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争鸣｜专题：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可见性

学术 2024-09-14 18:00 北京

编者按：近年来，尽管中国学者的国际发文比例显著上升，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依旧突出。如何警惕思维和思想“被殖民”，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向国际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以高质量发文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本期邀请三位富有国际期刊发表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各抒己见。

国际发表要从学脉、学问、学理上下功夫

胡安宁

地方化西方与案例化中国

罗牧原

做兼具本土创新性与国际可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

臧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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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表要从学脉、学问、学理上下功夫

胡安宁

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是推进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经过几十年的国际化发展，几乎每年都能在国际学术发表平台上阅读到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所做的研究。然而，与日渐增长的发表“量”相比，国际发表在理论对话、思考和创新等“质”的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一些文章重在呈现某一问题的经验模式，但在此之上的理论诠释却深度不足，无法让海外读者获得足够的代入感和交流点。因此，文章虽然得以发表，但传播范围往往有限，难以通过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对既有理论带来更进一步的质证。亦有文章为了迎合特定的理论偏好，在经验现实的呈现上以偏概全甚至削足适履，最后成为某些所谓“主流”理论的简单注脚，从而丧失对既有理论提出建设性挑战的能力。凡此种种，本质上反映出的还是学术成果海外传播的效能问题，也就是既要“说得出”，又要“传得开”和“叫得响”。为了提升海外学术成果的传播效力，具体到一项社会科学研究，不妨从学术脉络、学术问题和学术理据三个角度下功夫。

所谓学术脉络，是指围绕特定研究主题形成的知识积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在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创新。这一创新过程无形中会在特定的学术脉络和知识体系中“定位”一项研究，亦是对潜在读者群和学术对话对象的一种选择。例如，对于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模式的研究，可以从资源交换和制度约束的“硬变量”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的“软变量”角度进行考察。无论将其嵌入哪一种研究传统和脉络之中，我们立论的依据和背后的元假设都不尽相同。因此，在提升社会科学海外学术成果影响力方面，研究者首先需要考虑的一点是，明确自己的研究希望被国际学术界哪些学者读到，从而达成共识或者形成论辩。这方面的关键在于可以形成持续性的学术对话，做到与其他学者的“更唱迭和”。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学术期刊繁复多样，不同的学术发表平台对学术脉络的强调各有差异。例如，一些期刊偏重于一项研究是否能够推动学界既有理论发展，而一些期刊则偏重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及时呈现。虽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理论和经验缺一不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一项研究如果能够将某时某地的经验模式经由细致的思考提炼出有创造性的理论主张，无疑会展现出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从学术脉络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应当重视理论积累的厚度和广度。

所谓学术问题，是指如何对某一社会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研究层面的发问。社会科学研究向来重视问题意识。好的研究问题源自研究者的过往知识积累和学术敏感度，最能够体现一项研究的学术贡献和创新性。但好的学术问题并非要“曲高和寡”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要能激发出和读者之间的“共鸣”。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发表而言，其面对的读者除了本国学者之外，还会有大量的海外学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发问的时候，对于研究问题的陈述和呈现，要能最大限度地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读者形成一种共情。这里的关键便是研究框架的选取。为一个具体的经验现实选择研究框架，就好比对一幅画进行装裱。众所周知，不同的装裱会有不同的画作呈现效果。相似地，同样一个待研究的社会现象，放置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读者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提升社会科学国际发表影响力，需要把一个经验性问题放置到合适的研究框架中，尽可能让大多数海内外读者觉得有意义、问得好、值得做。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范例是对关系现象的研究。虽然对于中国人而言，围绕关系现象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日常经验。但是，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讨论，就不能“就关系谈关系”，而是要把关系现象放置到诸如社会资本这一更加广阔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发问，如此提问虽然仍是围绕关系现象展开，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关系现象本身。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也正如此，好的研究问题永远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关键点之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发表，概莫能外。

所谓学术理据，是指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辩时所运用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国内发表还是国际发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游戏规则无非是我们熟知的“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应当是经验和逻辑的有机结合。反之，二者之间的割裂会极大地削弱一项研究的价值。例如，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只谈事实，不讲道理”，认为通过质性或者量化的手段，完成对特定社会现象的经验模式呈现即可。之所以说这类研究没能很好地发挥出其内在价值，是因为任何经验模式的诠释和解读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和文化背景，而“只谈事实，不讲道理”的研究恰恰没有很好地提供这种语境和背景。其结果是，对于不熟悉中国社会的海外读者而言，在阅读此类研究时经常会有莫名其妙之感，久而久之，便将此类研究束之高阁了。例如，中国婚礼中的敬茶仪式如果直译，通常表述为tea ceremony。但是对于很多海外读者而言，仅看到这两个英文单词组合在一起，还是不知道何谓敬茶仪式。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上，不能简单地假设读者对经验发现背后的那些“知识”都了然于胸，放弃了“讲理”。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不谈事实，自说自理”。还是以敬茶仪式为例，既然很多海外读者不了解何谓敬茶仪式，那么就索性不向其详细介绍这一经验现实，转而自顾自地建立一套讳莫如深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说法或者理论。然而，这也并非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海外传播的应有之姿。究其原因，在于“不谈事实，自说自理”的立场通过人为地构建某种话语区隔，拒斥了学术对话的可能性。综合上面两个反例可以发现，如果从学术理据的角度出发，提高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国际影响力的应有之义应当是“基于事实，更有道理”。也就是说，在全面呈现经验现实的基础上，基于经验，能够在对话和沟通过程中讲出相比于既有理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和判断。

可见，无论是学术脉络、学术问题还是学术理据，都是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发表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术”，而这些“术”的运用都源发于学术发表的初心和“道”。换言之，即研究者的学术品位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心态。对学术研究而言，如何从“中国的”变成“世界的”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付诸努力的过程。一项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是希望通过这种发表引起学术和思想层面的关注、反思和知识积累。因此，它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是在学术脉络的层面试图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或者为了发表而发表，而是希望让国际学术界看到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之问”具有内在的学术关联和学术价值；它不是为了经验现实的单纯呈现或者诡辩术般的另起炉灶，而是可以在基于现实发现的基础上，切实通过平等的理论对话，讲出能够令人信服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科学的国际发表之“道”在于一种平常心，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对话形成新思考、新理论。此时，中国的自然也就是世界的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地方化西方与案例化中国

罗牧原

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在国际学界却尚未取得与该角色相称的学术话语权。如何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向国际学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社会科学界同仁亟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地方化（provincializing）西方、案例化（casing）中国是一个可能的思路。

按照后殖民社会学家康奈尔（R. W. Connell）等人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西方世界在生产所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则仅仅在为来自西方的“真理”提供有趣的数据。在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体系下，我们需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国际学界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看似具有普遍性，实则建基于西方的社会历史经验，因而在解释非西方社会时有其内在局限性。第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更多地沦为那些（西方中心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数据提供者；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一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反而更多地成为了西方理论大厦的注脚。

面对这样的困局，需要通过地方化西方与案例化中国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生产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地方化西方，是指在寻找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之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对其所预设的普遍有效性保持批判性的态度。借用查克拉巴蒂（D. Chakrabarty）的话说，地方化西方的目的并非是否认普遍性本身，而是为了说明“普遍性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形象”。将西方地方化正是为了找出那些来自西方的、以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自居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是如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源自非常特殊的思想与历史传统，而这些传统并不能宣称其具有任何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康奈尔在《南方理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对布尔迪厄、科尔曼、吉登斯等当代社会学巨擘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指出了这些理论是如何扎根于西欧与美国的社会历史经验，同时又声称其具备普遍有效性。虽然大多数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很难像康奈尔一样写出类似《南方理论》的专著，但是我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往往会涉及运用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化西方的工作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以中国为出发点，去挑战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并以此为国际社会科学界贡献中国力量打下基础。

如果说“地方化西方”更多地聚焦于西方世界在上述知识生产体系中作为普遍性理论生产者的角色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的“案例化中国”则试图打破中国作为数据提供者的刻板定位，探索以中国为案例为国际学界提供理论洞见的可能性。案例化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非常常见、非常重要但却常常为方法论专家所忽视的策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方法论专家拉金（C. Ragin）就已经注意到了案例化的重要性。在1992年，拉金及其合作者主编了一本名为《案例何为？》的册子，并邀请许多知名社会学家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案例问题。在册子的结尾，拉金用一篇短文对该册子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案例化的概念，并提醒我们案例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拉金看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面对的是无比纷繁复杂的实证世界以及相对简单明了的理论世界，而我们的任务正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案例化，或是将某事物变作一个案例的过程，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方法：通过对“这是个什么的案例”（What is this a case of）的回答，案例化能帮助我们聚焦于纷繁复杂的实证数据的特定面向，从而对其进行分析意义上的简化，乃至一般化与理论化。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将中国这一案例做如是处理？

沟口雄三曾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提到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这与案例化中国的要义不谋而合。当然，沟口雄三将中国方法化是在彼时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为了挑战整套启蒙时代以降的西方思想而做出的尝试。而将中国案例化的努力则是从知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为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能的思路。毕竟若想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考虑如何从国际学界吸收营养来分析中国，而是思考如下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为国际学界提供新的洞见？我们能否不仅仅将中国作为目的，即不仅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为研究目的，而是将中国作为方法、作为案例，即通过中国来研究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当然，这里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未必非要具备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小心本质主义的风险：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美国，都不可能是一个与世隔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不同的存在。因而，地方化西方并不意味着完全拒斥西方的理论，案例化中国也绝对不是主张中国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换言之，不论是地方化西方还是案例化中国，我们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不同的国家/区域/地方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尝试将地方化西方和案例化中国合二为一的话，这就要求我们对当前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进行批判性思考。一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康奈尔等学者的工作。我们可以尝试站在中国的角度，通过对社会科学历史的讨论乃至知识社会学研究，来认识、理解这种不平等的分工体系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理论化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时，有意识地通过我们的写作、发表、开会、访问、审稿等学术活动去质疑、挑战乃至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体系。

有很多非西方学者在面对国际期刊的审稿意见时都会感到非常不满：如果你研究的是北京、上海——当然可能还包括东京、开普敦或是墨西哥——你可能需要特别说明这些案例的理论或是方法论意义；但是如果你的研究聚焦于伦敦、纽约或是巴黎，你就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要如何地方化西方、案例化中国，不得不思考中国案例对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读者的理论意义。同样，这也应是西方的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为一些享有盛誉的国际学术期刊进行审稿工作时，也曾多次要求他们进行类似的地方化与案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努力会提醒这些学者，要在当前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中，不断反思其在写作过程中可能表现出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无知。

无知和知识一样，都是情境化的，其背后都是权力关系的纵横交织。诚然，我们在当下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的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给我们带来的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优势，因为我们早已或隐或显地注意到了地方化与案例化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才能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普遍性本身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我们才能将对本国的价值关切有效地转化为连接实证世界与理论世界的通途；我们才能在通过我们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社会的同时，向国际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做兼具本土创新性与国际可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

臧雷振

社会科学研究自诞生以来，在世界各国均曾面临实用性鸿沟，即研究者所撰论文的自说自话无益增进与政策制定者间的理解和沟通，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相互汲取营养，更难以奢望理论在全球的适用性，还面临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命题、研究结果或被推翻，或不可重复。此时，以学术发表为表征的知识生产便成为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论文数量积累，引发研究者对社会科学是否“科学”的担忧。而来自不同国家的本土实践创新和知识的国际传播是破解上述学术提炼中“理论赤字”和“创新赤字”的关键。这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知识生产的两端，一端是通过有效的本土创新实现知识再生产的输入，另一端则是将上述创新性概念、创新性理论等知识借助国内外期刊媒介平台进行有效输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学术发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如何有效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呈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性，促进中国研究成果在学科中的国际可见性？还亟须明晰如下问题。

首先，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研究创新，已经对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对于中国治理创新理论提炼无需妄自菲薄，需要在输入端从学习者转向创新者。实践是理论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升华。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难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备受关注，但当前并非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源自西方实践而发展中国家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理论。

事实上，20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实践正在不断被总结为各种理论并写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之中。例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拉美发展实践提炼出的依附理论（中心—边陲）；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切身观察，将农民的日常反抗模式归纳为“弱者的武器”；米格代尔通过对塞拉利昂、埃及、印度、以色列、墨西哥五个国家的历史考察，提炼出了强社会与弱国家的组织特征；阿玛蒂亚森对孟加拉大饥荒的历史分析，建构了饥荒政治学的学科基础。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统计分析概念化了“资源诅咒”来描述国家资源富足却又发展后续乏力的现象。

还有其他学者因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创新性贡献而获诺贝尔奖。例如，2019年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20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因在对抗饥饿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者在印度反贫困试点中归纳的理论构念与中国的“精准扶贫”不谋而合，但后者的有限援助在全球贫困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如何更加有效地将中国脱贫成就和乡村振兴实践从学理层面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以此形成的理论纳入世界各国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进行学理对话，避免丰富实践与匮乏理论之间的不匹配现象值得深思。

当然，社会科学知识创新，不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中，这类知识生产亟须改变作为单一的概念接受者、理论验证者等心态。另一方面，对不同社会科学创新理论的学习过程中，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通过加强对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研究范式背后底层逻辑的理解，实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效梳理。如我们在课程教学和国内外学术论文写作中广泛使用了这类概念或理论：搭便车机制、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公共池塘、理性铁笼。但很少有人讨论在对社会科学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和概念化过程中，为什么要如此这般通过比喻义的方式进行命名。如果无法实现抽丝剥茧式的理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底层逻辑，没有考虑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其所具有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更多出现对正面结果的解读中，而诸多负面结果的呈现还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不可还原性，这就无法实现以面向读者理解为核心的论文创作，更无法实现以中国本土化实践为主题的国际期刊论文创作的学理创新性。

其次，有组织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国际能见度，以弥补输出端零散化呈现的不足。在中国发展转型中，尽管有着丰富的治理实践和显著的治理成效，但囿于不充足的本土化理论提炼和理论创新，以及有组织的输出不足，导致中国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一直有限。特别是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他区域发展中国家，未被广泛认可并纳入不同国家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推荐阅读文献，这亟须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创新性的同时，有组织地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可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基础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文中指出，一方面，我们当前面临着“少数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但另一方面，“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而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本身也是国际合作与开放共享的题中之义，特别是在推进有组织、体系化的研究进程中，包含“期刊文献”“数据平台”“国际学术会议”三位一体协同并进。当前，在具体实践层面，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破题切入点。

第一，有组织地细致梳理中国实践特征和国际学术界共鸣的共同点、交叉点。全球化关怀、国际化视野、本土化情怀相互统一，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涉及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挑战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探析，探索出既符合本土实际又具有国际意义的研究路径和解决方案。无论是联合国《21世纪议程》提出的人类发展问题，还是《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的《全世界最前沿的125个科学问题》，政治议程和自然科学往往会给出引导性研究议题，但社会科学研究尚缺乏此类研究共识。当前，我国期刊文献和数据平台建设成果卓越，更需要基于这些数据库来识别潜在的全球研究共性议题，引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方向。

第二，有组织的科研过程，包含中国社会科学创新性成果在国际学术平台中的系统呈现、系统传播。不同国家正在广泛利用学术年会、社交平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观点，扩大研究的国际受众群体。如国际专业学术年会一般会围绕本学科专业提供期刊、出版机构的成果展示，这就需要有组织推动中国研究主题成果借助学科专业年会，提升成果展示针对性和学术互动性。为国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团体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建立系统激励机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便利，破解单一以论文发表为主题，形成立体全面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这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主动“走出去”、主动传播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将中国的独特经验案例与全球议题相互衔接，提升中国学者替代性理论假设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有组织化解国际学术传播的语言和网络接触障碍。这包括有组织地为本土学者提供专业的英文写作和编辑服务，帮助学者提高论文的语言质量和出版传播影响力。如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对日语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贡献巨大。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开展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已经取得良好成果，但还有待进一步整合不同渠道资源，优化项目支持遴选方式，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当然，传播是双向的，我们在关注使用国际学界阅读范围更广的语言（如英语）进行学术创作、学术发表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国际汉学家的研究需求，如国内诸多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刊物，当身处国外时，这类网站难以打开，研究者需要通过VPN软件才能浏览国内学术信息，这同样难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可见性和被引用率，同时也削弱了潜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学术对话机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ND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翔英王亮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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