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四人加盟八路军办事处，“八办”为何如此重要？
学术
2024-11-12 22:16
福建
延安时期，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因为德高望重、资历较深，被党内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可是这“延安五老”并非始终在延安和边区投身革命，有段时间，“延安五老”中有四老都先后离开延安，到国统区开展工作，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让中共派出了四位元老级人物？这要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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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开启。在表面上，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最初摆出了一副和睦中共的面孔。为了适应举国抗日的局面，便于八路军同各方打交道，办理后方事宜，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从此，各地“八办”纷纷开张。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曾经在国统区设立过类似办事机构，即西安红军联络处，这也是“八办”的前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邀请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西安红军联络处换了个牌子，就成为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全国各大战区，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等主要城市，也都陆续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为了经营好“八办”，不仅需要能征善战的中共将领，更需要一些特殊人才，为此，“延安五老”中的四老先后走出延安，参加“八办”。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到长沙、谢觉哉到兰州、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创党元老董必武则到了重庆。四老都是辛亥革命元老，即使面对国民党高层也是老资格，许多党国要人见到他们，都要立正敬礼！无论公开还是私下交往，都十分方便，也有利于与各方面沟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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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的共产党，此时已不再对国民党当局心存侥幸和幻想，虽然有了合法身份，但除了用明面上的“八办”牌子公开联络国民党爱国人士以外，同时还继续秘密发展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甚至还有海外党的机构。中共中央社会部也借助“八办”，掩护身份，突破监控，开展情报工作，并把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八办”，就像浮在水面的小船，船上承载着公开的统战工作，船下隐藏着秘密的情报工作。![]()
对此，专职反共的国民党中统首脑徐恩曾倒是头脑十分“清醒”，他心里明白，眼下虽说是国共合作，自己依然不能忘记“剿共”老本行，只不过要适应形势，变换一下“斗争方式”。于是，各地“八办”驻地周围热闹起来，卖烟的、修鞋的、拉车的、测字的、扫街的，到处都是特务眼线。对于共产党的公开机构“八办”，国民党不能大摇大摆公开取缔，却时时不忘秘密监控。一次，周恩来需要约见一位朋友，李克农陪同前往。周恩来的汽车刚刚出门，特务的汽车就盯上了。李克农指挥司机加速行驶拉开距离，待到与朋友的汽车并行之时，周恩来迅速下车登上另一辆车。等到特务的汽车追上时，周恩来已经不见踪影，轿车则停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李克农向特务招呼：“不忙就来帮我们修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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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各地“八办”逐渐从台前转入幕后，重要干部分散到各地，保存了革命火种和隐蔽力量，反而形成了党在各地的星火燎原之势，这也是蒋介石无法想象得到的。抗战期间，各地的“八办”不仅是转运粮饷的后勤机构，党的干部和知识青年人员进出延安的中转站，也是中央社会部伸到各地的关系网。“八办”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多方面任务，使偏居西北的中共中央有了望眼世相、广交朋友的窗口，不但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立下了战功，更为中国共产党在统战领域和外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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