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斥着快销品和贩卖视听冲击的时代，佘江涛先生是位逆风而行的智者，他学贯中西，对中外文学及古典音乐内存庞大；我更惊讶于他在极其繁忙高压工作下持续读 ,写 ,思的热忱和韧劲。看他写的文字就像听到一部美妙的音乐作品：结构严密，主题明晰，补拙大气。2017 年我随英国伯明翰市长访问团出访友城南京，是佘先生领着我第一次参观了气势磅薄的江苏大剧院；后来他到英国访问，我向他介绍并参观了伯明翰的交响乐厅。2023年五月26日我即将到江苏大剧院举办“致春天”钢琴独奏会，借此良机和佘先生展开一场关于春天和音乐的对话，感谢他分享对音乐人生的洞见！
——肖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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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肖荻：因为疫情对国际出行的限制，我已经近四年未能回国，对故乡的思念促使我改编了一首小时候听过的广东民谣，原曲是描绘在风景如画的南方，泛舟翠湖之上的场景，我叫它 《春愁》。这期间我又重读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被其中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再次触动，我决定要以“春”为主题，展开一场关于破茧重生、爱和希望的中国巡演。音乐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音乐可以改变人心，在其中播下希望和安慰的种子。
2023年的春天是一个希翼之春，世界正从新冠疫情、能源危机等大事件中复苏，但未来仍充满着不确定性。在疫情中，很多艺术家包括我自己都体验到了一种迷失、哀伤和无力感。但我注意到你却笔耕不缀，在过去三年和读者分享了大量的文字语言表达的感想，你能谈谈写作对于你的意义，以及疫情对你个人生活工作的影响吗？
佘江涛：对我而言，首先写作是记录和结构化我的思考，发现和扩大意识和无意识的疆域。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捕捉和生发。没有及时的记录，大多数想法就会稍纵即逝，更不谈上自我生长了。结构化就是把记录下来的想法逻辑化，同时放入自己的认知体系当中。
其次写作是发现自我、回归自我、丰富自我、成就自我、解放自我的路径，是“自性化”的手段。人具有成为⼀个完整⽽独特的个体的内在需要，成为真正自己的这⼀过程就是⾃性化。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自性化的路径和手段不同，写作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除了文字语言，我没有掌握其他形式的语言。
第三，写作也是培育一种思维方式。写作的风格是思维方式的折射。我力求语言简洁、结构紧凑、逻辑清晰的写作方式，并把这种方式融注到思维方式当中，甚至生活方式当中。语言和生活的量子化（量子叠加和测不准）、熵增、结构瓦解和崩溃在互联网世界，在这个世界对个人的侵蚀中泛滥。认真的写作是一种抵抗和保护自我的行为。
第四，写作也是心理治疗的手段。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独处的时间增多，工作和生活的焦虑增多。与其百无聊赖的自虐和游走网络，或滔滔不绝找人倾诉，不如与自己安静独处，读听思写，自言自语，顺应命运，集中注意力，保持精力，以免情绪失控、人格分裂、精神崩溃。
但我没有能力成为职业或业余的文字语言创作者，也没有精力成为职业的写手，我只是一个业余的写手。
我相信一些音乐家也会出于以上的动机进行创作，但作为艺术家，他们有更多的情感、感觉、直觉、判断、思维、想象力、创造力，这都是我欠缺的。除了这些以外，伟大的音乐家还能够用音乐语言、音乐结构充分地表达它们，甚至和它们处于张力的平衡状态。
Q&A -2
肖荻：在我寻找春天的旅程中，我发现了许多“边缘的”作品，例如鲜为人知的约瑟夫·苏克的《春愿》和尼古拉·梅特纳的《春天》，美好的旋律充满了对新的生命的礼赞和渴望。当然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孙以强的《春舞》以及格里格的《致春天》。我非常喜欢这组曲子并曾多次表演，不过在我这次《致春天》的cd专辑录音中，我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速度和情绪，一种更感性、反思性的方式。我认为这反映了自己在特定时期的感受，录音应该是捕捉当下情绪的记录手段。
在编辑专辑的过程中，我对安排乐曲顺序有一定的想法，虽然在高科技编辑工作室里听那些曲子给了我一些不同的视角，但音乐的最终顺序更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带着听众从我的出生地中国温暖的南方，穿越到寒冷黑暗的东欧和北欧，聆听捷克音乐家约瑟夫·苏克对春天的渴望，挪威作曲家克里斯蒂安·辛丁和格里格对春天的期待，在那里，阳光和漫长的白昼如此珍贵，春天的珍贵意义非我们所能想象；俄罗斯也是另一个崇拜春天的民族，柴可夫斯基《四季》中《三月·云雀之歌》《四月·松雪草》《五月·白夜》都是为春天献上曲子，尼古拉·梅特纳对春的狂喜在他的《春天》中蔓延；然后我们继续去英美旅行，英国作曲家约翰·埃尔兰用魔幻的音乐语言把我们引入一片神奇海洋和仙境之林，美国作曲家威廉·梅森则以春雷般的惊人音量快速穿越键盘，不过很快便用甜美的旋律取代，令人惊讶的是它如此暴风雨式的开场最后却落在甜美的 A大调上平静结束；这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门德尔松写在同调上的《春之歌》，并延续了那种轻快婉约的感觉，让听者置身于无忧无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伤害，只有欢喜。
那么，你最喜欢的和春天相关的音乐作品有哪些？
佘江涛：你的这张cd专辑让我想到了海伦·格里莫的专辑《水》，那里的曲目也很边缘。原来你的音乐春天也是那么的稀有，很多我闻所未闻，并且它们有自己内在的空间逻辑。我会去听你5月26日在江苏大剧院的音乐会，以及你的《致春天》专辑，在你特有的春天里漫步。
我最喜欢的春天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里，大地、生命都在野蛮生长，对我结构性的偏爱给予毁灭性的反抗和解构，激励我去不断建构。在卡尔·奥尔夫的《博伊伦之歌》当中，春天是野性十足、肆无忌惮的生命爆发和释放。在马勒的《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中，春天大踏步地从山野中走来，用绿色和彩色把自然唤醒；在它的第二乐章中，无边的碎花迎风摇曳，翩翩起舞。在马勒《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中，乍暖还寒、生命脆弱的凄美初春别有一番滋味。
我的春天粗野、宏大、凄美，在音乐语言和结构上复杂、庞大，许多地方缺乏人们所需要的传统美感，甚至是破坏。
Q&A -3
肖荻：你对古典音乐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聊聊你的童年和成长经历吗？
佘江涛：我的童年稀缺音乐。五年级在一位同学家看到两台闲置的钢琴，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乐器。据说他爷爷是资本家，父母都是大学音乐老师，但那时不敢在家弹琴，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初二在一位同学家听了塑胶唱片《天鹅湖》，才知道那是古典音乐，和我之前听的音乐作品完全不同，比较复杂。
我第一次听音乐会是在初三（1979年），舒伯特的A大调奏鸣曲（D.664）一下子把我带入了音乐的世界。为了寻回它，我后来买了各种版本的舒伯特奏鸣曲，终于在音乐会的20多年后，在俄罗斯钢琴家吉列尔斯的一张唱片中找到了它。
1990年代，在半导体收音机中，我收听到的最爱是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艺术家的生涯》《皇帝圆舞曲》至今都很喜爱。当然，门德尔松的《随想回旋曲》（op.14）是稍纵即逝的最爱，也是二十多年后在法国钢琴家蒂博代那里找回了它。我和你说过这个寻寻觅觅的故事，你后来专门拍了一个你演奏此曲的视频送给我。
在慢转唱片lp寿终正寝的1990年代（没想到当下它却复活了），我终身难忘的是朱利里和霍洛维茨合作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K.488），后来我又买了一张lp，还有cd和蓝光cd，生怕它会突然消失。
1990年代，我买了许多磁带，后来都送人了。记得最感动我的音乐是勃拉姆斯的圆号三重奏（op.40），它是纪念他母亲的作品。在其中我感受到了最浪漫、最忧郁、最黄昏、最远方的乐器是圆号。
cd时代在1990年代涌来。我第一批cd唱片中最打动我的是艾萨克·斯特恩演奏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全集，那时我就相信没有人会听了莫扎特的这些曲子会不爱上音乐，除非他的感知被当年的贫穷、封闭，以及尚不内卷的考试彻底毁灭了。
这些都是随机的听，后来有了综合的听、分类的听、专门的听，最后发展到能在特殊情境下选择一些唱片、曲目去听。通过三十多年的唱片收藏，现在各种作品和版本这一生也听不完了，只能向它们致敬，我知道最终只能把它们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了。
Q&A -4
肖荻：如果你要选三位音乐家（过去现在皆可）和你共进晚餐， 你会选谁？会问他们哪些问题？
佘江涛：我没有想和音乐家共进晚餐。艺术品是有趣的，而且你还可以随意选择一位艺术家不同风格的作品；艺术家多半难以相处，艺术家是人，非常个性的人，他有内在的矛盾，有风趣的一面，也有你不喜欢的一面，你无法把他切开来选择。艺术品只是艺术家升华的那一面，艺术家却是本能、本性、社会性、精神性的矛盾综合体。我乐意和他们的音乐作品共进晚餐：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贝多芬的五首大提琴奏鸣曲、肖邦的玛祖卡和即兴曲。
我还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音乐作品一旦诞生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客体，它们离开了音乐家。音乐家本人的解释很重要，但也只是一个参考。每位音乐作品的演绎者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每位评论家、听众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音乐本来抽象，加上多重的移植，是阐释学困境最为艰难的地方，但也是音乐的魅力所在。音乐意义是冰山上神秘的湖水，不同的天色下（演绎者），不同的游客（听众）眼里，韵味不同。
Q&A -5
肖荻：你相信“活着就有希望，人类会越变越好”吗？
佘江涛：对大多数个人而言，活着并不一定有希望，希望只是心理安慰，否则就没有失望、无望、绝望；但我们希望有希望，希望自己和他人给予希望，希望我们有修行坚定我们的希望，希望音乐给予希望，希望还有其他文化给予希望。不过本能、本性、社会性、精神性，越往上走越稀薄，越脆弱。希望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精神给予的，也是底层的力量给予的。对大多数个人而言，底层的力量是坚硬的轮廓，精神是轮廓上的色彩。
人类会越变越好是一个宏大而复杂问题，很难回答。对越来越好的定义太多，实现这些梦想的变量也太多。如果说越来越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实现，那么资本主义以及它所的推动政治、文化、经济、科技、文明都是人类的终结杀手。资本主义会让欲望和速度变得没有限制，人类在它的驱使下不可能越来越好。人类要变好不是要反对资本，而是要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反科学、技术、理性，而是反在前面加个“惟”，后面加个“主义”。你可以一边否定这样的观点，一边被资本主义反人类的本性有声或无声地杀掉。
Q&A -6
肖荻：chatgpt的时代已经降临，你觉得它会给音乐和文字行业带来哪些冲击？对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如何有所准备？
佘江涛：真的不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它能很快会掌握一种风格和知识架构去写作，扼杀许多人千辛万苦造就的、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创作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除非他们能不断维持独有的想象力、创造力。这对人性的伤害太大。它是资本主义反人类的产物，毁灭大多数人的创造可能。我为chatgpt写了一首很差的诗，表达我对它极为有限的理解。
消灭它是保护人性和人类的惟一路径
这首诗很破，很糟糕，chatgpt不会去写的。
Q&A -7
肖荻：如果你要去一个荒岛（假设你有生存的基础），你会带哪五件物品？
佘江涛：在资本主义和资本的世界已经没有荒岛了，问题可以是：假如新家（假设你有生存的基础）只能选择五样东西搬入，你的选择是什么？
240本书，满足最后20年的阅读；1000张唱片，满足最后20年的聆听；一套比较好的音响设备；一部上网手机，知道世界大概发生了什么，无论真假，每天一小时；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每周一次发布自己的想法，有50人真正关注，这也是鲍勃·迪伦的想法。这些东西都能使自己不至于彻底无聊老死。
Q&A -8
肖荻：如果只能带一张唱片上岛，是哪张唱片？为什么？
佘江涛：如果残忍到只能选择一张唱片，那就是格林·古尔德1981年录音的《哥德堡变奏曲》，那里有一个幸福的人整个变动不居的一生，以及它安静的开始和优雅的终点。
我很想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最后祝愿你在5月26日在南京给我们分享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春天。
也祝愿你的 《致春天 》专辑得到广大乐迷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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