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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说：小平有一个划时代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彷徨茫然的时候，我会时常重读这篇讲话，特别在小平诞辰或者逝世纪念日，都会看看这篇讲话。我几乎不发朋友圈，但是一年也会发一两条，其中有一条一定是纪念小平同志的，无论是他的诞辰日，还是他的逝世纪念日。每次重读这篇讲话，都会让我震撼，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那样一个时代，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讲话，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的。
其实，早在1978年，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邓小平就在考虑送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彰显了他的超前大智慧！
李政道担心地跟邓小平说：送到美国的留学生可能不会回国。
邓公回答：只要中国发展得好，我相信他们就会回来。如果中国10年还发展不起来，我不要他们回来，回来也没有用......
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泪流满面，这才是大国的自信！
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时许，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叫醒。
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除了遇到危机，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普雷斯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会见。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说，不是，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那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一穷二白的中国面临着一堆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当时的做法很惊讶，他在回忆录中曾发出疑问：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
邓小平不那么认为。
早于这通电话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 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 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针对留学生派出工作，邓小平有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再次推开国门。
此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涌动着中国人热情、智慧和斗志的留学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1978-1979：破晓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点，小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
52名中年人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顺序登上飞机，他们要途经法国巴黎转机去美国留学。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外汇奇缺，这么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领队揣在兜里。
彼时的中国，刚刚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苏醒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美国
登上飞机的一刹那，这52个人还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国的机会。
这是因为，很多人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这种包袱仿佛也有万钧之重，足以影响一个人求学的自信心，甚至将他压垮，大家因此也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国留学52人的总领队，在停止教学的日子里被打发到铸造车间劳动，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坚持阅读英文专业书籍，边看边做笔记，笔记本积累了一尺多厚。
开始第一批留学生选拔时，他已经45岁，当时机械工程系分得了一个名额参加清华大学的选拔，系主任亲自面试，他得了第一名。接着学校、教育部也组织了统一考试，他连闯三关后最终入选。
1978年12月26日，飞机万里西行，满座的中国学者难抑心中兴奋，当时大家对美国就像对月球一样陌生。
这52名公费留学生学成后，悉数回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个人命运的轨迹也因此发生急速转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国。当年清华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进信息化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使爱国奉献、报效祖国的夙愿得以实现。改革开放确实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使知识分子有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学生名单
2、1980-1983：生长
70年代末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学生选择了经济学、企业管理等专业。这种微妙的变化跟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分不开。
52人去美国留学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门岛，听到这个消息的27岁台湾陆军连长林正谊，站在一块巨石上，凝望着对岸，内心正翻腾着大海一样的波涛。林正谊当即判断出，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是零概率事件，日后的中国一定会更加开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悄悄下水，游了三个小时后到达大陆，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林正谊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还在北京大学读大三的22岁青年易纲被派往美国学习经济及管理，初到时，他揣着2美元，一边留学一边靠给学校食堂洗盘子赚生活费。
两年后，林毅夫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看中，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曾睡在易纲上铺的海闻从北大毕业，但没能拿到公费留学，只能考虑自费，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京图书馆，从北图抄写下美国大学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国，最后被加州长滩州立大学录取，成了改革开放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10多年后，这三个命运轨迹若即若离的海归聚在一起，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从创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留美、留英学者加入其中，他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3、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国依然不富裕，但改革开放无疑给予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人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社会大环境在不断改变，国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悄然变化。
“板砖”单卡收录机、邓丽君在甜柔的歌声，崔健“平地一声吼”，一首《一无所有》，爆炸型的烫发， “离经叛道”牛仔裤、T恤衫……
在那个特殊的新旧交替时期，长时间的精神压抑之后，国人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而被新鲜事物包围的自己是从未有过的年轻！
当时，倍感年轻的还有中国的企业，1984年被很多人称为“公司元年”。
越来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经商”取代了“拿铁饭碗、挣死工资”，一大批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诸如“海尔”、“健力宝”、“苏宁电器”、“联想”、“万科”等得以诞生。
同样是在1984年，留学这件事也迎来了大潮，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此后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喷涌！中国留学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气和梦想去往世界各地。
1985年，吴鹰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从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辞职，考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带着一箱行李和30美元，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十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
他们用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证明了自己的坚韧。
出身于陕西西安的张朝阳在考取李政道奖学金时，对手是祖国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终，他成为被选中的100人之一。
后来有人问成为搜狐掌门人的张朝阳：“在面对风险投资时心理压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这些压力比起我在清华参加考试的时候的压力要小得多。“
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田硕宁也在这一年去了美国，之后成为亚投行第一任行长的金立群则赴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
越来越多的青年奔向国外。
仅在1985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就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在之后的十多年间，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将回到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都将不乏他们的身影，中国未来的新技术、新理念和IT产业等将由他们担负支柱。
这些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学之路上，谁也不会想到，时代会在某个瞬间猛一转身，把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
4、1992-2002：激荡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渐商业化的时代特征，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神秘感和难以琢磨。
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的声音仍然在隔空交锋。如果仅仅从报纸上的争论来看，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变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地向前游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系列讲话的核心其实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改革开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
很多国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此后又出现了一波办公司热。
于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学来：从商的，想到海外赚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艺明星们，也开始惦记着冲进好莱坞、百老汇。有人甚至带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幻想，盼着尽快走出国门。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火爆全国，将出国热真切地展示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片中，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借助一股股留学潮，有人怀着各种想法赶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匆匆赶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1992年之后进入黄金盛年，互联网这项科学技术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开始商业化，展现其迷人的魅力，中国也正迎接这一股互联网冲击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国互联网大潮中，“海归”们也在这一时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飞机舷梯的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搓了搓手，拎着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国生活，让张朝阳有了“小布尔乔亚式”的审美，扎小辫，POLO衫，戴墨镜，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国庆，大家的名片上开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着“.com”的T恤了，现在要当院士的李彦宏断定：互联网在中国成熟了，大环境可以了。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
同年，陈一舟与两位斯坦福大学校友杨宁、周云帆回国。此前他们曾一起回中国转了一圈，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方都在这儿了，不来这儿，去哪儿呢？后来他们创办了一个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人人网。
尽管有着诸多不如意，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全然把握，但他们还是回来了，理由只有一个：在美国虽然拿着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国创业。
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尽管各种优秀“海归”或出于梦想，或出于商机选择回国，但这也难以掩盖这一时期中国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一度达到了6.94∶1，也就是说，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
5、2003-2018：归来
进入新千年，一切都变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为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注解。
出国留学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自费出国留学限制被彻底废除，工牌出国留学政策在培养高层次留学人才方面持续发力，吸引留学人员尤其是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所采取的政策不断健全，出国教育效益极大增强。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
与蒸腾上升的综合国力相对应的，就是此阶段滚滚洪流般的留学潮，中国已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拥有更多选择的学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选择将孩子送出国去，出国留学逐渐呈现出了低龄化的趋势。
前首富王健林在儿子王思聪两岁时选择将他送到国外上寄宿学校，从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学，到英国温彻斯特公学，再到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王思聪一路在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养成了张扬的个性。
同样是前首富的刘永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1994年，刘永好将女儿刘畅送到美国西雅图小镇女子学校读高中。
出同样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读于佩珀代因大学；碧桂园二代杨惠妍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联想柳传志的女儿柳青就读于哈佛大学……
此阶段，不仅精英人士、商业大佬选择送子女出国，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国的队伍中。
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了60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回国。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近五年来回国人数占到了出国总量的70%。
更重要的是，归国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据调查，海归创业集中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在海归创业者中，58.3%拥有个人专利，65.9%从海外带回了技术，绝大多数处于国际先进和国内先进水平。相对早年的迅速复制海外商业模式，近两年的海归技术人才在生物制药、AI、新材料等技术创业领域扎堆。
国外很多国家的条件还是比中国好，为什么选择回国？
回答归结起来无非两点：除了中国的机遇，还有国外的天花板。很多技术人才直言“在美国，华人技术人才能跻身管理层的不多，可能会一直写代码。”
2017年初，被称为“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的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归国，成为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这些归国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创业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联网公司任高管，或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
除了商业精英，还有一批国际公认的科技大咖归国。
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国决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张欣、张钠、王俊峰、刘青松、刘静、林文楚、任涛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西方媒体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国。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励志报国的40年，是中国教育学习、借鉴、赶超的40年，是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回归的40年。
与此同时，这支源源不断的留学大军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输入了不竭的新鲜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离，推动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
40年归来，当年第一批的出国留学生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作为中国留学历史变迁的见证人，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经济腾飞。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留学的历史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千万万万像他们当年一样奋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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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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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看懂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涌动暗流，既能了解种种社会思潮，更是一把洞悉当下的钥匙。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论之于曾经还是之于当下的中国，都举足轻重。
尤其在关键时期，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可以决定命运，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选择，几乎决定了中国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
人们关注历史，研究历史，不外乎寻找真相、发现真理，并汲取经验教训，警示现实。
因此，中国若想延续这种社会经济的繁荣，则不可以忘记邓小平当年的选择，以及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只因我们今天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
为此，@哲学之路公号特别推荐一部堪称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作品——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个人立传，更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
在改革开放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都能在邓的时代里找到可作为参考的答案。
正如马勇老师所说：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说实话，很多外国作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书，大多都“不太好看”，然而这本《邓小平时代》除外。
作者傅高义教授“十年磨一剑”，收集了来自日文、俄文、中文和英文的种种史料，并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众所周知，当代史难写，而写当代史中的领导人难度则更大。
本书最成功的一点，傅高义将目光聚焦于从1976-1997年的“邓小平时代”，把史实、叙事和评价极好的融合起来，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因此，有读者说：“这本书七百多页的篇幅，居然能一口气酣畅淋漓的读下来。” ![]()
因此，本书的中文版，从最初的港版繁体到中文简体，都因话题宏大、题材特殊而一度洛阳纸贵，频频断货。并且近些年，每逢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关键节点，包括中美关系、港澳台问题，这本书更是频频被推荐。
这不仅因为本书所披露的大量细节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而未来，无论“邓小平时代”是继续，或出现转折，本书都绝对无法绕开。
邓质方：我最近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太值得看了。我通读了全书，才真正意识到，老爷子后来提出的24个字的战略方针，“绝不当头”最重要。这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这里面体现了老爷子的世界观——谦虚、敬畏和开放。老爷子还说，他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仅仅是给松了一下绑，解除了一些禁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
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库存已所剩不多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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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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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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