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下岬村几位老人翻阅着我们带去阎云翔老师写的两本书《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他们看后感慨：咱村故事都在外面传开了，怎么咱村里人还不知道。
几位老人说的村里故事是阎云翔老师写的下岬村故事，阎老师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图书奖。
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村里老人第一次看到阎老师的书）
阎老师书中下岬村很多人只是在书里看到，很少有人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更是很少有人来过这个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下岬村。
阎老师书中介绍下岬村位于黑龙江省双城县（现为区）的南边，在省会哈尔滨以南50公里、县城东南24公里处。该村是一个农业社区，主要出产玉米和大豆。村庄北面农田环绕，南面布满了沼泽地，毗邻的村子都不超过三公里远。在下岬村以南五公里，拉林河水隔开了黑龙江和吉林省。下岬村与沿河散布的其他村子一样，大部分的土地经常性地遭受洪水的威胁。
依据1990年户口统计，下岬村共有365户、1564人。下岬村房屋建得非常齐整，由七排房屋组成;其中有六条东西向的街道，另有两条是南北向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几十户夏姓家庭迁到下岬村以北的三公里处，租种满族地主的土地。之后一家夏姓兄弟决定住到离租地近一点的地方，并在下岬村中心的位置造了个小屋。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兄弟俩的家室以及一些亲属也从老营子迁人并修建了永久性的房屋。一个小村庄逐渐出现在农田中间。此后，越来越多的村民从邻近的县与诸如山东和河北这些遥远省份迁到这里。官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正式将下岬村划为一个行政村。
阎老师书中的下岬村几经更名，这里叫过夏家窝堡，目前电子地图显示还是夏家窝堡，现在这里叫双城区单城镇政才村。
（书中下岬村图和现在的卫星图）
7月5日，我们一行四个人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兴涛、锦州医科大学老师张薇、黑龙江科技大学老师于秀玲冒雨开车来到下岬村，我是从朱老师那里知道阎老师并购买了他几本书，从此下岬村在自己心里扎下根，成了一段挥之不去记忆。
几次要去下岬村看看这个已经在世界传开的村子，问了一些人包括双城当地人都不知道下岬村，也没有听说过阎老师关于下岬村的故事，难怪人们不知道下岬村，因为下岬村改名多年，这个被阎老师推向世界的下岬村沉浸在黑龙江近万个村庄里。
这次同行的张薇、于秀玲两位老师我们过去不认识也没有联系，我们都是阎老师的粉丝都知道阎老师书中下岬村，这次朱老师费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下岬村准确地址，我们四位不谋而合来到下岬村。
双城城区去往单城镇路况不好，下雨路上坑坑洼洼集满雨水，稍不留神就要刮碰汽车底盘，这一路真是难为于老师，一个女同志可能第一次在这样路面上开车，如果缺乏一份情怀、如果没有一份责任，谁会在这样恶劣天气里下乡走访调研呢。
我们来到单城镇与镇武装部长李广伟会合，他开车陪同我们来到了下岬村（政才村），这样叫起来我们感觉亲切，因为我们就是奔着下岬村这三个字而来。
下岬村（政才村）村委会办公室过去是村小学，据村里老人讲过去几百名孩子在这里上学很是热闹，现在村里人少孩子都在外面上学，这里只好用做村部办公室。
听说我们来调研村会计伊春玲特意安排几位认识阎老师村里老人参加座谈，上世纪70年代阎老师在村里生活多年，直至1978年上大学才离开这里，村里一些老人认识阎老师并能说出一些当年故事。
夏重昌，今年71岁，身材瘦小，与阎老师同龄，他回忆说当年小阎兄妹三人下乡插队来到村里，他哥哥叫阎云龙，大家叫他大阎，有文艺细胞后来调到哈尔滨，他妹妹叫阎圆圆，后来返回北京。
他们兄妹三人来到村里住在王兴武家草房，老王家住一头，他们兄妹三人住另一头，城里孩子没干过农活，小阎（阎老师）抡起搞头都不知道往那下，那时候大队挣工分，这三个孩子不跟着下地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到年底就分不到口粮，那时候日子不好过，也真是难为这三个孩子了。
夏重昌回忆说：当时不管条件多艰苦，小阎一直喜欢看书学习，没事就捧着书看，他还经常找自己打乒乓球挺热爱生活的。
夏重义，今年67岁，是村里老党员，他一边翻阅阎老师的书一边感慨：人家有出息可不是现在才有的，当年在村里人家就愿意学习，脑袋好使不懂不会就去问小学于校长，那么大的人还能因为学习事情问人在村里是不多见的。
参加座谈的徐兴双家里种植水稻，他在《礼物的流动》书中看到下岬村街区图非常惊讶，村里道路、村办小学、村里池塘、村里树木画的清清楚楚，他感叹：就是现在人也没有像书里画的这样清楚，阎老师当年真是下足了工夫。
（下岬村街道）
阎老师在中文版自序中写道：每一次回到下岬村都会听到关于彩礼、分家、养老等问题的种种议论。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人人都会议论，但看法往往会有些微差异。
2004年元月，闫老师第八次回到下岬村,发现青年村民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个案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订婚之后发生性关系，少数新婚夫妇主动推迟生育,还有更多的家庭节衣缩食将孩子送到县城去上寄宿学校,甚至幼儿园。最令他吃惊的是,村民们无论老少都在讲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这些似乎都在表明个人的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彩礼风愈刮愈烈，分家纠纷、养老问题等也愈加严重。
那天参加座谈的徐加军刚忙乎完一个白事，他穿着雨靴披着雨衣看不出75岁样子，阎老师在村里时徐加军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对当年情况了解多一些。
听大家议论闫老师在书里写的村上事情，徐老表示这都是真实事情，他都亲身经历过，当年村里有人结婚办喜事大家都是插伙凑钱买一个脸盆或者镜子送去，那时候大家都没钱只能是这样表示一下。
说起现在村里红白喜事支出徐老最有发言权，这么多年他在村里村外一直帮助张罗红白喜事，他说过去几毛钱的随礼现在都变成了几百元，钱少了根本拿不出手，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不走动不行，走动勤了还真的走动不起。
徐老说：过去村里那是真热闹，每年红白喜事、婚丧嫁娶忙乎不过来，现在村里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结婚哪有孩子可生。
2023年下岬村（政才村）只有一户人家结婚办喜事，只有一个新生儿，村里有15个老人去世。
阎老师自1989年以来连续不断地在村里进行人类学田野作业时对村里人不时会产生一种形同路人的感觉,因此意识到必须努力去重新寻找那已被忘却的记忆。这些年里，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村里的人以及他和他们的关系都在不断变化,其中最令人琢磨不透的是村里人观念的变化。
在过去10年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件事经常会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描述。为了能够准确把握村里人特别是最愿意赶潮流的年轻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变化,阎老师一直在对20多位村民的生活进行追踪记录。
阎老师书中提到的胡延军去年刚逝世，参加座谈的几个老人说：老胡跟阎老师走的比较近，每次回来要跟他联系。
（胡延军家的商店）
7月5日上午，我离开座谈会现场冒雨到村里转转，下雨村里路不好走，村里几棵老树还在，街上有几台农机和拖拉机，在村里没有找到带有下岬村的标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阎老师书中的下岬村仿佛是那么遥远。
在村十字路口我找到胡延军家开的商店，老胡儿媳妇说：她听公公婆婆说过阎老师，现在家里还保留婆婆给阎老师做的棉被。
在村里遇到开电动三轮车准备去打针的胡延富、夏淑敏老两口，他们一个72岁，一个67岁，我问他们是否知认识阎云翔？老两口摇头表示不知道，我提示：他们兄妹三人来村里下乡？胡延富想了起来肯定说的是小阎，村里很少知道他大名，我们当时就喊他小阎小阎。
说起小阎老两口记得他到地里割草小腿被划的一道一道的，看着都心疼。
他们听说当年的小阎把下岬村人和事写到世界上了感慨道：真没有看出来小阎有这么大出息，村里出名了我们也可以跟着借光了！
（胡延富、夏淑敏老两口）
那天座谈时徐加军老人特意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小阎活着通透，当年就说过结婚不要孩子、不加入任何组织，做民主人士；另一件事是小阎勤奋有远见，当年他写一篇小文在黑龙江农村报发表引起不小轰动，对他上大学都有影响可以加分。
陪同我们来村里的李广伟是下岬村（政才村）包村干部，他对村里集体收入有一些了解。
村里靠出租土地每年有点集体收入，村里有一个养猪场和加油站，2023年村集体收入距离20万只差了2000元，这个情况在单城镇28个自然村10个行政村属于中游水平。
（调研成员和村里人合影）
7月25日中午，我们在单城镇政府见到了镇长刘宴序、副镇长高丽玲，他们和武装部长李广伟都是大学生村官，他们热情肯干、精力充沛，他们因为我们的到来更加了解了下岬村（政才村）。
刘宴序表示：他们准备利用这个现有资源做成一个旅游文化村，可以让城里学生来村里研学，让各地朋友来村里考察参观，总之不能让现有资源这样白白浪费。
7月5日下午，雨过天晴、天空湛蓝、空气清鲜，我们从下岬村开车返回哈尔滨，公路两旁庄稼翠绿入眼、一片勃勃生机。
附：媒体对《私人生活的变革》获奖报道
《私人生活的变革》这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作者是赴美做研究近20个年头的华裔学者阎云翔， 这部简洁平实的文化人类学文本，从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私人生活史写出了整个社会的变迁。
——新京报文琼
“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Joseph R. Levenson而设立的，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 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变革》获奖，说明阁的研究，真正具有了国际水准。但可以肯定地说，获奖之于阎，是好事，但绝非“做学问”的目的，更非初衷。
——中华读书报刘苏里
阎云翔的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无疑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 年农民的亲身体验，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进入那样一个乡村的情境，对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90年代的市场变革过程中的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
---21世纪经济报道成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