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意“挥别”荣昌。CDE前首席科学家与他们开拓的时代

职场   2025-02-07 22:15   北京  

何如意、王刚、徐增军,他们是CDE在彼时主任许嘉齐的带领下,推动和践行药审改革的“三驾马车”,是技术专家,更是药品审评科学监管理念的引入与推崇者。


撰文| 润屿

就在昨日,荣昌生物发布公告,何如意请辞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及首席战略官的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即在加入荣昌生物的第5个年头,何如意辞去了在该公司的所有职务,据媒体报道,他在未来将加入另一家药企。
从FDA到CDE,从CDE到资本界和制药工业企业,何如意又来到了职业生涯新阶段。
同为首席科学家的何如意、王刚和徐增军,这三个名字也再次被提起。
2015年,原国家食药监局总局(CFDA)在药审改革初期将人员编制增至190人,并设立“首席科学家”岗位。同为FDA前审评专家的三人,相继回国担任该职,共同推动了中国医药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
他们是CDE在彼时主任许嘉齐的带领下,推动和践行药审改革的“三驾马车”,是技术专家,更是药品审评科学监管理念的引入与推崇者。
10年过去,药审改革已经进入到新阶段,三位科学家也早已奔赴新的岗位,CDE“首席科学家”这一中国创新药发展过程中难以忽视的角色,及背后那段波澜壮阔的日子,总在某些因素的触动下,被产业界的人提及。这次就是何如意“告别”荣昌生物。

来时路 

2015年,毕井泉上任原国家食药监局总局局长。这一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也就是业界常说的“44号文”,文件提出提高药品审批质量,解决注册积压,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改进药品临床试验审批等12项任务。
文件要求严格控制市场供大于求药品的审批,尽快实现注册申请和审评数量年度进出平衡,2018年实现按规定时限审批。最快速的对症下药的方法是,增加审评人员以提升审评速度,提高申报门槛来降低申报量。
2015年,CDE人员编制增至190人,并设立首席科学家岗位。2016年,CDE启动大规模人才招聘工作,引进数位美国FDA高级审评员作为首席科学家。
2016年底,何如意加入CDE,成为首席科学家。
何如意于1999年至2016年期间,在FDA药审中心担任多项职务,包括医学主任、医疗团队领导及代理副总监,主管消化系统胃肠道类药物及罕见病药物临床审批,具有资深的国际审评机构经验,包括优先审评制度、人事制度、沟通交流制度等制度建设。
在何如意之后,CDE又相继引入另两位首席科学家:王刚和徐增军,两位在FDA工作也超过了10年以上。
王刚拥有数年生物制品cGMP及生物制品包括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评审、生产、批准前检査、cGMP合规检查、监管领域的从业经验,曾任职于美国FDA。
徐增军曾任美国FDA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新药办公室审评官,作为主要审评官员参与了多个全球重磅新药审评审批 。
三人加入CDE,分别在不同的领域担任首席科学家的职位,其专业领域包括合规检查、药理毒理等。他们的加入,提升了CDE的审评能力和专业水平,对建立、实施和完善与CDE药品审评相关的合规和检查方面的工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同时,他们都曾在美国FDA工作多年,熟悉FDA先进的药品审评理念、标准和流程,这有力推动了中国药审理念加速与国际前沿接轨,很快在2017年6月,CFDA正式确认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并成为其全球第8个监管机构成员。
此外,FDA审评员的加入,能提升审评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并运用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助力创新药审评。
何如意曾提出,中国需要有一个特色的特优通道,即:将中国新药研发的快速通道与FDA的快速通道申请和突破性疗法认定融合在一起,真正帮助一些好药在研发过程中少走弯路、不走弯路、加快上市。另外,优先审评的重点,应放在早期临床试验数据上,重点扶持真正有苗头、有潜力的项目。
自2015年起开始的药审改革,不仅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药品审批存量冗余,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药品研发从仿制药开始全面转向创新药械。
三年为期,中国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基本消除,药品注册申请基本实现按时限审结;一批新药优先获准上市,甚至实现与全球同步上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取得实质进展;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的旧习被彻底改变,GCP资格取消认证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医院和科研机构参与;对于医药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根本性改变、践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进入到落地实践阶段;中国正式成为ICH成员国,中国的药品监管体系也开始真正融入到了国际认可的监管体系中……
这一轮改革,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的创新药热潮,也让中国医药行业的评价标准回归到“临床疗效”这一金标准,新的阶段随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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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去

2018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启动,药监系统随之进行大调整,职能角色也赋予了新定义。考虑到药品监管的特殊性,改革后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单独组建了国家药监局,中国的药品监管自此开启新局面。
也是自这一年起,首席科学家“三杰”逐一离开监管部门,去向资本界、工业界。而当时的中国创新药行业语境已变为,链接资本、新药研发和创新药企业IPO的闭环形成。
何如意首先选择站在资本视角看中国创新药,加入到国投创新医药健康投资团队。后在2020年,何如意加入荣昌生物,担任首席医学官兼临床研究主管,主要负责荣昌生物的临床需求、医学支持、临床药理、注册合规、药物安全、临床研究及统计管理工作。进入到这家创新药企后,何如意为荣昌的几款创新药出海做临床方案设计。2024年8月,何如意担任荣昌生物首席战略官。
王刚先赴国内CDMO头部企业药明生物,担任药明生物上海质量部副总裁,负责质量和全球监管事务工作。在2019年,王刚转战本土PD-1“四小龙”企业——君实生物,担任其工业事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质量官,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质量及相关工作。
徐增军则成为了一名创业者,现担任艾斯拓康(2021年成立于北京)创始人、总裁、董事会主席 ,公司主要研发方向为创新药研发,涉及肿瘤、神经系统和代谢类疾病领域,自研项目主要集中在mRNA、PROTAC领域,较为关注早期且布局较少的靶点。
角色虽各有不同,但三者一同见证和经历了中国创新药更高水平阶段的发展。在这一期间,他们时而出现在公众视野,分享他们对中国医药创新的一些想法。
徐增军曾在“2021中国医药创新100峰会”上对当时的国内医药创新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必须首要厘清“创新”概念,不将创新的定义和概念弄清楚,就无法真正掌握中国医药创新的脉络和方向。厘清概念之后,企业需直面挑战。彼时,他看到,“中国的创新药进入了2.0阶段,这也意味着创新进入了一个真正困难的阶段,之前早期的研究困难更多集中在实验室里,而这一阶段的挑战在于后期开发能力,在于如何把自己的药做成。
在那时,中国创新药出海种子开始广泛萌芽。徐增军也感慨:“中国的创新药已经在迈向国际,我能够想象的国际化,是真正利用中国资源,监管资源、临床资源等等,基于中国的研发能够走到全球领先。”
同期,对于荣昌生物创新药出海工作功不可没的何如意,也感受到了新药国际化爆发的前奏。
当下,中国的创新药行业再次站到了同10年前一样的历史转折点,差异化、临床价值、原始创新才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活水源泉。
当然,政策也早已展露风向:2021年,CDE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强调药物研发要“以患者利益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这对于当时“内卷”严重的国内研发现状提出了挑战。2023年,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申请审评审批工作程序(试行)(修订稿征求意见稿)》,宣告Me-too时代正在终结。
一切趋势变化、调整或“出清”,都带着创新药驶向了一个更为明朗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曾有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创新药企必须将人才的资源、资金的资源、临床的资源等等生产要素配置到合适的企业,才可能完成新阶段的跨越。
从这一视角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曾经的“CDE首席科学家三杰”和他们在药审改革中做出的贡献同样为外人道,全体医药人正在期待关键角色的指引,帮助行业找到真正可行的活水源泉之路。

一审| 黄佳

二审| 李芳晨

三审| 李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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