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冬慧|从调查研究看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阮啸仙

财富   2024-12-28 08:03   山西  

刊载于《会计之友》2024年第16期





作者简介


谢冬慧,女,安徽池州人,博士,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近代审计文化




文献出处


谢冬慧. 从调查研究看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阮啸仙[J].会计之友,2024(16):49-56.




【摘 要】 研究型审计突出“调查研究”特色,而早年阮啸仙在领导审计队伍开展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恰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文章从历史的视角,认为基于调查研究这一特色,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综观阮啸仙热爱研究的经历,他从小勤奋钻研,关注经济。后来,到中央苏区从事审计工作,“调查研究”是他开展工作的基本范式。在审计管理上,他以充分调研为基础,重建审计机构,开展审计法治,制定“六不准”纪律。在审计实践中,他深入调查审计实情,扎实研究总结,充分发挥审计效能,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

【关键词】 阮啸仙;研究型审计;早期历史;调查研究;管理实践

【中图分类号】 F239.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16-0049-08


一、引言

研究型审计重在“以研究的精神、研究的态度、研究的思维与方法开展审计工作。”[1]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工作理念,研究型审计由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于2009年正式提出,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调查研究,有学者指出:“研究型审计是指在工作实践中加强调查研究。”[2] 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审计事业的重要领导人阮啸仙,就已经广泛采用了调查研究的方式开展审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研究型审计的理念。无论是在管理审计,组织创建审计制度,还是在开展审计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阮啸仙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根据社会实际形势,深入调查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扎实研究审计方法,及时总结审计经验,发挥审计效能,从而有效遏制了当时的贪污浪费,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廉洁”的典范。可以说,从调查研究的视角来看,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试图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二、人生阅历:热爱研究,关注经济

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审计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的创始人”,他之所以重视审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并将其作为推进审计法治建设、开展审计工作的重要方式,实践中取得较好审计成效,都离不开他的人生阅历和思想引领。因此,本文从追溯阮啸仙的人生阅历出发,探讨他对调查研究的心路历程,考证他对经济重要性认识的思想渊源。

(一)阮啸仙一生热爱科研

纵观人生阅历,阮啸仙堪称一位研究型或学者型领导。他6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精通四书五经。据记载,阮啸仙“总是手不释卷,勤学苦读,晚上看书直到深夜仍不睡觉。”[3]244“由于阮啸仙勤奋刻苦,善于钻研,学业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深得教员阮益三的喜爱。”[4]5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勤奋钻研、遇事爱思考的习惯和品格,为阮啸仙后来形成调查研究式的办事风格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阮啸仙是一位热爱研究的人,也是一位学者型领导。在他短暂的人生履历中,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经历。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以研究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事。在此,选取两件事为代表,展示阮啸仙在调查研究方面的经历。

其一,广泛调研,领导农运。1922年,阮啸仙大学毕业后投身工人运动,曾领导过广东早期农民运动。革命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研究,研究显示:“阮啸仙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份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撰写的《中国农民运动》一书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是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把它列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必读教材。”[5]可以认为:正是基于热爱研究的特质,使得年轻的阮啸仙在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并且,这种成就也坚定了阮啸仙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秉持调查研究式工作风格的决心。

其二,业余调研,了解苏区。阮啸仙自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至1933年到苏区的4年时间里,除了革命工作,他的业余就是做调查和研究。他深入苏区,开展实地走访调查,研究解决苏区经济问题的办法。在这段时间里,“阮啸仙集中研究中国苏维埃问题,撰写发表文章,全面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斗争的中心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4]63他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他在1933年秋冬之后的苏区审计工作中继续走“调查研究”之路,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成功典范。

简言之,阮啸仙从读私塾开始就勤学苦读,热爱观察,善于思考,具有科研潜质。走上工作岗位后,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革命的过程中,他始终以研究的态度、调查的方式对待每一项任务,取得较好成就,足见阮啸仙一生热爱科研。

(二)阮啸仙从小关注经济

阮啸仙自小家庭条件不好,让他早早地意识到财政经济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据考证,“阮啸仙自小就品尝了生活的苦涩和艰辛。”[4]4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四年的阮啸仙,对财政困境有了感性的认知和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地懂得了家庭经济困难的苦衷。……啸仙眼看家庭生活困难,债台高筑、债主临门无情逼债的事实,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刺激。”[3]245曾因家里经济条件差,为供阮啸仙及弟妹们读书,阮啸仙的父亲就向同村阮云楷家借钱,而一时无法偿还,多次请求宽限,却遭到阮云楷的威逼和挖苦。当时,阮啸仙就在现场,他深感父亲的无奈,痛恨有钱人的势利和短视。这种亲身经历,促使年幼的阮啸仙认识到了财政经济的重要价值。

与此同时,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阮啸仙开始逐渐思考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岁月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困惑,试图通过研究,去寻找中国政治经济的出路。于是,他亲身实践,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探索国家经济的未来。认识是理性的产物,它将指导人的行为实践。有了对经济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阮啸仙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爱岗敬业、尽心尽责。他关注国家利益,认真对待审计工作,展现领导才华。同时,阮啸仙的表现也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可。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阮啸仙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阮啸仙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从此,阮啸仙开始与审计“结缘”,并且成为“研究型审计”的开路先锋。

(三)阮啸仙受毛泽东影响

阮啸仙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风格,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众所周知,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写了很多考察报告。阮啸仙与毛泽东年龄相差不大,志向一致,交往较多。到达苏区后,阮啸仙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接受毛泽东的启发。除了业余调研苏区革命,阮啸仙对苏区的第一场正式考察,就是毛泽东安排的。史料记载:“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阮啸仙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6]141经过连续多日的调研走访,阮啸仙了解到:“苏区日常必需品极度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仍然异常困难。”[6]142调研回来后,阮啸仙反复思考,认真研究改变苏区经济状况的办法。然后,阮啸仙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认为:“要确保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必须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想方设法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6]143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肯定,更加坚定了阮啸仙审计调研的决心。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身处苏区的阮啸仙更加注重调查,认真思考和研究。阮啸仙认为,在审计工作中发现问题,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其背后一定有原因,需要挖掘和探讨。所以,没有特殊情况,阮啸仙一定会带队亲临审计单位的现场,开展审计调查工作。并且,在他上任苏区审计委员会之初,就为外出调研特制了一只口袋,用于带干粮、手电、记事簿等物件。有时候即使他生病了,也决不落下。“一次,阮啸仙带领工作人员审查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的贪污账目时,因几天几夜熬夜,累得吐起血来。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当一回事,用手帕抹抹嘴,凉开水漱漱口,又继续开展工作。”[4]89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的调查与分析,“阮啸仙发现: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许多问题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官僚主义有很大关系。”[6]153甚至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潜伏着。就这样,阮啸仙“通过审计线索,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严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6]152,极大地发挥了审计作为“反腐利器”的作用。在审计中央政府的过程中,阮啸仙与其他审计人员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机关人员过多,经费支出过大。接着,阮啸仙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了此情况,以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重视。不久,“中央政府立即裁减了一百多名工作人员,这样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6]153这表明:基于调研,阮啸仙所提的审计建议科学合理,对政府领导层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央机关人事改革。

由于审计工作成绩突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而立之年的阮啸仙已成为经济监督领域的重要成员。1929年,阮啸仙担任中共中央审计处处长,负责监督审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1934年,他升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负责中央苏区经济审查,确保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红色政权的巩固。学者评价“阮啸仙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审计人才。”[7]的确,这些成绩的取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归功于阮啸仙的调查研究工作风格。有人说:“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而“调查研究”恰是当下倡导的研究型审计的重要工作范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


三、审计管理:摸清实情,打好基础

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作为审计管理者的阮啸仙,面临诸多考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审计工作处在“白手起家”阶段,当时既没有专职权威的审计机构归口管理审计工作,也没有专门的审计法律指导审计工作,更没有专门的纪律规范约束审计人员,审计工作如何真正取得实效,乃是“当务之急”。针对这些问题,阮啸仙通过“调研+建议”的方式,一一落实,完成以下基本建设。

(一)了解苏区经济状况,重建审计机构

前文已述,1933年11月,阮啸仙到达苏区工作,一如既往地沿用研究型的工作方式。据记载:“到达瑞金的当天,阮啸仙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去。几天下来,令人喜中带忧的苏区经济工作状况,陆续汇集到阮啸仙的笔记本里。”[4]76也就是说,在走访调研过程中,阮啸仙认真做笔记,不放过一丝细节。我们知道,审计的终极目标是监督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所以在阮啸仙看来,审计之前,必须了解苏区经济状况,便于后来的科学决策。

刚刚到达苏区的阮啸仙,就立即展开了调研工作,不仅思路清晰,而且进展顺利。但是,“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一些情况也令阮啸仙深感不安。”[4]77此时,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经济状况,苏区的经济运行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研究表明,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阮啸仙发现,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设立的财经审计机构形同虚设,财经审计工作开展不经常,致使苏区财经管理较为混乱。[9]对此,阮啸仙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细致研究,提出了一套治理苏区财经混乱状况的方案,并将具体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该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阮啸仙的本次调研为苏区重建审计机构提供了专业论证和建设性说明。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恰是阮啸仙在本次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给苏维埃“二大”所提交的建议而设立的。有关苏维埃“二大”的资料记载:“大会接受了他关于建立健全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4]78会后,鉴于阮啸仙对该机构职责的深刻理解和理论贡献,他被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虽然该中央审计委员会属于重建的审计机构,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具权威的专门审计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明显的,这与阮啸仙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审计机构重建之后,“标志着审计监督从‘财审合一’回到‘财审分离’的模式。”[10]也就是将审计工作从财务部独立出来,无疑增加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由于审计机关代表政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1933年9月,中央人民委员会虽然组建了审计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的成员皆为兼职,且没有专门机构协助,所以该委员会难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而苏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当时党领导下最高的审计机构,专司审计职能,加上阮啸仙的得力领导,发挥经济监督的作用自不必说。

简言之,有了专门、权威的审计机构,审计工作才能真正发挥监督经济的效能。紧接着,阮啸仙筹划成立地方审计委员会分会,组织招募审计工作人员。针对这些事务,阮啸仙仍是坚持调研在先,然后确定各地审计委员会分会的设立,最终形成了苏区中央和地方组织严密配合的审计机构体系。阮啸仙亲自率领工作人员,一边开展调查研究,一边开展具体的审计工作。

(二)调研走访专业人士,开展审计法治

1934年2月,阮啸仙上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审计工作需要建章立制。其实,该项工作早在1933年冬天就已经启动。当时,阮啸仙在苏区的调研,就已经涵盖审计制度方面。他认为“审计工作应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通过财务审查,促进建章立制,规范收支行为,遏制腐败现象。”[6]151只有通过立法授权特定的机构及其赋予审计职权,定好审计范围、审计程序等,才能根本制约浪费行为,遏制贪腐现象。于是,阮啸仙依然从调研入手,拜访业界资深专家,然后进行审计立法,开展制度建设。

为了建立审计制度,阮啸仙广泛征求财经、法律等领域专业人士的意见,“他先后拜访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高自立、吴亮平等主管财经领导,走访了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内务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以及国家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6]147张闻天、高自立、吴亮平等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财经管理经验,特别是高自立还是当时苏区的工农检察委员和审计委员,充分听取他们对审计立法的意见,广泛吸纳资深专家的建议,确保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可谓益处多多。值得一提的是,“阮啸仙数次专程拜访了对法律法规有深厚造诣、时任司法部部长、被称为‘苏区红色法律专家’的梁柏台。”[6]147由于立法毕竟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梁柏台恰是当时的法律专家,起草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宪法草案、政府组织法等一系列法令,任职过临时最高法庭检察长,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具有丰富的立法、司法和审计管理经验,所以阮啸仙专程拜访他,请求他对审计立法进行指导并提出建议,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此,继那次调研之后,阮啸仙向苏维埃“二大”的建议,除了设立审计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审计制度。经过调研,阮啸仙觉得应该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才能有效遏制贪腐现象,杜绝财政浪费。就这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阮啸仙组织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简称《审计条例》)。据载,那次“会议期间,阮啸仙向大会汇报了他调查研究的成果,提出了建立健全人民审计制度的建议,引起大会重视。”[5]不久,《审计条例》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由毛泽东签发颁行。可见,审计法制的构建,也是阮啸仙调查研究的成果。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审计条例》出台之后,阮啸仙注重审计执法,强调依法审计。他不仅要求中央机关、地方政府及人民军队均设置审计委员会或稽查员,而且组织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制度的学习,“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逐章逐条把有关法规弄通弄懂,依法审计,严格执行。”[4]81原因是苏区之前的执法状况不好,很多人不了解相关的财政规范,以致财经状况混乱,这也是阮啸仙通过调研得出结论——重构审计机构、制定审计制度的根源。史料记载,在当时的调研过程中,阮啸仙随即告知随行调研的人员说:“必须尽快改变苏区财经混乱状况!”[6]143在阮啸仙看来,扭转苏区财政是确保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简言之,通过调研,阮啸仙认识到:不仅要做好审计立法,更要加强审计执法,只有形成良好的审计法治状态,才能根本扭转苏区财政由乱到顺,实现经济增长,保障人民生活和支援革命的目的。

(三)“六不准”纪律的制定,也是基于调研的结果

加大审计执法力度,关键在人,也就是要锻造一支作风过硬的审计人才队伍。继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之后,地方政府机关以及红军内部的审计委员会分会都已设置,且均配有审计员或稽查员。作为管理者的阮啸仙,深知审计人员素质对审计事业的重要性,他高度重视审计人员的选拔和素质培养,“为挑选好审计人员,尤其是审核员,阮啸仙花费了很大精力,提出了人选的严格要求。”[4]81对于上岗人员,阮啸仙要求更加严格,其中关键的一点是遵守职业纪律规范。

在这一背景下,1934年3月上旬,针对审计人员的职业纪律,阮啸仙制定了著名的“六不准”,即“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4]81在苏区,这六条纪律被广泛遵守,的确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杜绝了很多不良行为的发生。研究表明:“为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阮啸仙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亲自制定了审计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9]无疑,成为当今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前身的“六不准”,也是阮啸仙长期调研的结果。不能不说,调研不仅成就了阮啸仙的革命事业和审计工作,也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审计职业纪律的发展。

一方面,“六不准”的形式来自于调研所见。阮啸仙到苏区后不久,在调研中发现:苏区政府正在积极倡导节俭运动,并为此发布了“六项节省规约”,即“每人每天节约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各部门建立一个节省箱;伙食单位再建一个菜园;建立节省突击队。”[11]还有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也是六点:“一是要提高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二是贪污浪费常常不能分开;三是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四是要注意许多机关部门的贪污浪费;五是要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法令从严治罪;六是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12]从形式上看,六是个好数字,六项措施简洁明了,易于宣传推广和落实。或许受到这些规范的启发,阮啸仙想到审计人员的职业操守问题,也想为审计人员制定六点纪律规范,于是就拟定了“六不准”。

另一方面,从“六不准”的内容也受到调研启发。阮啸仙在调研中发现:经济犯罪往往与个人工作性质有关。经过认真考察,他发现当时苏区贪污违纪行为中有一种现象,就是与金钱财物打交道的人涉嫌经济犯罪较多。如中央造币厂、印刷厂以及军委印刷所“这三个工厂贪污的人都是会计科长,贪污的方式大体相同,主要是以少报多,多开工人的账。”[13]这里的“以少报多,多开工人的账”就是财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弄虚作假,达到获取钱财的目的。又如“兴国县粮食调剂局分局长黎章连、会计肖以梧,将公家的米卖去二担一斗四升,得洋二十一元四角,并未收入账内……”“瑞金互济会财务部长朱宗英,他把群众募捐来慰劳红军救济困难群众的款子,拿去乱花……”[14]这些鲜活的案例告诉阮啸仙,作为审计人员,往往也是懂得会计技能的会计师,如果弄虚作假,将带来审计的失效和无效,甚至损失国家和集体利益,所以,既要通过审计杜绝被审单位的弄虚作假现象,也要防止审计人员自身的违规作假行为。因此,在审计人员管理上,阮啸仙将“弄虚作假”作为一条重要戒律予以通告,作为“六不准”之一,要求审计人员必须遵守这条职业纪律。

当然,还要防止其他违纪违规事件发生。作为审计的会计师,除了不做假账,必须自觉规范地约束个人职业行为,秉持对审计工作负责的态度,公正客观地评判财务活动的真实性和效益性,对审计过程中遇到的不确定因素,做出全面、经验、科学的推测和判断,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漏查账目或不精准统计,而导致统计失误。此外,参与审计工作的会计师,更需要正确处理自己与被审计单位的关系。如果审计人员接受了被审单位的吃请或者物品,那么审计结果的公正公平自然难以保证。因此,审计人员应拒绝接受被审单位吃馆子或吃公饭,以及禁止收受任何物品等。可以说,在调研中亲眼目睹的社会现象,促使阮啸仙坚定了制约审计人员的决心,于是,“六不准”纪律问世了,并要求每个审计人员牢记在心,坚决贯彻执行。

概言之,阮啸仙到达苏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研究型审计的先河。他广泛开展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了解审计机构、审计制度等诸多情况,然后结合理论进一步研究,得出富有见地的建议结论,在审计机构的健全、审计法治的完善以及审计人员纪律的规范性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审计实践:细致调查,深入总结

阮啸仙“在对苏区形势深入分析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领导开展了对中央、省、县苏维埃政府这些领导机关和国家企业的审计。”[15]尽管阮啸仙非审计科班出身,当时的审计工具和技术也很有限,但是,在每一个审计项目中,阮啸仙都要带领员工亲临审计一线,认真开展调查,仔细摸清实情,研究审计的具体方法。由于基础准备工作扎实,他们总是能够较快地查出问题,挽回损失。更为可贵的是,阮啸仙在审完每一个项目之后,都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挖掘问题背后的根源,汲取教训,做到防患未然。毫无疑问,阮啸仙的这些做法具有研究型审计的特质,而他“所开展的审计工作,就是今天审计事业的源头。”[16]由此推断:阮啸仙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

(一)深入调查分析,为苏区开源节流

苏区审计委员会成立后,阮啸仙依然从调研出发,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开展扎实的审查和评价。毕竟审计是对经济和财政运行的效率及合法性进行监督的活动,因此,按照审计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在审计之前,必须对被审计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及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掌握。当年的阮啸仙就是这样做的,根据史料记载:“他率领中审委会的同志深入各单位进行实地调查,悉心研究,全面掌握基本情况。……阮啸仙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从事着极其艰苦的工作,调查研究,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致力于中华苏维埃审计工作。”[17]诸如此类关于阮啸仙在审计工作中重视调研的描述,多次出现在史料当中。无不表明,阮啸仙始终关注审计过程中的调查分析与慎重研究,以得出公正准确的审计结论。

学界评价:“阮啸仙领导的审计委员会,为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收入,从各方面节约开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从事着极为艰苦的工作。”[3]284这种评价准确到位。因为当时的苏区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济遭受敌人的严密封锁,苏区“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审计工作,是紧紧围绕党领导下的苏区经济建设和反‘围剿’军事斗争来开展的。”[18]38一方面,苏区人民和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资供给;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因此,苏区的财政经济压力巨大。根据调查研究,阮啸仙认为开源和节流是符合苏区实际的发展经济的两条出路。开源就是增加财政收入,盘活经济;节流就是节省物资,减少支出。无疑,审计工作应服务于开源和节流两大宗旨,以审查促进财政经济的增加,推进节省运动的发展。

于是,自1934年2月中下旬开始,阮啸仙带领同事们对中央苏区及地方的财政预算、收支等情况进行了连续审计。其作用很明显,根据当年3月份的审计报告记载:“据确实调查所得,短短时间,一般地说,各部门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的情绪比前紧张了,劳动纪律提高了。”[19]反过来,阮啸仙亲自率队到现场开展审计,实际上是对苏区财政状况进一步的了解,为他后来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当时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审计政策的调整,收集整理了一手资料。当年3月份的审计报告开篇就写到:“为开展节省运动,健全与建立会计制度,我们首先检查中央各部,先由总务厅召集各部工作人员组织突击队相互到各部查阅账目,号召节省运动,并帮助编制预算决算……”[19]。据此可知,审计“节省运动”事项的同时,也在帮助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制度。可见,阮啸仙的调查研究对各项工作及审计自身的作用都是积极和肯定的。

(二)通过实地调查,抓住审计工作重点

1930年5月,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0]109对此观点,与毛泽东志趣相投的阮啸仙高度认同,“他率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同志深入调查,悉心研究,在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上,强调在诸多问题上应该首先解决主要矛盾。”[21]也就是通过实地调查,在掌握实际情况的背景下,抓住审计工作的重点,做到事半功倍。前文已提,阮啸仙于1933年冬到达苏区,面临复杂的工作环境和众多的审计工作难题,他决定以调研打开工作局面,并将开源节流作为审计的宗旨和重心。所以“他认为,审计工作应善于抓住重点,行政单位抓节支问题,企业单位抓增收问题。”[4]83这是就单位性质而言的,而行政单位自身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得尽量节约开支,这是审计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但是,行政单位很多,阮啸仙认为应该从中央机关入手,重点审计中央机关的节支情况,因为中央机关要起表率作用。于是,“1934年3月底,阮啸仙带着一班人来到中央机关这个‘重点单位’,着重审查中央机关预算开支这个‘重点问题’。通过审查中央总务厅……等中央各部3月份的预算账目,发现存在不少问题。”[17]这些问题都呈现在审计报告里,而报告的结论也都来自于调查实践。例如3月份的两份审计报告中,一份对中央政府预算审计的报告指出:“各部首长对于预算决算制度,还未有提到与整个苏维埃政策的重要性来注视这一工作。……在详细审核时,会计科长算不出这么多人来,总务处长又说那么多,部长说实在没有这么多,即此可见一斑。一般地说,预算决算行政首长是很少过问的,最多是过一过目而已。”[19]另一份对中央印刷、造币、邮政、粮食、贸易等五家国有企业的审计报告提到:“厂长局长不了解实际情形,提不出具体的办法,反使节省运动和提高劳动纪律变成空喊口号。”[22]显然,阮啸仙在领导审计委员会开展审计过程中,抓住中央机关和企业作为审计的重点,通过调查相关领导人的工作表现,得出行政负责人不重视单位事务的结论,这是财政问题存在的关键,也是审计发现的重要线索,为整顿干部作风、杜绝腐败提供了事实依据。

总之,在苏区审计工作中,阮啸仙从调查研究出发,着眼于增收和节支这两个关键点,直插审计现场,仔细审视被审单位和人员,抓住重点单位——政府机关以及重点人员——行政首长,通过预决算审计、节约绩效审计等重点工作,最终查出问题,并分析成因,给出改革建议,完成审计任务。因此,在阮啸仙那里,只有调查研究,才能抓住审计重点,更好地完成审计工作。

(三)扎实研究总结,发挥审计效能

在审计工作中,阮啸仙不仅注重审计之前及审计之中的调研,而且关注审计之后的研究总结。有学者认为,“阮啸仙十分注重审计策略,讲究工作方法。”[21]这些策略和方法,很多来自于他对社会形势和审计实践的研究与总结。阮啸仙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前后五年的审计工作,逐渐摸索到了审计工作的规律。那就是深入现场开展调查,注重审计之后的研究总结,挖掘审出问题背后的深层次根源,以便更好发挥审计职业的效能。

研究表明:“在审计实践中,阮啸仙极力主张‘公开审计’,要求中央审计委员会对行政、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可行性建议。报告写好后,还要将它张贴在该单位醒目之处,供大家审查监督。”[16]特别是在某一个时段或者针对某一类被审单位的审计结束之后,需要举行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总结,其总结报告必须在开展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形成。并且,总结报告形成之后要刊发在当时的权威报纸《红色中华》上,以求产生较大的警示作用或示范影响。

目前,有据可查的是1934年3月至9月,阮啸仙在短暂的苏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任职期间,先后有八份审计报告问世,名称几乎都带“总结”字样(参见表1)。其中,在《红色中华》(1934年3月17日)刊登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19],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审计活动,在系统研究后对外发布的审计结果,由此开启了审计公告的先河。学者评价“这份审计总结有数据,有分析,既摆成绩,又揭问题,并且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堪称当今国家审计报告的先声”[23],较好地发挥了审计的经济和社会效能。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审计报告不仅研究了审计对象本身的问题,而且总结了阶段性或同类项目审计工作的成功经验。例如1934年3月31日的《红色中华》刊发此类文章,涉及到前文所提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印刷厂等五家国有企业的审计总结,指出共同存在的缺点为:“上列诸厂局,一般的缺点是不明了本身在苏维埃经济上的性质和作用,不知道也不考察产品的成本,不知计算盈亏,有钱就用,没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22]这种公开批评的力度和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而1934年4月14日的《红色中华》报道“节省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了五大经验:即深入动员、注意大小之处、节省与劳动纪律的互动、群众的密切监督、款项直接上交国家金库。这些经验为众多单位提供开展节省运动的思路和办法,示范效应较为明显。现今的研究型审计也恰有这方面的要求,即审计后,全面梳理总结审计情况,在提交审计报告的同时,至少要完成一篇综合分析报告[24]。不仅增加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而且促进了审计管理的规范化。也就是说,今天的研究型审计,也极力倡导审计后的研究总结,以顺应审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可以说,这与当年阮啸仙的主张一脉相承。

有人认为:“阮啸仙同志在审计工作中,能深入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发现问题,认真加以处理,并能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总结,透过复杂现象,提炼出有指导全局意义的理论……”[25]无疑,通过认真调研,细致总结,对开拓工作的新局面意义深远。也正因为阮啸仙这种勤于调研、善于思考的品格和实践经历成就了阮啸仙的审计事业,使“他最终成为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成为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审计官、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人。”[25]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审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中,阮啸仙是研究型审计的开创者。


五、结语

调查研究作为研究型审计的重要特征和工作模式,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审计领导人阮啸仙那里,就已得到体现,也是阮啸仙审计思想的重要特色。阮啸仙从小勤奋钻研,关注经济,成年后擅长调研,在苏区,他始终践行研究型工作理念,以调查研究的范式开展苏区的审计管理与审计实践,助力苏区的经济监督,使苏区获得了“廉洁政府”的美誉。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研究型审计,某种意义上,汲取了阮啸仙的调查研究式审计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审计系统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当代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当下的我们无论身处何岗,都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和现场,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拿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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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之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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