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处世治事治国成己的源泉

时事   2024-11-19 18:01   北京  

“信”为儒家五德之一,乃古人修、齐、治、平之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在现代汉语中,“诚”“信”连用,且《说文解字》亦有“信,诚也”之解,故致使人们以“诚”代“信”,不经意间牺牲了“信”的独立性。

“信”,当然可解作“诚”,然在具体呈现中,“信”义更为丰富。《墨子·经上》曰“信,言合于意也”,谓之“合于意”;《国语·晋语》曰“定身以行事谓之信”,谓之“定于行”;《新书·道术》曰“期果言当谓之信”,谓之“观以果”;《白虎通·情性》曰“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谓之“专于一”;等等。上述四例,其质虽同,其义则各有所“偏”,故从处世、治事、治国、成己诸层面浅析之。

处世以信:合于意

处世或曰“人际交往”,贵在言行一致。从字形上看,信,人言也。人言为信,蕴含心口合一、知行合一之义,此即《墨子》所言的“信,言合于意也”。因为口易“言”,而“行”难至,故孔子有“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之感叹。其中,“行己有耻”,愈发强调了“言行一致”之难为。反过来看,世间的欺世行为,实质即在于“言意不合”、知行不一。不消说,虚伪、欺世之行为难以为继,人们洞晓其骗术后自然敬而远之,其人又当如何立世呢?

关于以信处世的重要性,孔子亦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谓至论;及至汉儒,则将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德与四时、五行相配,其中,以土配信,突出了“信”的核心地位。汉儒认为,仁主春生,东方木也;礼主夏养,南方火也;义主秋成,西方金也;智主冬藏,北方水也。四时不言“信”,因为“信”属土,土统帅四时。一如金木水火皆离不开土那样,“仁义礼智”亦离不开“信”,离开“信”的“运化”作用,世间将一事无成。

治事以信:定于行

治事或曰“事功”,亦须“信”字当头。当然,此“信”偏于“行动”,所谓“定身以行事谓之信”,简称“定于行”。共同举事者,唯有以“行”证“言”,在行动中落实其“言”,众人方能抱团如一,成就事业。《周易·系辞上》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即言此理。“信”又训为“伸”,《周易·系辞下》谓,“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唯信,方可“伸”展(生长、延伸)、发展,而最终获“利”(成就)。此见,“信”于事业,乃行动之前提、发展之动力。

“信”之于个人志业,偏重于真切的付出(“行”),万不可作“伪”而自欺。譬如,举凡唱歌、弹琴、画画、写字等技艺上的事,欲求得成就,须下得功夫,任何时候都作“伪”不得、欺骗不得。倘若欺骗自己,到头来一事无成。此好比农民种田,少付出,定然要少收获。俗语云,“土地不负勤劳人”,确为箴言。

从艺如此,治学亦然。治学须坐冷板凳,须有沉潜之功,须实事求是,不剽窃、不弄虚作假,尤其不能让学术染上半点灰尘。清末张之洞创办新式学堂,极力倡导“沉静好学”之优良学风,对学风浮躁的学生严加淘汰。不欺他,不自欺,才能保证学术的纯洁与高贵,此亦为学者的基本品质。

治国以信:观于果

“信”之于治国理政,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历代圣哲无不重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言:“信,国之宝也。”《周易》六十四卦之“中孚”卦,则专门讲“信”。“中孚”卦辞曰:“豚鱼吉,利涉大川。”其中“豚鱼”比喻小民,其大义为若君臣合志,施德于民,取信于民,那么其结果则“吉”。能否取信于民,当观其“果”,此即《新书·道术》所言的“期果言当谓之信”。商鞅变法,“城南立木”,兑现诺言,以“果”取信于民,最终推行变法。

孔子于治国之“信”,相当重视。《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之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相当的军事实力,还要取信于民。孔子生于春秋之衰,尽阅亡国之事:观史之“果”,亡国者在于失其“信”,故而其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论语·学而篇》中亦进一步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中“敬事而信”,即要求发布命令要谨慎而守信用,不可儿戏。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务要讲“信”。“烽火戏诸侯”拿契约当儿戏,“果”不实也,可谓最大的“言而无信”,最终亡国,亦是咎由自取。历史上失“信”而亡的事例,比比皆是,后人当引以为戒。

成己以信:修于诚

处世、立业、治国皆须“信”,“信”乃世间的通行证,是世间的流通货币,离开“信”,一切难成。信之养成首先在于“成己”,唯“成己”方可做到自信,亦能“使人信”;倘若自己都不信,何以能使人信?故而,“成己”当从自“信”入手,即所谓“不自欺”。“不自欺”的关键在于“诚”,人若能诚,自然能信。《白虎通·情性》言,“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可谓至见!诚、信虽同义,然以哲学视野观之,二者亦有区别。大致说来,诚、信关系可表述为诚为体、信为用。

《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讲“诚”最多。欲践行“诚”,首先不自欺,君子若不自欺,就要信天理、信天道,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容欺也。其次君子修诚,势必在“慎独”上做足功夫。慎独,就是独处时,要时时省察克己,去己之私,使心底坦荡荡,始终如一。“坦荡荡”,用王阳明的话讲,则是“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亦是王阳明临终时所言的“此心光明”。

因此,人生之要,根基在“成己”,在修“诚”;有了“诚”之功夫,“信”就立了起来。“诚”“信”并立,则治国者可践行圣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之期许;治事者可勇猛精进,完成恢宏之志业;修身者则能以真诚之心对待自我、对待天地。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11月18日第8版

期编辑:董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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