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20年7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人民警察节”的批复》发布，同意自2021年起，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国人民警察节是在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该节日的设立是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人民性和警察职业的标志性。1983年，在全国开展的“严打”活动是被列入政法史册的一场值得肯定的斗争，对于稳定当时的社会治安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桐纲战友有幸在人民警察的队伍里，参加了这场斗争。在警察节到来之际，桐纲战友将多年前的美文献给警察节。
时光的快车载着过往，会在穿云破雾的征程上留下一段段痕迹不曾抹去。在我35年的从警生涯中，有一段任分队长的经历，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犹如底片般的记忆清晰。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离开部队大区机关驻厂军事代表队伍，恋恋不舍地摘下了头顶上红光闪闪的五星军徽，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劳动教养管理所做了一名基层民警，初期在所政治处短暂工作后，便到所属一大队一中队担任了一名分队长。在这个当时定为行政24级的岗位上，担负起了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年的管教工作。
记得那是1981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和另一名同志到一中队走马上任，当时上白下蓝的警服还没有配发下来，我身着没有了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前去报到。在穿过北焦村北行的马路（现泰华街）北段东边，一中队宽敞的非标件板金厂区大门前，一位身材瘦高，脸庞黑红、目光犀利、腰挎手枪的中年民警一声“收工了”的呼喊，在教人员便赶忙关掉旋转的机床、放下手中的工具，从车间和场地赶来列队。
这个大声呼喊的人，就是我们的中队长刘云祥。刘队长一身威严，那略有嘶哑的大嗓门简单讲评后，便在队前夸赞中含有震慑地高声宣布：“我们中队新来了两名分队长，他们过去在部队，都是文武双全的军人，你们要服从管理……”话音未落，劳教人员各色人等的不同眼光，便齐刷刷地射向了我们，那眼光里有怀疑、有热望，也有的透出了冷箭般恶意锋芒。我站在队前，用严肃正义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他们，自我感觉的凛然正气，倒也击退了一些不怀好意的眼光挑衅。一个崭新环境下的工作状态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一段严肃、紧张、严格、有序，近乎军事化的工作经历。值班的清晨，我会带着中队100多名失足青年上路跑操;饭后，要带着他们整队到工地、车间甚至市区劳动场所去接受劳动教育;晚上，还要组织他们学习、反思、检举和发言。每日里和失足青年打交道，还要教育他们成为新人，重新为社会去做出贡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些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是一些社会上所谓的“能人”，比如，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取火源头的情况下，靠着棉被里的老棉花，用摩擦起火的原理来弄出火苗,违规点燃自造的烟卷和制造“火蝎子”之类的事端；他们还会在层层关卡下，使用多种手段，瞒天过海地将违禁品带入管教场所；他们也会将在社会上养成的坑蒙拐骗伎俩带进来，继续招摇撞骗等等不一而足。
图为当年我拍摄的一大队管教干部教育感化失足青年的照片，发表在《特殊园丁》杂志。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管教队长，时刻用警惕的眼睛去观察，用细心的思量去判断，用或严厉或循循善诱的方法去帮教和挽救他们。那时紧张的工作状态，紧绷的警惕神经，带来的既有累心累身和劳神的苦楚，更有看到失足青年们经过劳动教养后的变化及他们受到表扬、奖励、立功、减期，走出紧闭的大门后重获新生，感觉自己的辛勤付出有所值得的欢欣。
当分队长的日子，经历过不少事情，发生过不少故事，有的已经淡忘，有的不便提及。暂且在此借用古代章回小说的叙述手法，将笔触洒墨在1983年的夏季而“各表一枝”。那年，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犹如雷鸣般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一时间，石家庄市各类待审待捕待判的违法和犯罪嫌疑人骤然增多，公安局看守所和收审站的羁押场所严重超员。刚刚由公安机关转隶司法机关不久的劳教所，按照上级部署，同看守、收审一起，三所联署办公，统一行动。我所在的劳教中队临时担负起了羁押管理任务。在这个不可懈怠的工作中，有一件事使我记忆深刻。
那是一个阳光四射的午时，我按照规定，例行过目检查和逐个分发从社会上寄给在押人员的信函。在明亮的光芒照耀下，一张规规矩矩地贴在信封右上角的一般纪念邮票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再普通不过的来信，混杂在一摞子邮封中毫无别样，但我看着那张好似背面有书写痕迹的邮票，却隐隐觉得票面背后有文章。羁押管教工作应有的警惕性提示我,对此应该一探究竟。于是按照规定，我打开来信看了一遍，那是一封普通的家书，书面上没有发现教唆、串供、透气等等异常。再看那张邮票，粘贴的不是太紧，我细心地掀开一角，轻轻地把它揭了下来。这一下全明白了，有关涉案的情况，收件人的母亲用钢笔写在了邮票背面，简单几句，像拍电报的语言，字虽少而信息却传递的清楚。可见这个有文化的母亲，为此是动了一番心机的。这样的来信自然要扣下不发，我随即向中队干部作了汇报。
一般情况下，此事可以到此了结。午饭后，我回到办公室躺在床上，心中仍思量着这件事情。尽管当时我们只是负责羁押看管工作，但仍感到作为管教干部，要真正教育、挽救一个失足人，这件事情还不能草草了事。于是，我将收件人传唤出来，了解了一些情况。收件人年纪尚轻，父母亲调到北京不久，本人随亲戚在石家庄生活，随从参与了一起团伙案件。了解情况后，我因势利导，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循循善诱的帮教。那天晚上我值班，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还应当再做些什么，由此自然想到了那位写信人。一个失足青年走向新岸，家庭帮教也是整个环节的重要的一环。家人要引导误入歧途的孩子走正道，不是拉偏套，而收件人的母亲显然是在给孩子拉偏套，那样会使孩子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于是，我决定给收件人的母亲写一封信，提出批评，讲清利害。在办公室的白炽灯下，我铺开信纸，写了一封既严肃又讲法说理的长信，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那位母亲的错误行为，劝说她要配合公安机关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积极坦白和检举揭发，争取立功，早日回家。
第二天上午交班后，我将晚间写好的信件装入信封，买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贴上信封寄了出去。几天后，北京的同一地址，往我们中队寄来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我，一封寄给那个在押青年。信是由在押青年的母亲寄来的，我打开来信，一封基本按照我给她的去信要求，劝说她的儿子放下包袱、靠近政府，争取宽大处理。另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字里行间除了检讨她的错误行为，表示要积极配合管教单位，共同教育好他的儿子以外，还不吝笔墨地赞扬了我一番。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种联手教育的方法果然有效，那个失足青年，后来的多方面表现大有改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劳教所第一大队女子中队管教干部，同来所体验生活的电影演员于洋在大队门前合影。
几个月后，我离开一中队去筹备“石家庄市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展览”，那个失足青年也离开了我的视线。
1984年的10月1日晚上，为欢度共和国35周年华诞，石家庄市在当时的展览馆广场，举行了欢天喜地的大型焰火晚会。那天晚会散场后，在潮水般涌动的人流里，我猛然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同时他也见到了我。“梁队长，您好！我有立功表现，已经出来了。谢谢您对我的帮教！”小青年有些激动还有些忐忑地对我说。“那好呀，没回北京看你妈妈？”我说。“奥，过几天就去”。接着，他给我留下了通讯地址，挥着手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顿时生发出一般人或许不会享有的一种成就感，尽管我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作者简介】梁桐纲，原名梁同纲。石家庄市人。大学毕业。1974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报道员，驻厂军事代表。分队长。《警视窗》杂志主编室主任、副编审、编审。河北省公安厅文化科长、副处级侦察员、调研员。河北省公安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省公安作家专业委员会（协会）主席。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除西藏和台湾省外全国200余家报刊发表2500余篇（首）各类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全国公安文联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橄榄林恋》等诗、文集6部。获得全国、军队及省市各类作品奖项60余次。其作品及事迹被全国40多家报刊评介。个人传略编入《中国作家辞典》《中华英模大典》等30余部辞书。多次被评为厅和省直机关“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及荣记三等功一次。荣获全国自学成才者、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转业退伍军人、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老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首届社科期刊优秀编辑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