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晓玮：桃花诗与梅花诗的演进，以及梅花诗到宋朝登峰造极的原因初探

一、前言：

中国有两种花，都是发源于中国的本土植物，她们同属蔷薇科李属植物，花朵都不大，算不上艳丽，然而，她们却是中国文字记录最早的花种，而且，都成为了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争相歌颂的花种，她们就是桃花和梅花。

甲骨文中并无桃、梅二字，桃、梅二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

桃花，其名来自于《诗经 · 周南 · 桃夭》。

梅花，其名来自于《诗经 · 召南 · 摽有梅》。

可见，桃花、梅花属于同科同属植物，植物分类上亲缘关系很近，文化萌生上亲缘关系也很近。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源头处，中国先祖对桃花与梅花的认知就已经有了细微差别。《桃夭》是以桃花比喻年轻出嫁的美女；《摽有梅》是以梅子比喻年轻待嫁的美女。一个是新娘，一个是剩女；一个是以花比喻，一个是以梅果比喻。随着时代演进，桃花、梅花深深植入中华文化当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替代的元素。

显然，桃花作为一个自然意象，用于代表美女，更容易被接受，更深入人心，而以梅子这个意象代表美女，则有点差强人意。故而，文化启蒙阶段，桃花诗大行其道，而梅花则常被忽视。

这也难怪，梅花并不显眼，她没有菊花的灿烂鲜亮，没有牡丹的富贵娇艳，也没有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即便是桃花，也远比梅花艳丽，比梅花吸引眼球。然而，随着时代演变，特别是到了宋朝，梅花诗异军突起，登峰造极，不仅取代桃花诗，成为文人墨客的最爱，更是位列百花诗之首。

那么，梅花这种人文意象是怎么演变来的？为何最终超越桃花，超越百花，成为文人眼里的最爱？本文就这个问题尝试做一初步探讨。

二、桃花诗与梅花诗的演变

无论哪个民族，描写美女的意象，一定都与美相关，所以，要探究桃花运与梅花运的演变，首先需要先探究一下美的起源问题。

1.美的起源

远古时期，劳动生产力低下，婴幼儿夭亡率很高，成人死亡率也很高，人口就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关乎着一个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繁衍生息就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之一。

由此，凡是代表食物，有利于繁衍生息的物象，在远古人类眼中，就都是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看到树木、绿叶、鲜花，都觉得很美的原因，除了被其色彩鲜艳所吸引，还立马能联想到果实，而果实是原始社会最重要的食物，有证据表明，原始社会，就数量而言，打猎所得，远不及采摘所得。

桃树属于中国本地物种，在中原地区很常见，成片出现，桃花繁花似锦，夺人眼球，是典型的具有明确的食物联想物象，人们看到了桃花，就会条件反射想到秋天能结桃子，桃子能吃，就能养育人口，因而，桃树、桃花、桃子，就自然地具有了繁衍生息的意象，因而，也就具有了美的意象。

人类女性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体，特别是在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样的认知更具有普遍性，因而，在原始社会，女性既代表了美的化身，也代表着人类的生产力。如此，把桃花当作美女的意象，也就自然而然的能为人们所接受。

2.桃花运大行其道

中国文化史上，最早将鲜花作为美女意象的吟花诗是诗经里的《诗经 · 周南 ·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首婚礼赞歌，反复吟唱，具有歌词的一切特征，从中可以窥见古人载歌载舞，夹道迎接新娘的喜庆场面。

我用今天的白话文翻译一下，来看看这首“桃夭”究竟说的是什么：

（这个姑娘呦，她有）桃花怒放般的美貌，生机勃发，火样年华。

快领她回家，她能旺夫也旺家。

（这个姑娘呦，她有）桃花怒放般的美貌，能结硕果满树桠。

快领她回家，她能给你生娇娃。

（这个姑娘呦，她有）桃花怒放般的美貌，能开枝散叶像流霞。

快领她回家，她能让你家人丁兴旺满天涯。

“桃夭”巧妙且自然的将桃花与美女、新娘、生育后代、繁衍生息串联在一起，让人有无尽遐想，毫无违和感。

“桃夭”直截了当地用桃花这个意象当作美女，反复歌唱，就像广告词，广而告之，桃花就是美女，用一个现代词汇，桃花就是美女的LOGO。

正是这首“桃夭”，运用比兴手法，巧妙的将美女与桃花捆绑在一起，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圈中，桃花意象，乃至于，很多鲜花意象，就都能代表美女了，桃花运，也就成为女人缘的代名词。这一文化特质，我们今天信手拈来，用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因为她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桃夭”。

之后，桃花诗大行其道，桃花运成为每个青年男女的梦想，以至于今天，很多地区仍保留有这个文化习俗，比如，我来到岭南后发现，岭南地区适龄的未婚男女，在春节期间，会从花市买一株桃花摆放在家中，期待着来年能有桃花运。实际上，家里摆上一株桃花，就相当是做了一个广告，告诉来家里拜年的客人，这个家里有待婚的年轻人，拜托，有合适的就请给介绍一下。

那个年代，桃花诗很多，我们选两首有代表性的桃花诗，来分析一下，一是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二是唐 · 无名氏的《金缕衣》。

题都城南庄

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金缕衣

唐·无名氏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请注意其中的细微差别，如果说崔护是将桃花委婉的比喻成美女，感情委婉含蓄，那么，《金缕衣》则是女性自己的口吻，直截了当地用鲜花代表美女，淋漓尽致，乐府风韵浓郁，感情充沛热烈，可以反复吟唱。

由此，鲜花美女，就成为人文意象绝配，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美女、桃花这两个意象，也成就了中华文化输出的一个典范。美国有个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是个中国古典诗歌迷粉，极力推崇中国的意象手法，并创立西方意象诗派，1968年，获得博林根诗歌大奖。

他最著名的一首作品，要属意象派名作《在地铁站内》（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我尝试直译如下：这些人面在人群中闪现，湿漉的黑色树桠上花瓣数点。

稍加意译如下：熟悉的面孔在人群中闪现，温湿的黑色树桠上桃花数点。

全诗仅仅两行14个单词，就是学习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后，采用同样的意象手法来创作的。据说，最初是三十行，经过诗人一年的推敲、炼字，浓缩成了这两行，可谓惜字如金，字字经典。假如崔护泉下有知，定会欣然笑焉。

3.梅花的出身不好

并不是所有的花儿都能与美女挂钩，都能代表美女，梅花就是这样很难和美女挂钩的花儿，这与梅花的出身有关。梅花出身于《诗经·召南·摽有梅》。

诗经·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白话文翻译如下：

梅子纷纷落地，树上还剩七成。对我有意的小伙子，莫要耽误良辰。

梅子纷纷落地，枝头只剩三成。对我有意的小伙子，今儿切莫再等。

梅子纷纷落地，收拾要用簸箕。对我有意的小伙子，快说莫再迟疑。

显然，这个《摽有梅》女与《桃夭》女无法相比，天生就居于劣势地位。原因如下：

首先，《桃夭》以桃花比喻美女，鲜艳美丽，梅花没有桃花鲜艳，《摽有梅》只好另辟蹊径，以梅子比喻美女，气势上就输了一筹。然而，即便是果实，梅子味道和桃子的味道也不可同日而语，梅子在没有充分人工筛选时，其味道酸涩，难于下口，远古时期，没有醋，梅子就被当作佐餐酸味料，比如，《尚书·说命下》有言：“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桃保人，杏伤人，梅子树下埋死人。意思是桃子吃再多，也不会闹肚子，梅子吃多了，可能就会死人，这也是人们更青睐于桃子，而不是梅子的原因。由此，先秦时期，人们看到梅花，很少能产生食物联想，也很少能产生繁殖联想，也就不算是美的意象。在人们的常识认知中，梅子就不能与桃子相提并论，梅花在桃花面前，低人一头，在果实上，梅子更是低人一头。

其次，《桃夭》女不仅美丽动人，还是正在出嫁的新娘，自然让人遐想连篇，祝福多多，而《摽有梅》女却是个先秦剩女，其急于寻找个夫婿，将自己嫁出去的心情，昭然若揭。

第一段，《摽有梅》女看到树上梅子还剩七成，心中已然有些着急；到了第二段，树上的梅子只剩下三成，《摽有梅》女开始焦急；第三段，《摽有梅》女不再关心树上还剩下多少梅子，因为她知道，树上已经没有梅子了，显然，她有些绝望了，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

整首诗以“赋”的铺陈手法，用层层递进来表达《摽有梅》女的心理活动，从期待到焦虑，又从焦虑至绝望，其心路历程极为坎坷。

显然，以梅子作意象的《摽有梅》女，比起以桃花作意象的《桃夭》女，一个是剩女，一个是新娘，一个是近乎失败者，一个是明确的成功者，基于实用主义而言，人们更容易接受《桃夭》女。

这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桃花运”大行其道时，桃花的地位远高于梅花，梅花并不受人青睐，难入法眼，

4.梅花诗的崛起

梅花与美女无缘，却得到文人青睐。梅花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后来的中国文人一手炮制的！

历史上，第一个将梅花与人文情怀挂钩的是北魏诗人陆凯，他的《赠范晔诗》，写于公元501年，比起《桃夭》、《摽有梅》，已经是非常晚的事情了。

让我们看看，这首诗写的是什么。

赠范晔诗

陆凯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很明显，诗中的梅花与美女毫无关系，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陆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过美女，只是向老朋友报告春消息。

我们再来看两首南北朝的咏梅诗，其意象也是大同小异，与美女无关。

梅花落

鲍照

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

梅花

庾信

当年腊月中旬，已觉梅花落完。

不信今春开晚，同来雪里探看。

树儿颤动冰落，枝高出手冷寒。

早知觅花不见，真悔衣着薄单！

李唐时期，世人皆爱雍容华贵的牡丹，虽然有也不少咏梅诗，但唐人咏梅，缺乏热情，道不出梅花的超然风韵。

进入宋朝，风云突变，世人喜爱梅花到了近乎痴狂程度，梅花诗，梅花词，犹如井喷，数不胜数。林逋对梅花尤其痴迷，其《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一出，轰动一时，此时说梅花诗词占据了中国诗词顶峰也不为过。“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遂成为梅花的专用词，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过。

山园小梅二首·其一

林逋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梅花清艳幽冷，朦胧月色之下，波光清浅，梅花、溪水、明月三者互相衬托，着实一个幽美明净的世界，梅花的冷峻孤峭、清香闲雅之姿惟妙惟肖。

由此可见一斑，宋朝人对梅花的痴迷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广植梅树，人人写梅花诗，人人唱梅花调，咏梅诗地位之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不仅将梅花列为梅兰竹菊四君子第一，岁寒三友梅松竹之首，而且将梅花与高洁，低调，谦虚与坚强挂钩，进而与文人气节和风骨挂钩。当时的文人圈里，如果你不写几首梅花诗，不填几阙梅花词，就好像你不懂梅花，你都不好意思在圈子里混，世家大族，如果不在家里挂几幅梅花图，悬几幅有关梅花的墨宝，都不好意思在这世界上行走。以至于随手拈出几首宋人写的梅花诗，都是绝世珍品，比如：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雪梅·其一

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临江仙·探梅

辛弃疾

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

剩向空山餐秀色，为渠著句清新。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

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黄庭坚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那么，宋朝文人为什么如此青睐梅花呢？

5. 梅花的人文情节

宋朝知识分子如此青睐梅花，有如下几个原因：

（1）先秦时期知识分子享有古典自由

周武王克商之后，周天子奉天承运，掌管天下，天下太大，管不过来，于是，创建分封制，分封诸侯国，国君掌国，国之内，分封诸家，家君掌家。士属于最底层贵族，分封制度到了士这个阶层就结束了，士没有分封，就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平民阶层之首。

也正因为没有分封土地的束缚，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别人管不着，因而，他们很自由，这种自由，我称之为封建王国的古典自由。

没有分封的土地，士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技能来挣一份生活，正所谓：学好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于是，士拼命也要学会一项真本领，因为那是他们吃饭的依凭。士有了本领，就可以自由选择，应聘家君、国君，服务于家、国，君选择臣，臣也选择君，那个时代的士是很牛的，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地位很高，礼贤下士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对士不礼貌的国君都会遭人耻笑的。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士为哪位君主工作都可以，因为都是为天子工作，因而，都没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就是古典自由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士多是“外国移民”的原因，比如孙武、孙膑、伍子胥、吴起、商鞅、李斯等，无论他们在那个国家服务，都是在为周天子服务，因此，就不是“汉奸”，就没有“叛国”之说。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也才有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随着社会进步，士阶层也有了更细致的分工，比如谋士，学士，硕士、博士，儒士、隐士，侠士，战士，勇士，道士，烈士等。

于是，古典自由之下，士为天下谋就成为主流的道德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士阶层的最高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成为了士的精神写照，那个时代的士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他们是骄傲的，是让人羡慕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士的涵义也逐渐外延，渐渐成为了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2）周秦之变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古典自由

周秦之变是一场根本变革，是制度变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没有之一。

秦统一东方六国之后，中国由封建王国进入专制帝国时代。帝国专制之下，没有了分封的国和家，天下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皇帝的利益就是最高利益，古典时期为天下谋的思想，此时再无市场，为皇帝一个人谋，才是“正道”。

士因而失去了个人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君主只有一个，士再也不能主动选择君主，只能被选择，唯一可以主动选择的就是要么低下骄傲的头颅，要么消极避世。

毛泽东主席有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粪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秦制至今，从未变过。

秦帝国之后，古典自由永远远离了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也永远失去了自由，除了短暂的“五四”时期。即便是短暂的“五四”时期，也创造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时代，由此，创造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自由，就会时刻怀念曾经有过的自由，这种怀念是苦涩的，是无奈的，但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是精神需要，是精神寄托。

失去了自由的土壤，消极避世就成为部分士的选择。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避世，需要得到心理安慰，需要孤芳自赏，需要顾影自怜，才能达到心灵的平衡。孤独、圣洁、骄傲，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的梅花，就进入了避世者的法眼，就成为情感寄托的物象，帝制下的文人，正是一群有这样心理需求的人，于是，梅花和文人惺惺相惜，有了结合的基础，于是，梅花登堂入室，进入中华文化舞台的中央。

（3）古儒与犬儒之变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尊严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了秦帝国，演变为法家独领风骚的局面，儒墨道三家惨遭失败，都进行了深刻反思，结果是，道家更加避世，趋向于隐士，炼丹求仙，墨家则向侠士转变，转为游侠阶层打游击，专为底层民众打抱不平，其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梁山好汉，面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儒家则暂时偃旗息鼓，等待机会，毕竟，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承秦制，但毕竟暴秦概念已深入人心，为示区别，需名正言顺。这时候，一个大儒叔孙通抓住了这个机会。

叔孙通，先秦博士，后附项羽，再投刘邦，叔孙通上表刘邦说：陛下已是帝国皇帝，和您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开国功臣们，不能再像小时候和你称兄道弟、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君君臣臣，要分清楚，君有君威，臣有臣样。邦大悦，便请叔孙通为汉帝国制定朝仪。从此，萧何、周勃、灌婴等，再也不敢和刘邦勾肩搭背了，见了刘邦，除了恭敬有加，辅以君臣礼外，再不敢造次。

刘邦感觉很爽，于是开始重用叔孙通及其从鲁地延揽过来的几十位儒生。为保住儒家火种，叔孙通们灵活求变，将孔孟的古典儒家思想与法家的帝王之术结合起来，向皇权低下了古典儒家那高贵的头颅。

至董仲舒，更是将法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揉进儒家学说，形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新儒家学说，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汉武帝认可和支持。而这三纲严重背离了孔孟的古典儒家学说。

这是中华文化史、思想史上最大的变故之一，一是，面对强悍的皇权，初汉时期的儒士们选择了低头屈服，并借机将变形后的儒家私货，揉吧揉吧，塞进了皇权统治思想。二是，独尊儒术，就是统一思想，再无百家争鸣，再无百花齐放，由此，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步入了下滑轨道，至明清，至现在，还没触底反弹。

从此，外儒内法，就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皇权统治的不二法宝。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宗教，能如此成功禁锢全体人民思想的，也仅此一家，即秦之后的中华帝国！

至于儒家，也从养浩然之气的古典之儒，蜕变为仰人鼻息，投机钻营的犬儒。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儒士，深知这一套已与古典儒家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他们选择了忘记，忘记了为天下谋的初心，忘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失去了尊严。

无疑，这是一个悲剧，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帝国专制下的必然结果。从此，曾经群星灿烂的中华古典文化，其光芒渐渐变暗、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生气，缺乏创新能力的专制文化、统一思想，偌大中国，上下四方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忠君爱国。忠君是实，爱国是虚，鲁迅先生从这些字缝里只读出了两个字：吃人！可谓深刻至极。

至明清，帝国专制达到顶峰，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也步入死寂状态，最终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明面前，完全不是对手，一路溃败，只有招架的份。  

失去尊严的知识分子，无奈又无辜，急需精神寄托，于是，天生傲骨的梅花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他们的笔下，梅花就是他们的精神象征，对于梅花，他们毫不吝啬赞美之词，也许这样，才能稍许抚平他们那满是伤痕的心灵。

（4）知识分子的选择与代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两千多年前的声音，穿透时空，飘到我们的耳中，犹似铜鼓铁锤，振聋发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古典之儒、古典之士的写照，这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便在帝国专制下，这人性的光芒，还不时的在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激荡。

一方面是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选择自由…，一方面是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帝国专制，它不允许你有自由。面对这二难推理，士们度过最初阶段的痛苦与挣扎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多数士放下自己的身段，选择放弃理想，放弃自由，屈身为皇权服务，但内心是挣扎的，于是乎，扯过一杆忠孝廉耻的大旗，来作遮羞布，以遮挡那无尽的耻辱，并用口吐莲花，严丝合缝的锦绣文章，论证了为皇权服务就是为天下服务的理论，彻底麻痹自己，以减轻内心的痛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其中代表。

我们不能对范仲淹为代表的士有过份的苛求，在皇权淫威之下，他们几乎做到了最好。他们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选择了“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将军白发征夫泪”，是真正的宰相情怀。

无论如何，即便是帝国体制下，士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以天下为己任仍然是士心中的梦。尽管也有部分士在权贵面前选择了苟且，但是，每当中华民族遭遇苦难时，最先挺身而出的，还是这些士。文天祥笔下的“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正是这样的写照，他自己也成为了“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士之一！

也有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也有不肯同流合污者，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选择了不合作，不作为。代表气节风骨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就成为了他们精神的寄托，比兴的对象。尤其是不与百花争芳斗艳，于寒风大雪中绽放的梅花，更受到士的青睐。

皇权专制下，崇尚梅花文化，是痛苦文人的无奈选择，也是失去尊严的文人的麻醉剂。帝国专制之下，知识分子的无奈，以及做出的妥协和选择，成为了梅花诗繁盛的温床和土壤，有人做过统计，有史以来，有关梅花的诗词，比所有其它花卉的诗词总和还要多。

梅花诗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文人炮制的结果。

（5）为何梅花文化在宋朝达到极盛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几乎在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宋朝都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工商业高度发达，GDP水平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如此富足，宋朝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士们的收入丰厚，除了养活一家人，还足以养活一个私家戏剧班子，来排演自己新创作的诗词。西方史学家曾自嘲：“汴京一个门吏收入都比欧洲的国王收入高”。

宋太祖“不杀士”的国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皇帝分权于士，共理天下。

秦帝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得到过这么高地位！因此，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是最幸福的，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庙堂之上，与皇帝平等辩论，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只限于政见不同，没有肉体消灭，最多是贬谪。

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政见上不同，但私谊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是政敌王安石。

那是一个君子的时代！

宋朝还曾拥有中国历史上相对成熟的政党政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又是最痛苦的。

这是因为军事上，宋是弱宋，屡遭外族欺凌，先是辽，后是金，最后是更强大的蒙元，其间，连最小的西夏也打不赢。

知识分子，给点阳光就灿烂，更何况，大宋给予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些许阳光，还有实实在在的财富和尊严。宋朝的知识分子和皇帝分治天下，完全把皇帝当成了自己人，把国家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情，国家有难，知识分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个个热血沸腾，恨不能立马提刀上战场，为国争光。于是乎，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醉里挑灯看剑，沙场秋点兵”，就成了宋朝文坛的主旋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成了遗嘱样板。

崖山之战失败后，宋人不愿投降，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皇帝，不满8岁的赵昺投海自尽，十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中华上下五千年，如此壮烈者，仅此一例。这就是宋朝的君臣关系，这就是宋朝的士的赤子之心，君臣同心。

如果把眼光放到1644年4月25日那个早晨，走投无路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独自走向煤山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系带自尽，身边仅有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监，就知道明朝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多么不地道，君臣早已离心离德。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大宋皇家待知识分子不薄，大宋知识分子也就待皇家如己家。然而，国家军事力量羸弱，屡遭他国欺负，国家战略又是以和为上，大宋知识分子徒唤奈何，“可怜白发生”，但报效国家、报效皇帝的机会始终没有到来，留下的都是惆怅和遗憾！惆怅遗憾之余，把梅花请出来，一番倾诉，心情会好很多，于是，梅花文化至宋达到了顶峰，以致于有了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终生不仕不娶。

这就是中国梅花文化的历史根源，这就是梅花诗到了宋朝达到鼎盛的原因。

三、结语

桃花、梅花，同为蔷薇科植物，都起源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如今，都是人们最喜爱的花卉。桃花与美女结缘最早，成名也最早，广为中国人接受。梅花自南北朝时期才与文人结缘，经过唐朝铺垫，至宋达到极盛，深入人心，至今不衰，其精神内涵与影响度，也早已超越桃花文化，成为百花诗之首。

梅花，既是文人精神的寄托，也是历史变迁的产物，是中国文化最鲜明、最无奈的特征，至今不仅不衰，还有日益强化的趋势。

梅花的孤芳自赏，高洁，谦虚，坚强，让文人产生共情。她的凄美，更让人动容，无论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还是反其意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本质表达手法是一样的，都是凄美。凄美，是最动人的，是知识分子的最无奈的归宿和解脱。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就是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