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近代南通的公共园林,人们注意到的似乎只有五公园、唐闸公园等,而最早建成的公园却被遗忘,甚至连地方志书也不见任何记载。
按照张謇的说法,南通“公园之缘起,在前清光绪三十二年,董其事者为俞君廉甫(按:又作濂甫),今之北公园即其故址也。园之旁有剧场,嗣因亏折停歇,公园亦因之而俱废”。即该公园规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管理者为俞廉甫。它的建成并向民众开放,可视为清末民初南通公园建设之发轫,由此而成为南通历史上的第一座公园。
另据本土“梨园史家徐海萍”(穆烜语)记载,位于南通城外西南角、今文化宫旧址的这座小型公园,由张謇建成于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公园执事俞廉甫随后在公园之东造了一个戏馆,题名“韶春茶园”,此即张謇所说“园之旁有剧场”。
△南通最早公园旧址大致位于河对岸大树(或包含)南侧地块
俞廉甫是一位颜料商,清末民初曾任通如崇海染会董事,1914年5月以“事务纷繁,无暇兼顾”而呈请总商会辞去会董一职。
在张謇日记中,也有两人交往之记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四两月,时在南京执掌文正书院的张謇与其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1902年8月2日),为通州师范建设工程,张謇“与跃门、濂甫看度学校培填加广之地”,即偕宋跃门、俞廉甫往千佛寺视察新填扩之地。张謇此行同时还确定了拆建工程自12日始及遣散寺内僧人、迁移寺旁居民等事宜。
除了上述文字,另外还有两条有关俞廉甫的记载。一是1907年6月通州开办习艺所,时任知州恩芳(楚芗)“亲诣所内行开工礼并送匾额一方,以彰在事诸绅之勤勉”,嘉勉俞廉甫与张詧、孙敬民等人热心公益之举。二是从1928年《净业月刊》所载江谦(1876—1942,近代教育家)的一篇诔文可知,俞廉甫“心广貌胖”,自称是“无戚唯欢”之人,且与江谦“生与同乡,客则同土,学与同师”,即两人均由徽州来通发展。以上史料虽然零碎,但对我们了解俞廉甫其人还是有所裨益的。
关于这座公园的布局设置等概况,现仅见张謇所记“逊清之际,……于其(按:指中公园原奎楼)北并城为公园,种树筑室,与楼相望”。
至于该园废弃时间,尽管在1917年3月《南通公园募捐修建启》中有“南通昔尝有公园矣,现昙花于一夕,鞠茂草以三年”句,但考虑到此处所讲的“三年”或为虚数,故不能简单以“杂草塞道,荒废了三年”来推算为1914年。然幸见1913年10月有旧报报道,提及通如崇海染业公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四县染商陆续到通……假公园开会”。于是,这公园废弃年份又似乎与1914年基本吻合了。另有宣统元年(1909)上海《新闻报》“本馆专电”刊有一份自南通州发给各报馆的公电,略谓:通海物产会事务所成立并开研究会,“各担任产品订期八月(按:此为旧历,下同)运通公园陈列,九月朔开会”。尽管电文极简,但所记通海物产陈列会择地于此举办,则是它具有公共园林功能最为直接的体现之一。
据1917年3月底报载《修建公园之计画》,为新建五公园,除定北区位置于旧公园,还明确了“北公园购地旧屋、旧墙应由俞濂甫理交,其从前资助之款应作为此次捐户”,而“北公园收旧地之西半,于划分西半之东边改辟马路”。
半年以后,新建的“南通公园于中秋日开幕,……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到会者数逾万人。张謇在当天的演说及随后所撰《南通公园记》中,不下五次提及这座旧园,并以建成五公园,“自名旧园为北园”而颇感欣慰,充满着他对公共园林及家乡建设的一片深情。
作为南通历史上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公园,其诞生与消亡,恰与彼时社会遽尔转型相呼应,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最终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湮灭、重生。但当年位于濠河之滨的这座公园昙花一现又故址另建的过程,却在偶然中孕育着必然。
文字:羌松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