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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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食堂究竟维持了多久吃饭不限量？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视察冀鲁豫农村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不久，人民公社运动席卷中国农村，四处响起“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等口号。
吃饭不限量只维持不到半年时间。
最近一些地方又搞起了公共食堂，萨沙就说一说50年代公共大食堂吃饭究竟要不要给钱。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附带品，而人民公社则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一种尝试，时间是1958年。
搞人民公社的前提，是农村实现公有制，土地归国家所有，所有生产资料也是国家所有，农民被国家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
最初，农村集体化是按劳分配，也就是农民干的越多，就得到的越多。这种按劳分配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大家收入差别不大，只是吃大锅饭罢了。
对此，毛泽东等领导人仍然不满意，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农业的一种残余。
就毛泽东来说，他一直向往按需分配的军队配给制度，而不是分级、按劳的工资制度。
这里就要提一提，太平天国时期的圣库制度。
太平军从广西转战到江南地区，如何维持物资供应就是大问题。
杨秀清等人建立了圣库制度，也就是一切缴获归太平军公有，随后对官兵和随军家属进行配给制度。
每当太平军攻占城市，他们都会将城内的金银财物、粮食等洗劫一空，然后交由圣库统一管理。
太平军官兵不得有私人财产，一切吃喝用度都是配给制度，从圣库领取。
自然，圣库制度是存在于太平天国初期。到了中后期，太平天国各级将领和大臣都保留巨额私人财产。圣库配给制度只是针对最底层的士兵和平民，还少得可怜，往往只能吃粥度日。
不过，至少在太平天国初期，圣库制度保证了太平军的有效作战以及政权的稳定性。
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均是配给制度，中共各级官员在建国之前也都是配给制，同圣库制度差不多。
建国后，情况有所改变，24级工资制于1956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从第1级的594元到第24级的45元有着非常详尽的划分。
不过，24级工资只是局限于城市，农村没有这种东西。
建国之前，中共之所以得到农民支持，最大原因是搞打土豪分田地，将大量地主和富农的田地免费分给中农和贫农。
所以，建国以后考虑到农民可能会反对，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改革。
以北京郊区农村为例，1950年开始到1952年，农村成立了互助组，进行土地公有制的预演。
到了1953年到1955年，农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被组织起来集体干活，粮食销售也开始统购统销。
到了1955年到1956年，农村又成立高级合作社。1957年前，北京郊区的农民基本全部入社，全国也达到88%以上。农村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制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高级合作社的资本主义尾巴是：合作社抽出一部分土地（称“自留地”）分给社员个人种植蔬菜，其数量根据合作社土地资源多少，按家庭人口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5%。入社的大牲畜、大农具和非农业工具有偿转归集体所有。其办法是按当时当地正常价格定价，分期偿还。社员私有的成群牲畜，一般也按当地当时的正常价格作价转为集体所有。
即便是高级社也并非是配给制度，大体秉承着多劳多得原则。
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写到：合作社全面实行‘按劳分配’，即合作社的收入扣除缴税、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余全部实物和现金都按劳动日平均分配。”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看来，这种制度同共产主义差距很大，只有按需分配的配给制度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
这就是人民公社出现的理论根源。
而人民公社和之前高级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
1958年6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然而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截至1958年年底，中国大陆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个人民公社，全国99%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公社。
对此，老大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持反对态度。
赫鲁晓夫曾公开表示，人民公社是苏联玩剩下的东西，也是一个失败的东西，最终会沦为人人不干活的养老院，导致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谈到：“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1958年12月4日，赫鲁晓夫与美国参议员汉弗莱在克里姆林宫谈话时表示：“公社制度今天对苏联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错误的。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赫鲁晓夫也没有想到，中国搞人民公社的后果会严重的多。
由于1年前中国刚刚进行过反右斗争，国内大部分反对者的意见，只是停留在内心中。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允许农民私有财产。
于是，农民少数自留地被取消，家里的口粮乃至锅碗瓢盆甚至吃饭的桌椅都被认为不需要保留，全部交公。
一些政治积极性高的地方，更是做到了极致。人民公社的社员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和身上的衣服以外，其余东西统统上交。
以往的中国存在反对党、反对人士，他们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会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
在1958年，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随着1957年大约55万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被认定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谁还敢说反对意见。
在民国时期，民间有大量独立运作的报纸，中共建立一些报纸伪装成民间报纸大肆抨击国民政府各种政策和社会阴暗面。
在1958年，报纸已经成为宣传工具，是政府的口舌，不再具有真正的监督作用。
这些事情的出现，导致政府纠错能力出现了严重问题，也为后来的大规模灾难埋下伏笔。
在1958年，人民公社办的红红火火，各色人等一味歌功颂德：1958年“大跃进”的当时，在全国率先实行供给制的还有安徽省无为县的响山社，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 响山社实行供给制，一方面贯彻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包含有若干“按需分配”的因素，体现了“各取所需”的方向。用“供给制”进行分配的办法，开始就受到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后来一小部分富裕中农也 满意了。响山社社员用自编的民歌赞颂“供给制”道：“发米发柴又发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烟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带挂面。到热天，发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发毛巾，发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能支钱，生了孩子更安全。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男女老少喜洋洋，高高兴兴忙生产。要互助，心相连，响山变成幸福山。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开始乘坐火车在中国各地巡游。
1958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当他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便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了三国时的张鲁，随后又批示印发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给与会者。毛泽东把张鲁誉为中国古代倡行“共产”生活的先驱。
张鲁是三国时期汉中的一个道教军阀，在控制地汉中实现了一些政教合一的政策。
不过，毛泽东认为“张鲁搞吃饭不要钱，不过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而是在饭铺里搞，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先河”则是错误的历史观点。
实际上，张鲁从未搞过吃饭不要钱，只是在汉中境内部分大路边的饭店，设置一些免费的粮食，供给来往的旅客食用。
这些免费粮食不针对普通平民，只针对旅客。在三国时期，各地人员基本不流动，所谓的旅客就是逃难到汉中来的灾民。
在人口锐减七八成的三国时代，人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汉中地处中国西北角，和平时期根本没有人随便来这里定居。
于是，张鲁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增加汉中地区人口，才设置这种制度吸引难民，仅此而已。
在张鲁看来，使用一点接待用的粮食，就能得到宝贵的人口，实在是非常合算的生意。
毛泽东定性以后，各地的大食堂纷纷办了起来，这就是按需分配的具体表现。
于是，农民在大食堂吃饭是根本不要钱的，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各种报纸传媒又开始歌功颂德：《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奇闻。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 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这307个食堂，有279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的制度。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 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有214个食堂做到一个月90顿饭菜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是把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细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白面擀得像薄纸一样，然后把拌好 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到了1958年底，全国已经有360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在食堂吃饭。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粮食产量已经出了大问题。
虽然建国多年，我国农业没有大的进步。
当时河北省的小麦真实平均亩产仅有135斤，玉米和高粱为140斤，只有红薯为1600斤。
由于人民公社运动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既然干多干少都差不多，谁又不是傻子，何苦卖力干活呢？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同样一块田采用精耕细作和胡乱耕种不同方法，产量可能有五到十倍的差距。
大跃进期间农业产量没有进步，反而还迅速后退了。
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到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
当时中国有6.7亿人口，相当于每人平均仅有400多斤粮食。除去工业用粮、政府战略存粮、饲料用粮以及粮食加工时候的损耗，平均每人只有不到200斤，每天不到1斤，根本就吃不饱肚子。
由于地方大肆吹牛谎报产量，有的甚至上报数量是真实的10倍之多。这种情况下，国家对粮食真实产量掌握不足。政府一方面大量征收民间粮食，一方面还大量向国外出口。很多地方为了交纳吹牛的粮食数字，将农民口粮也上交了，顿时出现了大面积的粮食短缺问题。
在三年饥荒时期，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换句话说，在饥荒横行的1959年，我国尚且将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用于出口。
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仍然维持十分之一。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反应在大食堂上，就是维持不了多久。
其实，大食堂兴办初期粮食就是不足的。很多村子将农民口粮收到大食堂去，大部分农民家庭仅有几十斤存粮，富裕地区也不过二三百斤。那个时代，农民根本吃不饱肚子，干活的男性劳动力每天不过吃几两而已。
换句话说，大食堂一开始就搞不下去，只能期待后续政府拨给粮食。
响应国家号召的大食堂不能限量，很多地方农民都是不节制的狂吃一通。当时中国农民们大多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这些农民在大食堂里先狂吃大米白面，一口气吃光了以后再狂吃各种粗粮。
如果不顾一切的狂吃，人的食量是非常惊人的。
对于一个正常人，一顿吃一到二斤肉就难以下咽，食量大的吃火锅也不过吃3到4斤牛肉羊，肚子就会撑到不舒服。
然而浙江一个小伙子，在自助餐厅连吃15斤牛肉，把老板都惊呆了，也引起其他食客围观。正常来说，人类不可能吃下这么多肉。
后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刚刚进城几个月的民工，一直在工地上干重体力活。由于省钱寄回家，小伙子平时吃饭都选择最廉价的青菜豆腐，基本不碰荤腥。今天是小伙子的生日，为了犒劳自己就花钱吃自助餐，一口气吃了15斤牛肉。
这个小伙好歹平时能够吃饱饭，尚且能够这么猛吃，更别说当年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农民。
这样猛吃的村子，细粮和粗粮最多能够维持1到2个月的无限制狂吃。
湖北省委在后来的报告中承认：“由于‘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的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照这样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
当然，有比较务实的村干部，认为这样吃下去后果难料，偷偷留了一手。
在这些村子的大食堂内，采用细粮和粗粮搭配方式，而且男性壮劳力吃干饭，妇女、儿童、老人则吃稀饭。食堂虽不限制数量，毕竟可以节省不少粮食，肚子再大又能喝多少碗粥呢？
然而，大食堂粮食很快就出现严重问题。
细粮很快吃光，粗粮供应也出现问题。在大食堂初期，很多地方农民狂吃大米白面，吃对了胃口，已经不屑于吃粗粮。现在横竖没粮食，只能转而吃红薯、地瓜、高粱、玉米、南瓜等等，很快这些也吃不上了。
很多村子回忆，在1959年春节村里大食堂聚餐吃了最后一顿细粮，是之前特意留下的，随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大米白面。春节后没多久，大食堂连粗粮也没有了，只能被迫散伙。
这下轮到农民傻眼了。他们不但没了口粮，连家里煮饭的锅也没了，有的地方为了防止私下开火甚至砸了农民的灶。
一个老先生这么回忆：1958 年初秋，湘阴县开始大办公共食堂，上下到处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优越制度的具体体现，说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读书、看病不要钱等等。县委、县政府召开干部大会提出“一刀斩断私有制，开辟历史新纪元”口号，要在短期内取消四私（私人灶具、厕所、菜土、生产工具），全部收归公共食堂。由此，全县便大刮“共产风”：其一是到处拆房屋锅灶建居民点和公共食堂，农村以生产队，城镇以居委会为单位建公共食堂，住宿吃饭大集中，短期内建公共食堂14800多个，全县实现公共食堂化，几千年来的家庭体制解体；
其二是将合作化时分给农户的田土山水，房前屋后林木竹山、经济作物、蔬菜、私有耕牛农具、捕鱼工具等全部上收，私人户上的粮食、油盐、家禽、家畜、灶具餐具用具等都收归公共食堂，基本消灭了私有制。
其三是以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阵地，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时称为“三化”。因私人户上已无炊烟，男女老少集中到公共食堂就餐，都确定了基本口粮，男女劳动力基本口粮都与出勤日挂钩，考核出勤，天天考，月月评，到处贴有“前方战斗，后方关门”的宣传标语，没有出工的就扣饭，成为公共食堂的普遍现象。
这个老先生又回忆起大食堂：1958 年，湘阴粮食比上年增了产，公共食堂口粮还算充足，大锅饭也算有得吃，只是有米少柴，蔬菜油盐更是紧张。到了1959年春，青黄不接时，不少公共食堂开始闹粮荒。这年夏，东部丘岗地区连续130多天烈日大旱，74万多亩水田干枯，2000多个公共食堂20多万人连吃水都十分困难，粮食也大减产。这时县里却布置大搞反瞒产风，不少社队被迫虚报产量和社员口粮，公共食堂的粮油盐菜柴更为紧张，人民群众已经饥饿难耐。到1960年初，不少公共食堂每人每月只有 20斤稻谷了，岭北、长仑、桃林、白塘、范家园等地每人每月只有15斤稻谷，群众日食难求，劳动强度又大，公共食堂已难以维持下去。1960年全县粮食比上年又减产，有的公共食堂面临解散。有群众编顺口溜：“公共食堂是天堂，饭少冒菜一碗汤，油盐都冒得，生产禾里搞。”并写在食堂墙壁上，许多地方群众要求解散公共食堂自谋生路。
面对公共食堂的严峻形势，县委、县政府花了很多精力，采取三条措施保住公共食堂不散伙。一是加强领导。县成立公共食堂福利办，县委、县政府联合下文，指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不能解散，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办好。强调各公社党委都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要确定一名副书记专抓公共食堂，并规定所有社队干部和县里下乡的干部都要到公共食堂就餐，不准另开小灶，不准超吃口粮，拒不执行的要进行纪律处分。县委28名委员、近500名公社党委成员、850多名大队干部和部分县直机关干部都深入到困难大的公共食堂抓管理，当时名曰“干部下食堂，亲自抓厨房。”
二是大搞代食品。公共食堂口粮严重短少，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生存。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保命保畜（主要指耕牛）保劳动力”的口号，要求各级党委从两个方面维持食堂生活，一是千方百计提高出米率和出饭率。所谓出米率，就是把稻谷用水浸湿蒸，熄火后又加水再蒸，名曰“稻谷双蒸法”，双蒸后的谷易脱壳，每100斤谷可出米85斤左右；所谓出饭率即推广“双蒸饭”，先干米蒸，后加水再蒸，每斤米加4～5斤水，可出饭10斤左右。为此，县委、县政府还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但是这些“双蒸谷”出米后再成“双蒸饭”，虽然体积和重量增加，饭已不成饭味，而且含水分太多，吃下不久又肚子饿。二是大搞代食品，发动群众向荒山野地和湖洲水域寻找食物，用稻草、金刚刺蔸、红薯根、朱树、梨树、蓖麻叶等，提取所谓“淀粉”“乙蛋白”，加上各种野菜混和“双蒸饭”充饥，县委、县政府还总结了不少典型材料进行推广。“双蒸谷”加“双蒸饭”，各种代食品的制作都需要大量柴火，各个公共食堂派出的砍柴队伍连年刨山砍树，全县120多万亩山林都因乱砍滥伐，有林面积只剩30多万亩，到处是光山秃岭，而且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三是权力适度下放。1960年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都先后下达了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十大政策，湘阴县委、县政府把“办好公共食堂，建立小家务”作为一条重要措施，统一向公共食堂调配劳动力，划给适量土地，增加肥料，安排专人种菜、养猪、养鱼、砍柴、搞副业抓现金收入，要求每个食堂种菜一分地以上，养猪10头以上，公社、大队还向缺猪源的公共食堂下放2000头猪，作为“一平二调”的补偿。
此时，全县11300个公共食堂已养猪9.3万多头，平均每个食堂养猪8头以上。同时允许搞大集体大自由，给农民重新划给适量自留地，动员私人种菜度荒，发动户上养猪养家禽。这些措施虽然对维持公共食堂有一定的好处，但短期内难以见效。到1961年秋，全县的公共食堂便全部解散。
大办公共食堂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大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对人畜的损失都有目共睹。人们日食难求，谈何营养，大跃进中的劳动强度又大，男女老少体质普遍下降，抵抗力免疫力脆弱，疾病流行，尤其水肿病、妇科病、幼儿疾病十分严重，且得不到医治，还出现了麻疹、百日咳、脑膜炎、肝炎等传染病，死亡人数增加。整风整社中曾初步统计，死亡率上升，而出生率大大下降，全县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1960年全县总人口比1957年减少3万人，猪、牛比1957年减少60多万头。
水稻专家袁隆平回忆当年景况：“三年困难时期。。。。。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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