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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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未来应该怎样维持？1930年8月26日：《苏维埃土地法》颁布。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关键就在于土改，将土地交给贫穷的农民。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当年农业集体化是胡搞一通，搞出了三年饥荒的大灾难。
随后十多年中国农业非常落后，也都是拜农业集体化所赐。
这不是中国独有问题，苏联也是如此。事实证明所谓公有制的农业制度，只能是养懒汉和导致农业产量低下。
同时代，苏联的农业投入非常大，产出却很小，同西方国家根本无法相比。
据美国学者的估算，1977年苏联农业劳力的人均生产率只是美国的13%。
在沙俄时期和今天的俄罗斯时期，该国都是世界著名的粮食出口大国。
然而苏联时期的八十年代，该国粮食进口占到世界15%，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1985年进口粮食高达4560万吨，创造了历史记录。
事实证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有一定不足，比起当年农业集体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别的不提，大家回家问问老年人，看看六七十年代每年都能吃块肉，再看看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样。
言归正传，我们说正题。
在清朝灭亡的时候，中华民国人口大概是5亿多，其中95%以上都是农民。
表面上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可耕种土地却不多。
在清代嘉庆时期的1812年，中国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大概是7亿多亩，之后百年没有大的变化。
换句话说，按照5亿多农民来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只有1亩多土地，一家三四口只有几亩地。依靠区区几亩土地想要养活一家，除非不需要缴纳任何赋税，才能够让农户勉强糊口。
显然，即便当时就搞共产主义，将全国土地平分给农民，也是不够的。
这里，就要提一提中国封建王朝循环规律的重要原因，仍然是土地问题。
封建王朝刚刚建立时，国内人口通常不多。
如明朝建立初期，中国经过常年战乱，人口只有6000多万，土地兼并也不多。
此时农民手中的土地是够用的，能够维持生计。
200年后的明朝末期，全国人口猛增到1亿多。学者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
人口猛增到这种地步，即便将7亿亩土地平均分配，农民家庭也是难以糊口了。更要命的是，封建王朝最主要的社会资源就是土地，统治阶层王公贵族和地方豪强都会不惜代价兼并土地。
这就造成了全国农民严重缺乏土地，生活根本难以维持，王朝已经无法维持。此时又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小冰河时期自然灾害，明朝立即出现了严重的内部混乱，从内迅速崩溃了。
清朝初期因一系列灾荒、满清农民军的大屠杀，人口锐减到几千万，农民手中的土地又够用了。于是，同样的循环继续开始，直到清末农民手中严重缺乏土地，生活难以维持。
在1934年，根据学者钱俊瑞统计的数据，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然而，地主也没有很多土地。
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
外国学者巴克（Buck）1929年在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686个农场3,8258个农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是：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这说明了什么？
即便是地主手中也没有什么土地，农民手中土地就更少了。
中国土地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人口太多以及总耕地面积不足才是根本原因。
那么，是不是搞耕者有其田，将全国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就能实现农村富裕吗？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需要肯定的是，以往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甚至生产队，都属于瞎胡搞。
在70年代，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搞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前的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000多亿斤。搞了承包制度将土地分给农民以后，1978年就超过6000亿斤，到1996年更是突破10000亿斤大关。
然而，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这样每家每户只有少量土地的政策，是难以让农民致富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口为9.6亿，农民仍然有8亿，而全国可耕种土地增加到14亿亩。
那么，人均算一下，平均每个农民仍然只有2亩左右土地。
1982年中国平均亩产200公斤，也就是说农民人均粮食产量不过400公斤。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400公斤粮食也只能让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想要富裕仍然不可能。
所以，随后几十年出现了农民进城打工潮，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大约3亿人，这大大缓解了农村土地不足问题。
粮食亩产随后提高很快，1998年突破300公斤，到2018年达到374公斤，然而事实证明，在农村这样小规模种地，收入是很低的。
河南安阳一个农民小伙，计算过他家承包5亩土地的收入。账是这么算的：种一季小麦的收入按亩产1150斤、每斤价格1.12元算，一亩地的毛收入是1288元；种一季玉米的收入按亩产1250斤、每斤价格1.15元，一亩地的毛收入为1437.5元。一年两季，种粮的毛收入总共是2725.5，除去耕地、施肥、种子、播种、浇水、除草、杀虫、收割等成本935元外，纯收入约为1790元。
家里一共只有5亩土地，全年总收入不到9000元，根本不够一年的日常开销。
小伙子只得外出打工，土地留给年老的父母去种。
很多人认为中国农民不会种地，其实农村即便只有老人种地，大部分也是精耕细作。
中国目前的粮食亩产相当高，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以稻谷为例，中国稻谷亩产排行世界前七，2021年平均每亩为474公斤。
同一年，我们的邻国，也是世界稻谷大国日本的平均亩产为445公斤，韩国则为500公斤，产量非常接近。
而日韩均是世界上顶尖稻谷种植强国，足可见中国农民在稻谷种植方面已经很强了。
虽然亩产很高，可惜中国农民手中土地太少，导致总收入有限。
这么小打小闹的种地是不赚钱的，却不代表种地本身不赚钱。
农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可以一次经营上百亩土地，投资一些现代化的农用工具减少成本，种地还是能够赚大钱的。
按照一亩土地赚1000元来计算，如果有500亩以上土地，一年收入也超过50万。即便除去500亩的土地租金，仍然会有比较多的收入。
如果像美国大农场主一样，动辄就是几千上万亩土地，一年收入也会是相当不错的，还可以有大笔资金进行农业投资。
现代农业技术已经很成熟，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太多劳动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耕地数量最高的国家，总量超过1.577亿公顷，折合23.66亿亩，比中国要高得多。
对比中国有接近8亿农民（占人口的一半），美国农民仅有200万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
为啥？
由于农业技术发展，美国种田可以完全机械化，不需要什么劳动力。
《河南日报》高级编辑杨青平退休后去美国女儿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曾经采访过美国农场主。
这个叫马克·斯科特的农场主，拥有1万多亩土地。
在我们看来很惊人，然而斯科特在美国不算什么。美国有接近10万个农场主，都拥有万亩以上土地，占农户总数的58%。
夸张的则是下面这段对话：
杨青平问：你的农场这么大，多少人耕种？
斯科特回答：我和我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雇工，一共三个人。
这不是偶然现象，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如此。
日本有1.2亿人口，农村喜欢采用精耕细作的种植方法，需要一定的劳动力。然而日本农民总数还不到200万，只有总人口的1.5%。
韩国农民则跌破100万户，农业人口总量不足200万，占总人口3.8%。有趣的是，韩国农民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53%。
既然农业人口可以很少，也就是说中国同样具备土地集中起来经营的条件。
然而，目前的中国是不允许出现美国那种大农场的，也就是一两个农户拥有几千甚至上万亩土地。
原因如下：
第一， 土地制度一旦变革，会动摇根本政治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也是得到农民支持的重要手段。
今天的互联网上，进城打工农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大不了辞职，回老家种地去。
电视剧《马大帅》中，马大帅在城里站住了脚，却经常对媳妇玉芬说：咱将来还是要回到农村过日子，不留在这里。
一旦这个土地制度改变，就意味着农民很可能没有退路，政府就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要知道，中国农业户籍仍然有接近8亿人之多，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55%，失去农民支持是很恐怖的。
根据国外的例子，一旦中国出现大地主、大农场主，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会有政治上的要求。
第二， 农村本来就是蓄水池，农村人口巨减后扫尾问题无法解决。
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把农村当作蓄水池，也是解决中国很多烂摊子的地方。
六七十年代解决不了城市年轻人就业，就将他们发配到农村做知识青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城市化，一说就是长期的城市化，大量农民进城务农促进了经济，也是房地产的重要推手。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有接近3亿数量的农民工，是城市主要的劳动力。
如果改变了土地制度，等于直接将绝大部分农民赶入城镇。
在名牌大学毕业生，尚且难以在城镇安家的时代，将农民批量赶入城市的后果不难预料。
失业率如此之高的今天，这些农民没有在城市站住脚的能力。那么，农村这个解决问题的蓄水池没了，还可能出现严重的城市化社会问题。
在南美、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等国家，都曾出现了可怕的贫民窟，这就是逼迫农民大量进城的严重后遗症。
这种政策涉及中国接近一半人口，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社会动荡，90年代下岗潮时期大家都经历过。
因此，中国不会出台相关法律保护大规模租用土地，形成大型私人农场。
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的水平始终会很低下，始终会有数亿收入低下、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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