有能效转化的相关性，前者是后者的动力源泉，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引，在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中形成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二者的能效转化有利于形成理论创造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目标索引、理论基础、模型构建，而全面深化改革则负责将其目标实现、理论走实、成果脱模，并继续在实践基础上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理论生成，形成新的样板经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特色化、科学化的长期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能效转化特质，使其最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内容的长远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就是动力，方向指引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0］28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模式，全面深化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促进发展的必要手段，二者在最终目标上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具有相契合的目标选择。二者在这一层面同向同行，共同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建成落地，是在时代洪流变化中赢得历史主动机遇的必然抉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全民共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把握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同富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五个方向，以五个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新突破、开辟新前景。

（一）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深刻指出权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他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到：“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28］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巨工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致行动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与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模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据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全方位、全过程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是多维进路的第一要义。

中国共产党制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方针，领导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落实。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应重点把握党的全面领导的全方面与全过程两方面。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推进领域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上到下的实践过程中都要围绕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开展改革建设。党的全面领导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形势主流，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同时，“两个大局”的时代追问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重点就是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29］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进深水区、面临硬骨头，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在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的时候，就越需要发挥党的“定海神针”作用。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上的中心隘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思想底蕴

“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30］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多年的实践中实现了双向丰富与改造，中国的改革建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时代内涵、增添了中国色彩；马克思主义也重塑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更是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思想底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新时代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务必把握思想的时代变化、筑牢理论的中国化底色，从坚持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着手，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首先，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努力要求改革主体在思想认识上时刻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武器，立足中国国情与现实要求开展目标设计、内容建设、成效落实等工作环节，在具体的改革领域与细分环节中，将改革工作现实向设计、本土化呈现，最终提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效性与适应性，更好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理论创新达到新高度。恩格斯曾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1］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前提，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会面临新环境、遇到新问题，为理论认识提出新概念、新方法。这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为后续的改革建设提供新的经验案例，确保党和国家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一脉相承，促进马克思主义持续与时俱进。

（三）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2］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长远目标的必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是一切改革实践的应有之义，靠近并逐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从横向对比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应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分配的问题、长期性与阶段性的问题、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问题，以问题为坐标原点推动共同富裕在纵横层面不断深化拓展。首先，正确处理发展与分配问题。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既要不断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又要在分配机制方法上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公平分配，将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合理有效分配。其次，明确共同富裕中长期性与阶段性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但必须认识到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发展、持续进步的动态历史实现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刻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正确认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问题，促进二者相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随兴趣使然，享受更为丰富与充盈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这就要求共同富裕根本是要在物质、精神双向层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达到物质与精神同向同行的共同富裕。

（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践主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指征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母系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是母系统核心处理器中新增容的子系统，实现子系统与母系统契合协作的过程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主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表现，是凝聚改革合力、合理调配有效资源开展改革的制度建设，有利于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结构折射关系，结构决定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静态与动态、根本与枝叶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完善并巩固党领导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国家治理全局体系的系统协调、高效协同，强调对相对静态制度体系的科学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上实现政府对资源的有效分配与利用，最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好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具有相对动态的变化过程。从二者的具体含义不难看出，前者是后者调整发展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呈现，是根与叶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3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方向应从三个方面着力，分别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提升党治国理政的现实能力、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首先，国家治理体系法制化、制度化建设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有利于各方责任体系明确化，确保国家治理在法制规范的道路上运行。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便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鼓励在基层治理中多元参与、多方共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最后，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是贯穿一切治理的主干内容，一切的治理改革也都围绕着“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展开。据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正确调适三者的关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五）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引擎

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5］。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出现的新质态，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36］，在实践应用层面联动社会各产业的迭代升级［37］。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全要素创新，载体是现代化产业，目的是高质量发展，因应其基础性、全局性作用，而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经络”［38］。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39］新的生产力出现要求生产关系也相应作出调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的有效手段，帮助新质生产力持续向好发展，从而提振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最终从生产力层面带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40］。从现实指向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新质生产力的提振效应呈现“先破后立”的实际作用，即破除原有生产关系桎梏，树立新机制保障新质生产力持续发挥强劲动能。

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原有生产关系桎梏。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现行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新生产力的桎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率先以主动姿态打破传统生产关系的镣铐，解放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疏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脉，给予新质生产力充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破”的基础上“立”，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机制、高智人才培育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学化制度化的法治保障，等等，集合各方有利要素孵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跃升进步，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保证新质生产力始终运行发展在制度化空间之内。中国共产党人以“先破后立”的大无畏态度开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破壁道路，以“破”的力量彻底打通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的关键环节，以“立”的能力开辟新质生产力的新高度、新水平、新方向，最终以新质生产力为发展引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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