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潜伏人员身份暴露被俘,被绑时旁边特务悄声道:赶紧逃

学术   2024-11-06 19:39   福建  

1943年的一个冬日,蚌埠城内一片肃杀。张炯静静地站在二马路铁路横道前,裹紧了身上单薄的衣衫。这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即将面临生死抉择。作为新四军派驻在伪政府内部的情报员,他已经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潜伏了一年多。然而这一天,一个意外的相遇,让他精心构建的身份面临着彻底崩塌的危险。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给了他一线生机。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生死,更牵动着整个地下情报网的安危。在这个时代的漩涡中,什么样的因素,让一个"铁杆汉奸"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一个"敌人"?
一、初入虎穴
1942年1月15日,新四军第四师驻地。参谋长张震召见了刚从淮北地区回来的张炯。办公室内,张震将一份绝密文件放在桌上,这份文件记录了日军在蚌埠地区的军事部署详情。
"这是我们从伪省政府内部传出来的情报,但最近这条线已经中断了。"张震指着文件说道,"现在需要一个人重新打进去。"

张炯此前在淮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的日语能力出众,这得益于他早年在东北生活时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他在伪军系统内并无案底,这让他成为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张炯以高振亚的化名,携带着一份由伪军高层开具的介绍信来到蚌埠。这份介绍信来之不易,是组织通过潜伏在伪军系统内的关系人员多方运作才得到的。
张炯先是在蚌埠城郊的一个伪军营长手下担任副职,借此建立起初步的关系网。这位营长姓李,祖籍安徽宿县,与张炯同乡。张炯借着同乡的身份,很快就与李营长打成一片。通过李营长的引荐,张炯结识了伪省政府秘书科的几位要员。
3月下旬,伪省政府秘书科开始扩充人员。张炯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李营长的推荐,成功应聘为秘书科秘书。任职期间,张炯表现得极为谨慎。他每天准时上班,认真处理公文,从不参与任何私下聚会,也很少与同事交谈私事。
在秘书科工作的头两个月,张炯将主要精力用在熟悉环境上。他仔细观察每个人的作息规律,记录各个办公室的布局,甚至连警卫换岗的时间都了然于胸。同时,他开始留意秘书科的文件流转程序。所有涉及军事调动的文件都会经过秘书科,这些文件通常会在科长办公室停留一天,然后转交给其他部门。

5月初,张炯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因为他的日语水平较高,科长指派他负责整理与日军方面往来的文件。这个任务让他有了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通过这些文件,张炯逐渐摸清了日军在蚌埠地区的部署情况,以及伪政府与日军之间的联系渠道。
到了6月,张炯在秘书科的位置已经相当稳固。他以勤恳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同事的信任,甚至连一向严厉的科长也对他颇为赏识。但张炯深知,这仅仅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在这个充满危机的环境中,他还需要建立起更广泛的情报网络。
二、暗度陳仓
1942年7月的一个傍晚,蚌埠任公馆的傅善海正在整理文件。作为日本宪兵队直接领导的特务机关要员,他手中经常经过重要情报。这天,一份来自日军司令部的紧急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日军计划在8月对淮北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行动。
就在这时,张炯带着一份文件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接近傅善海。通过前期观察,张炯发现傅善海虽然表面上是日本人的得力助手,但私下却经常为家中困难的经济状况发愁。

张炯递上文件时,不经意间提到了傅善海岳父家在根据地的事。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傅善海的警觉。接下来的谈话中,张炯提出可以帮助傅善海与根据地的岳父家取得联系,并暗示可以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
经过几次试探性接触后,傅善海开始为张炯提供情报。起初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但随着时间推移,傅善海逐渐成为张炯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9月初,张炯通过傅善海结识了任公馆的另一位要员陈守山。陈守山负责管理特务机关的档案室,掌握着大量敌方情报人员的资料。在张炯的运作下,陈守山也加入了这个秘密的情报网络。
为了确保安全,张炯建立了严格的联络制度。每次情报传递都采用"死信箱"方式,在城郊的一家茶馆后院的老槐树下设立了秘密联络点。情报人员按照预定时间将情报放在树洞中,再由专人取走。
1942年底,张炯又发展了两名情报员。一位是伪省政府电报室的报务员李国华,另一位是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官王德明。他们分别负责收集军事调动和日军内部的情报。

这个不断扩大的情报网络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43年1月,他们先后破获了日军的两次突袭计划,成功预警了根据地。通过傅善海提供的情报,还及时营救出了几名被捕的地下工作者。
张炯特别注意保护情报员的安全。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互不往来。传递情报时必须使用暗语,书写要用特制的隐形墨水。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使得整个情报网络在危险的环境中得以维系。
然而,随着情报网的扩大,危险也在增加。1943年初,日军宪兵队开始对伪政府进行大规模排查。张炯不得不减少与情报员的直接接触,改用更隐蔽的方式传递信息。有时,一份重要情报要经过三四道手续才能传到他手中。
特别是在处理与傅善海的关系时,张炯表现得极为谨慎。他们之间的见面总是选在人多的场合,看似偶遇。即便是在任公馆内,两人也很少单独交谈,都是通过处理公务的机会互通消息。
三、危机突显

1943年2月17日,蚌埠街头弥漫着浓重的寒气。张炯刚刚离开秘书科办公室,正准备前往城南的联络点接收新的情报。在穿过二马路铁路横道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老张!"
这声呼喊来自王三套子,一个曾在淮北根据地打过交道的熟人。王三套子此时已经投靠了日伪当局,在特务处任职。他认出了张炯的真实身份,立即通知了特务处。
当天下午三点,特务处出动了十余人,在张炯居住的旅馆将其抓获。搜查中,特务们在张炯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份尚未来得及销毁的情报文件,上面记录着日军在蚌埠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
张炯被押送到特务处后,立即遭到严刑拷打。审讯持续了整整三天。特务处处长亲自督导审讯,试图逼问出地下情报网其他成员的身份。在审讯室里,特务们轮番使用各种刑具,但张炯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2月20日,消息传到了任公馆。傅善海得知张炯被捕后,立即着手部署营救计划。他先是向特务处提出,张炯可能掌握着重要情报,建议将其转移到任公馆进行专门审讯。

同时,傅善海暗中联系了特务处的看守人员。这名看守姓许,是傅善海的远房表弟。通过许看守,傅善海设法将一封密信送到了张炯手中,告诉他将会有人协助他逃脱。
2月21日凌晨,特务处同意将张炯移交给任公馆。在押送途中,押解人员故意放松了警惕。然而,由于张炯伤势过重,加上四肢仍被绑缚,没能抓住这个逃脱的机会。
到了任公馆后,傅善海以需要单独审讯为由,将张炯关在了一间偏僻的审讯室。他安排了几个信得过的手下负责看管,并开始筹划更周密的营救计划。
然而,事态很快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务处怀疑张炯背后另有隐情,派出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他们开始详细排查张炯在蚌埠的一切活动轨迹,并对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盘查。
傅善海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调查小组发现他曾多次与张炯单独会面,这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傅善海不得不暂时减少与张炯的直接接触。
2月22日晚,调查小组通过审问张炯的同事,获得了一些可疑线索。他们注意到张炯经常出入城南的一家茶馆。经过突击搜查,在茶馆后院的老槐树下发现了几份未及时取走的情报。这些发现让张炯的处境更加危险。
此时的张炯被单独关押在任公馆地下室的一间铁门牢房内,每天只有送饭时才会有人进来。傅善海通过许看守传话,告诉张炯再坚持两天,等调查小组的注意力转移后再实施营救。
四、转机突现
1943年2月23日深夜,任公馆地下室的走廊里回荡着沉重的脚步声。两名特务正押送着张炯前往审讯室,这已经是当天的第三次审讯。就在转过走廊拐角的瞬间,一名特务突然压低声音说:"前面没人,你赶紧跑。"
这名特务正是傅善海安排的内应。借着昏暗的灯光,张炯发现绑在手腕上的绳索已经被特意放松。然而,就在他准备逃脱的关键时刻,远处突然传来了巡逻队的脚步声。
这次营救计划的失败,迫使傅善海不得不改变策略。他得知日军宪兵队计划将张炯转移到徐州,进行更严密的审讯。时间紧迫,傅善海立即联系了特务处的许看守,制定了新的营救方案。
2月24日凌晨,许看守趁着换班的机会,将一把锋利的小刀藏在了张炯牢房的门缝下。同时,他还详细告知了第二天押送途中的路线和时间安排。
2月25日早晨六点,押送队伍从任公馆出发。这支队伍由六名特务组成,分乘两辆汽车。张炯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由三名特务看守。按照计划,他们将先到火车站,然后乘坐早晨七点的火车前往徐州。
在行驶到二马路与北市街交叉口时,第一辆车突然发生故障,整个队伍不得不停下来检修。这是傅善海事先安排好的。趁着前车特务下车查看的机会,后车上的一名特务迅速解开了张炯手上的绳索,并低声说了一句:"数到一百就跑。"
当其他特务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故障车辆上时,张炯猛地推开车门,朝着北市街的方向跑去。清晨的街道上已经有了不少赶早市的百姓,张炯趁着人群的掩护,迅速消失在了街巷之中。
特务们开枪追赶,但街道上的行人造成了混乱,他们不敢贸然开枪扫射。很快,整个蚌埠城都陷入了戒严状态。日军宪兵队派出了大量人员,在城内展开地毯式搜索。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张炯已经通过傅善海预先安排的路线,躲进了城北一家染坊的地窖里。这家染坊的老板是傅善海的一个旧识,平时就经常为地下工作者提供帮助。
就在特务们在城内四处搜捕的时候,傅善海正在任公馆应付日军宪兵队的盘问。他不得不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看管好这个重要犯人。为了摆脱嫌疑,他还主动请缨,带队搜查了城南一带。
当天下午,在染坊老板的帮助下,张炯换上了一身商人的装束。傍晚时分,他混在运送布匹的骡车队中,成功离开了蚌埠城。三天后,他终于回到了新四军的根据地。
五、后续余波
1943年3月初,张炯的成功脱逃在蚌埠城内引发了一连串的变故。日军宪兵队对任公馆展开了大规模清查,多名工作人员被停职审查。傅善海虽然暂时躲过了怀疑,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监视。
特务处的许看守在一次例行审查中露出了马脚,被当场逮捕。经过严刑拷打,他供出了协助张炯逃脱的部分细节。日军随即扩大了调查范围,开始排查与傅善海有关的所有人员。
3月15日,染坊老板被带走审讯。虽然他始终没有承认参与营救行动,但整个染坊还是被日军查封。与此同时,特务处在城南的茶馆中发现的那些情报文件,也被送到了日军特高课进行分析。
4月初,日军根据情报内容,锁定了几个可疑的情报传递点。在一次突击检查中,他们在城东的一家杂货铺中抓获了李国华。这位伪省政府的报务员刚刚复制完一份电报内容。
李国华的被捕给整个情报网带来了严重打击。为了确保安全,其他成员不得不暂时中断联系,改变了原有的联络方式。陈守山被调离了档案室,王德明也被日军调往徐州。
傅善海面临的处境越发危险。5月中旬,他的一个手下在审讯中承认看到过傅善海经常在深夜翻阅机密文件。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日军的警觉。
6月1日,日军宪兵队突然包围了傅善海的住所,准备将其逮捕。然而,傅善海早已得到风声,提前一天离开了蚌埠。他先是躲在郊外的一处农庄,随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移到了淮北根据地。
傅善海离开后,日军对任公馆进行了彻底改组。原有的工作人员大多被撤换,档案室的文件被全部转移到日军司令部。这个运作了近一年的情报网,表面上看似已经瓦解。
然而,一些核心成员依然在秘密活动。王德明在徐州继续担任翻译官,利用职务之便收集情报。陈守山虽然被调离档案室,但他在任公馆多年积累的人脉仍在发挥作用。
到了1943年底,这些分散的情报人员逐渐与新的地下工作者建立了联系。他们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传递情报,不再依赖固定的联络点,而是采用多重转手的方式。
1944年初,新四军情报部门收到了一份来自蚌埠的详细报告,内容涉及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路。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正是仍在坚持工作的王德明。他利用在徐州的职务便利,掌握了大量日军调动的信息。
这些幸存的情报员继续在敌占区活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即使在情报网遭受重创后,他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场隐秘的战斗。而当年的许多细节,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逐渐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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