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勇　周莹　刘肖楠｜环境规制、经营环境与企业创新发展

财富 2024-12-19 15:29 山西

原载《会计之友》2024年第14期

杜勇教授　

作者简介

杜勇　男，江苏徐州人，博士（博士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会计投资者保护、会计治理、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

周莹　女，山西阳泉人，山西大同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与会计

刘肖楠　女，河南焦作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

文献出处

杜勇，周莹，刘肖楠.环境规制、经营环境与企业创新发展［J］.会计之友，2024（14）：59-66.

标题.jpg

杜　勇¹　　周　莹²　　刘肖楠³

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

2.山西大同大学商学院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摘　要】

文章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环境规制和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对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呈正向的U型关系；在良好的经营环境下，企业不仅能够得到显著的技术创新，而且能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将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更加显著；而重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不强，并没有形成U型关系。为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完善环境规制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以及政策实施的经济后果，不断优化外部治理环境，从而发挥市场的自主性。

【关键词】

环境规制；经营环境；技术创新；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30；F27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14-0059-08

　　一、引言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相对成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新兴市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应得到更多重视。当前我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重要决策，以发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同时，企业作为经济市场的微观主体，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制约。随着环境法规和监管的加强，环保活动逐渐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生产经营活动。然而，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面临不同的经营环境，这是由于区域政策、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存在差异所导致的^[1]。根据“波特假说”^[2]，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规制问题倍受重视，它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企业而言，它还能激发企业不断发展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当区域发展不平衡、企业经营环境差异较大时，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聚焦的重大问题。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强化效应”还是“抵减效应”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起着积极促进作用，但也有人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起抑制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基于区域或行业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不再单单是线性关系，而是U型关系^[3]。市场承担着信息传递和调整的角色，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制定决策时，管理者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影响以及经营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现有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中，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方面的差异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4]，World Bank^[5]明确提出，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是提振经济的必由之路。

　　本文主要创新点与贡献：（1）以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面临不同的经营环境为视角，分析了企业外部环境管制对上市公司内部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丰富了现有研究理论。（2）在我国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将两种主要的外部机制（政府和市场）相结合，评估它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分析了两者间的实证调节作用，发现外部政府作用与外部市场作用之间相互辅助的关系，为在实践中达成两者的高效、高度协同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3）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针对外部政府与外部市场机制的异质性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希望为相关决策单位与企业的改进措施提供启发。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一）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波特假说”理论认为，对企业来说，加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其技术进步和创新。从静态角度看，环境规制的引入会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缺乏提高技术创新的意愿^[3]。然而，根据Porter等^[6]的研究结果可知，合理的外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改进、技术创新的进步，以及创新“补偿效应”的实现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Pande & Udry^[7]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在事前规制和事后规制的差异非常明显。当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上市公司常常会从经营科技创新的投资中分流资金用于治理环境污染，从而获得短期性质的较高回报，但是这明显会增加上市公司的支出费用，最终使企业科技研发与未来技术水平降低，从而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长远看，企业外部环境规制要求比较高时，公司污染治理的支出费用会上升，当效果不太好的时候，会激发上市公司经营者进行创新投资^[8]，以增强治污效果，降低环境遵循成本，实现政府高环境规制要求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换言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呈现非线性关系。近年来，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存在^[9]。基于这些研究，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和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常见的U型关系。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二）经营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

　　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独特、有限、很难加以复制与没办法更换的特殊资源^[10]。在这种理论体系下，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会变成公司取得利润优势的关键途径之一。目前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尚不完善，产权保护相对不足，金融体系也相对滞后，社会诚信环境较差^[11]。此外，代理问题导致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有利的经营环境不仅可以取代公司治理要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且能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更好地推动技术创新。换句话说，当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具备示范效应时，优越的经营环境将鼓励对手相互学习，进而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好的经营环境与上市公司科技创新显著正相关。

　 （三）环境规制、经营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

　　已有研究指出，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对改进公司环境治理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研究认为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的环境规制可以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12]。企业外部环境规制一般是指政府通过对公司环境行为的强化约束，使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从而逐渐减少重环境污染公司的约束行为，加强企业科技创新则是公司达成这个目标的关键途径之一。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目前的环境规制制度存在一个问题，即政府和企业在其中拥有过多的寻租空间。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污染企业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游说环境立法机构，以达到促使其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法规目的，这使得规制者成为被规制者的“俘虏”^[13]，从而导致环境规制失效。近年来，地方环保局官员与垄断行业企业之间利益输送事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环境规制中寻租现象的严重性。余光辉和陈亮^[14]从规制俘获视角对完善环境执法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规制俘获的影响在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在规制政策设计层面，即规制对象通过多种途径操纵规制政策的制定者，旨在确保规制政策与其自身利益相一致；二是在规制政策执行层面，即规制对象通过获取公共执法人员的支持，减弱现行规制法律对其的实施力度，以谋取个人私利。从公共选择理论和寻租理论视角来看，经营环境较差的地区往往企业数量较少，市场结构呈现垄断或寡头垄断，少数利益集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利益集团有动力凭借其所处的强势市场地位和信息优势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及解释，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环境。此外，垄断性企业由于对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两大目标的贡献较大，往往使得环境管理者放松规制，降低环境规制行为强度^[15]，扮演了阻碍环境规制顺利执行的消极角色。相比而言，在经营环境好的地区，企业对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力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在不同经营环境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即企业经营环境越好越能加强外部环境规制对公司科技创新的影响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20年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去除了ST、*ST公司，金融企业、数据比较异常和缺失数据的企业。经过上述严格筛除，最后共得到11976个年度观测样本。研究所需数据来源：（1）技术创新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披露，同时结合手工查阅年度报告的数据收集方式；（2）外部环境规制的相关计算数据大部分来自2015—2020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我国资讯统计数据库（China Info Bank）；（3）基于Li et al.^[16]提出的指标体系，本文借助王小鲁等^[17]编写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报告，将行政管理、法制环境、金融服务和社会诚信4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加权，得出企业所面临经营环境的加权平均值为衡量依据；（4）有用的变量数据来自知名的数据库国泰安（CSMAR）。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市场失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根本原因。由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具有高融资成本和高调整成本，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具有高不确定性以及其形成过程中“知识”难以“存储”并且商业化过程时间长的情况，这使得技术创新面临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政府所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应对技术创新“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制度要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引发技术创新要素的重新配置，进而决定了技术创新的程度。为了探究这种影响，本文选择相关属性含义比较直观、相关生产变量结果相一致的C—D生产变量函数为基础，建立了相应的实证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和企业科技创新与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环境对科技创新的正面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为了实证分析企业内部经营环境与外部环境规制对公司科技创新作用的调节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交乘项的回归模型：

　　模型中，Innov代表上市公司技术创新，Reg是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强度。另外，引进了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值（Reg²）来分析研究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和公司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Be是企业内部经营环境强度；Reg×Be是指外部环境规制和企业内部经营环境的交乘项，以分析研究公司内部经营环境在外部环境规制对公司科技创新作用的调节影响。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如表1。

　　1.被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Innov），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普遍做法^[18]，本研究采用了公司的年度科研投入和企业主营收入的比值作为代表公司科技创新的更换变量。为了统一数据的量纲，本文对该比率进行了放大，将其乘以1000。

　　2.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Reg），参考张成等^[19]的研究，采用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地区工业增加值之比衡量，该数值越大，说明地区的环境规制越严格，同时考虑内生性以及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在此将其滞后一期处理。

　　经营环境（Be），使用王小鲁等^[17]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报告中的行政管理、法制环境、金融服务、社会诚信4方面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

　　3.控制变量

依据当前的研究，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发生作用的企业特征与企业治理的一些变量实施了控制。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实证分析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中可知：技术创新（Innov）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差距较大，且其标准差也较大。对其均值和中位数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程度低于均值水平，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明显的技术创新差异。环境规制（Reg）的范围从最小值到最大值呈现较大差异，实证分析数据说明我国在不同地域的外部环境规制方面其强度明显不一样。进一步分析比较环境规制的平均值与中位数，观察到大多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整体样本均值。通过比较经营环境（Be）的均值和中位数的绝对值，可以发现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处于经营环境好的地区。

　　（二）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

　　为了初步检验环境规制和经营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按照外部环境规制与企业所处经营环境的中间位数将研究样本区分为低、高外部环境规制组和低、高内部经营环境组，使用统计方法中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数据以分析在不同的外部环境规制强度与内部经营环境情况下，公司的内部科技创新是否有不一样的情况。样本的平均值分析结果发现，较低外部环境规制组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要明显高于较高外部环境规制组；但是在内部经营环境好的公司中，创新明显要高于内部经营环境比较差的企业组。通过进一步研究M-W、K-S和中间位数的分析结论，表明低、高内部经营环境企业组与低、高外部环境规制企业组的样本上市公司创新来源于不一样的总体，中间位数同样存在明显不同。这些数据表明，内部经营环境对上市公司各项创新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外部环境规制则对上市公司各项创新带来明显的降低作用。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在研究有关外部环境规制和公司内部创新方面，对统计模型（1）采取多元实证回归数据分析。同时，为在分析中处理异方差数据，研究使用了White统计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实证分析结果见表3。从分析结果的列（1）发现，外部环境规制（Reg）和上市公司各项创新在统计显著性水平1%下表现为负相关。在样本期间，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并未呈现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实证分析上述结论的稳定性，表3的列（2）引入外部企业环境规制的统计二次项（Reg2），用以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和上市公司各项创新之间是不是有线性关系。从实证分析结论可以看出，外部环境规制的一次项（Reg）和公司各项创新在统计的显著性水平1%下是负相关关系，然而平方项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统计的U型水平。从统计上看，外部环境规制对公司各项创新的作用是有阈值效应的，从而支持了H1。具体来说，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拐点值64.25时，企业技术创新会伴随企业外部环境规制的加强而相应减少。当企业外部环境规制的加强超过了所处的拐点时，这一因素才可以更好地促进上市公司增强各项创新的强度。从全国范围来说，大多省区的外部环境规制力度一般没有接近上述拐点，这也是当前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正面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2.表3的列（3）和列（4）呈现经营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经营环境（Be）与企业技术创新在显著性水平1%下呈现正相关。这意味着好的经营环境将激励企业提升其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有力支持了H2。

　　3.在经营环境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方面，本文构建了模型（2），引入环境规制与经营环境的交乘项（Reg×Be）。从表3列（5）来看，经营环境系数在显著性水平1%下表现出正向关系，企业外部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数据在显著性水平1%时表现为负向关系，Reg×Be在显著性水平1%下呈现负相关。这说明，良好的内部经营环境会增强外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各项创新的作用，同时，会促进外部环境规制作用的良好发挥，从而支持了H3。值得关注的是，在没有加入环境规制与经营环境交乘项之前，模型（1）中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曲线拐点值为64.25，而当加入环境规制与经营环境的交互项后，在模型（2）中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曲线拐点值为64，即企业在好的经营环境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阈值降低，U型曲线向左移动。这意味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会受经营环境不同的影响，即经营环境越好，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越独立，政策执行的效果越有保障，良好的经营环境能够显著强化政府公共环境政策的作用效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为使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分别从以下方面做了稳健性检验。

　　（1）受唐国平等^[20]研究结论的启发，本文使用企业外部环境污染的管理指数度量不同区域面对的外部环境规制程度。同时，本文认为外部环境规制影响滞后性与减少实证分析的内生性，把外部环境污染管理指数都进行了滞后一期的分析，结果见表4。可见，主要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出现改变，结论仍然成立。

　　（2）受王小鲁等^[21]关于我国各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本文把市场化进程指数当作企业内部经营环境的统计替代性变量，实证分析的统计结果见表5。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没有发生改变，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3）本文参考鲁桐、党印（2014）的研究，将被解释变量企业技术创新替换为人均研发支出（年度研发支出与员工人数的比值）作为上市公司各项创新的统计替代性数据，分别进行统计实证检验，主要分析结论没有改变。

　　六、进一步研究

　　目前我国处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每一个行业或不同行业相互间的商业发展状况、市场化发展程度和企业外部环境污染整治层次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将污染密集型企业迁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地区，以减轻对环境合规所产生的负担，因此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在能耗规制与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对比这类行业差异产生的不同作用，本文将数据样本按是不是归属重污染行业划分为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的行业，并进行了多变量分析，分别考察环境规制、经营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交乘作用的差异性，还重点分析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

　　通过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与企业技术创新呈现出在1%显著水平下的负相关。同时，在两个样本组中，企业内部经营环境和各项创新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正向关系，企业内部经营环境和外部环境规制变量的交乘项的统计系数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现为负向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当前情况下，无论是在重污染行业还是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负向效应，而经营环境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择了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统计样本，对环境规制、经营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有效丰富了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作用的研究文献。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和公司内部科技创新表现出一种正向关系的U型形态；好的经营环境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会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进一步将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更加显著，而重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不强，并没有形成U型关系。

　　在绿色发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当前经济转型的大势，为了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需要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为企业发展方向。依据我国政府和外部市场影响的不同特质提出相对有效并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供我国相关监管政策部门在制定与改善政策时借鉴。第一，当前政府应当重点改善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同时要适当加强外部环境规制，并在不同程度上激励上市公司积极开展科技及各类创新活动。这一过程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进行因地制宜的安排，特别是应当对重污染行业加强监管，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确保环境保护的有效实施。第二，经营环境对企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要给企业营造健康、良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进行反哺的良性循环机制。第三，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要重点关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政府的作用，要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机制，共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0年哲学社科共建项目（GD20XGL09）；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项目（2019WZDXM027）；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科研人才专项（2024SDKYB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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