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成普
学术探索的机缘、反思和有感而发
作者 | 余成普
作者单位 |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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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医院民族志：理论、方法与本土探索》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3期刊出，这得益于诸多医院提供的调查机会，也受教于许多师友的批评建议。感谢《社会学研究》杂志提供的发表平台和编辑部诸位老师耐心、专业的编辑工作。我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多次与景军老师交流想法，也直接联系了几位曾在医院开展民族志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分享民族志的细节。涂炯、姚泽麟、韩俊红、符隆文等都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们伦理申请的程序。因此，这篇综述性文章不仅来自于我个人的田野经历和阅读积累，也受益于学术同行的相似经历。两位匿名评审人在篇章结构、内容观点、语言措辞等方面的建议，为本文增色许多。我习惯将每一篇待投稿论文发给指导的在读博士生，请他们无须顾忌地提出批评建议，在此对各位的批评表示感谢。
这篇手记不打算赘述拙文的基本观点，而是重点讲述研究的过程，也是我对医院民族志探索的一个回顾。
2009年我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打算继续在医学人类学这一分支领域上探索。尽管这个分支学科很年轻，国内的耕耘者也不多，但我认为年轻的学科就像年轻人一样，虽然稚嫩，却潜力无限，况且生老病死的议题一直是社会生活的主轴，不会被时代淘汰。这是我坚持做这个方向的基本考虑。
中山大学的各种宣传资料都会介绍，她有好几家（现在已有10家）著名的附属医院，这是中大的独特优势。在中大做医学人类学研究，如果不利用这一先赋资源，那就太可惜了，我进入医院做调查似乎是必然的。至于医院为什么重要？医学人类学为何要从宗教人类学的范式下解脱出来，去关注广泛的健康议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还没怎么考虑，我首先需要的是在医院做田野的机会。
2010年我申请了第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试图延续博士论文的主题（血液捐赠），将未来五年的计划定位于在医院研究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的文化敏感性。这个申请在当年也获得了批准。欣喜之余，我遭遇了在医院做调查的第一个难题。由于器官移植和捐赠太过敏感，尤其是那个时候器官来源的问题充满争议，我找了几位同事介绍我到本校的附属医院做调查，均以失败告终。我指导的一位本科生，在她妈妈工作的一家大型医院做此主题的调查，也在调查中途被请出了医院大门。那段时间，我有一种强烈的“进入无门”的挫败感，但并没有放弃。最终打开医院大门的其实是一个“笨办法”。我搜索了广州市具有移植资质医院的相关科室网页，逐一查找各位移植专家的信息，最终找到十几位专家的电子信箱。我给他们逐一发邮件，介绍我的研究主题——移植病人的生活质量研究。为了证明身份，我特意附上了我在学院官网的个人简介链接。
这些繁忙的医生能否给我回信，我实在没有多大把握。意外的是，一周左右就有5位移植专家回复了我，其中4位可能看在我是中山大学老师的份上，礼仪性地肯定了我的研究意义，仅此而已。只有S医院的Y医生留下了他的电话，还约了我面谈。2010年9月9日上午，我提前到达S医院，先在医院的周边走了走，就像在村庄做调查一样，粗略地画了医院的布局图。到了约定时间，我在S医院肝病大楼5楼的办公室里见到了Y医生。我谨慎地呈上了我的研究计划，或许是太急于得到调查的进入许可，我竟然还有些紧张。没等我陈述完毕，Y医生打断我，问我是哪里人。我先说了省籍，但他似乎一定要追问我出生的那个小地方。在我说出之后，他略带惊讶地说，“我们是老乡，我老家就在你们县附近”。在都市的陌生社会里，乡缘让人倍感亲切，自然也成了化解问题的关键。
现在想想，这就是我第一次医院民族志的进入经历。大概是我附上的官方个人链接帮了我，让Y医生看在乡情的份上约见了我，并开启了我的医院民族志之旅。这次调查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据说很多移植医生阅读了这篇论文，其中广东一家大型医院的移植医生还主动联系上我，邀请我加入他们正在搭建的器官捐赠研究团队。器官捐赠的案例非常稀少，如果不是这个团队主动联系我，我甚至都不可能观察到器官捐赠的整个流程。我在医院调查的相关论文陆续发表，学院的同事们大概也知道我经常“混迹”于医院，除偶尔让我帮忙挂号外，也介绍了更多的研究机会。其中关于糖尿病人的依从性研究，就是蔡禾老师推荐我加入附属医院的某糖尿病研究团队后完成的。
如果说我早期在医院的调查还源于个人的幸运和机缘，随着更多年轻老师的加入，团队的优势也逐渐发挥出来。学院程瑜、张文义、涂炯、方芗、丁瑜、徐岩、杨晓照、方博野等老师的研究方向都与健康议题相关。于是，我们以学院研究团队的名义与中大的护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也在好几家医院挂上了教学实践基地的牌子。由于我们经常与医生打交道，“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深入访谈”等专业的领域和术语在这些医院似乎慢慢被接受了，我们也被邀请到医院和医学科研教学机构开展讲座，讲述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它们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护理学合作的可能和前景。团队的力量不仅让我们的老师进入医院调查变得顺畅，也为培养学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学院已有好几篇学位论文是在医院完成的。前不久，中山大学正式成立了医学人文联合研究院。我相信在研究院的总体筹划下，医学人文的教学和研究会再上一个台阶。
2018年左右，《开放时代》杂志策划了“都市田野”栏目，刘琼编辑邀请我写3000字左右的医院田野文章。我以《倾听生命的故事》为题讲述了我在医院做器官移植调查的经历。这篇小文已经注意到在医院调查的困境与难题。“都市的田野，比如在医院做调查，依然存在一个关键的瓶颈。我们可以将医院作为民族志现场，但参与到医生，尤其是患者的日常生活中去相当困难……”。怎样参与到医生和患者的日常生活中是我在后来几年着重考虑的问题。
对患者日常生活的思考，体现在我后来关于乡村慢性病人患病经历的研究中。我以一个村寨的民族志为基础，重点讨论了在地方道德世界里的患者及其家人求医问药的经历。在医院里的调查，我主要从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提出的“病痛叙述”（illness narratives）方法论的优势及局限出发，发现仅仅依靠叙述难以呈现医院和医患关系的复杂性。研究者必须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尽可能参与到医院事务之中，方能实现民族志的价值。换言之，以医院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hospital)和以医院为田野点的民族志(ethnography in hospital)需要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将医院看作一个文化体系，并实现它与广阔的社会文化之间的连接。这实际上是我后来指导研究生开展医院调查的总体思路。几位研究生在医院里已经完成的和正在开展的辅助生殖、规培生、儿童ICU、药物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研究，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实践的。
2021年秋季学期，田耕老师和姚泽麟老师筹划新一期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野工作坊”，邀请我和涂炯去北大分享在医院的田野工作。我准备的题目是《医院民族志：门槛的跨越与深入的可能》，试图从医院民族志的溯源和问题意识说起，然后转向医院民族志的门槛，并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讨论医院民族志如何才能走向深入。去北大分享，诚惶诚恐，不敢怠慢。为此，我不仅细致梳理了过去几年的田野经历，也阅读了更多医院民族志的作品。我打算在这次工作坊中重点讲我的研究经历。所谓“门槛的跨越”主要谈研究方法，尤其是研究进入的方式和策略，而“深入的可能”，一方面指在方法上如何进入医院的“深水区”，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将田野材料与理论相关联，实现从民族志到人类学的跨越。但因为北京的疫情突然严重，这场分享会不得已还是取消了。
2022年11月份，我最终以线上的方式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讲座上汇报了《医院民族志：方法与核心关切》。刘夏蓓、韩俊魁、巴战龙等师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建议，尤其是学校与医院的比较、民族志为何对医院研究是合适的等问题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医院民族志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医院民族志到底是什么？医院为什么需要民族志这种研究方式？中国的医院有何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拙文《医院民族志：理论、方法与本土探索》的雏形。
我最终决定写《医院民族志：理论、方法与本土探索》这篇综述，除了前期的调查经历和反思外，也有两个方面的信心。一是国外有几个重要的期刊组织了医院民族志专栏，专门呈现医院民族志的作品；二是国内十余位学者已经通过民族志的方式研究医院里的病人角色、医患关系以及医院与外在社会的关联。这些民族志作品显示出医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机构，也是一个文化体系。对医院开展民族志研究不仅可能，而且非常必要，甚至也能够为在其他组织（如养老院、福利院、殡仪馆、学校、工厂、监狱等复杂机构）开展民族志研究提供参考。
但在阅读这些医院民族志作品时，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民族志的研究方式不仅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所采用，其他公共卫生、护理学、医院管理学的学者也大量采用这种方式。这当然是好事，说明民族志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彰显了它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很多宣称是医院民族志的作品，恰恰忽略了民族志的核心要素，比如对广泛而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坚守、对文化比较的敏感、对细节的重视以及对理论建构的追求。由此，我才在论文中感慨，“一项研究既可能是一个好的示范，让民族志成为理解医院制度和空间的一把钥匙，让医院成为观察生命和价值的窗口，也可能堵塞其他学者进入医院的大门，或是误导其他学者，将民族志的核心关怀丢失殆尽”。
我担任行政工作后，已经很长时间没去医院做深入调查了，医院对我来说也变得生疏。论文初稿写完后，我准备利用暑假来进行修改。为了再次获得对医院的直观感觉，在那段时间，我要么在早上到办公室之前先去附近一家三甲医院看看，要么在下午四点多散步到这家医院。就这样，我连续在这家医院转悠了半个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任何访谈，只是去感受医院的不同空间，观察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神态。医院真是一个神奇的空间，这里集中显示了人的脆弱性，也展现了医疗的奇迹和人性的光芒。社会科学的很多抽象概念，诸如生命、价值、意义、情感、结构、冲突、亲属关系等在这里似乎都能找到细节化、情景化的现实场景。
这篇综述性的文章，原稿有3万余字，包含了我摘录的其他学者的很多体验性文字。最终因为篇幅限制，这些个性化的表述皆已删除。其中“医院民族志中的情感管理”整节做了删除处理。《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组织了医学社会学的专题，姚泽麟老师邀请我写一篇2000字的小短文，我于是就把情感管理这一部分稍加调整后给了他，也算实现了“不浪费的人类学”。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医院的民族志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医院里很多隐匿的角落和复杂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拙文只是初步勾勒出医院民族志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其目的是引导更多既能遵守学术伦理又能提供敏锐洞察力的医院民族志作品出现，也为在其他机构开展民族志研究提供参考。我的学术愿望是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呈现医院组织的复杂性、独特性和多样性，让民族志照亮医院的隐秘，让医院成为观察社会的棱镜，从而让这个与我们生老病死紧密相连的机构变得可见、可预期、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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