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气候行动！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

从事气候变化这个工作，现在回头想想，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从2003年那时候在意大利的米兰参加COP9（第9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在已经都是COP29（第29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了，整整有二十年了。那么在这二十年里，确实也经历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起起伏伏。

最早2003年的时候，我是在清华大学从事气候变化工作的研究，因为我们的好多研究需要去支撑中国政府气候变化谈判的工作，那时候其实更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是围绕着国际间气候变化谈判开展的。

后来，2007年我有机会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的秘书处，从联合国国际组织的角度来支持政府间谈判，从技术转让、从金融的角度，怎么样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

2012年，当时中国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我就有机会回国参加整个中心的组建，包括国际合作这方面的工作。

2015年，中国跟联合国有一个南南合作的项目。我也是在合作中有机会就进入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协助开展这方面工作。

2020年我就离开了联合国，就加入了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Works），到中国设立了分支，一起来支持气候变化行动。

其实这一路走来，从研究到支持政府间的谈判，再到跟产业更好地结合去推动，吻合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这些年的进程的一个基本走向。

2015年《巴黎协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国际进程这个角度讲。再一个就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应该说使气候变化这个议题真正进入了各个国家领导人的优先事项。当然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生效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但在那个期间，更多的还是把应对气候变化当成一个国际环境问题去解决。但逐渐实际上到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跟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提出了低碳发展的概念。

再就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应该说低碳发展形成了一个国际的主流的认识。《巴黎协定》的达成，为后续怎么样推动各个国家低碳发展形成了一个原则性的框架，是一个很重要的协定。

2020年可能是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一个就是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提出了206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在这期间，不光是中国，陆陆续续，现在大概有140多个国家提出来到2050、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不但就是把低碳发展作为一个发展的方向，而且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些我觉得都是就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特别重要的一些节点时刻。

中国现在其实每年风电和太阳能的装机容量的增加，基本上都是占到世界新增量的三分之一到40%左右这个规模。去年的时候，我们风光能的装机总量已经达到了12亿千瓦，其实当初中国的NDC（国家自主贡献）提出是到2030年实现风光12亿千瓦。我们现在在2024年就已经提前六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就可以想到这个发展的速度有多么的快。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引领作用。

像新能源汽车，现在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0%，相当于每卖出两辆车，有一辆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已经提前达到了2030年的一些目标。

发展速度确实是远超出以前的预期，确实也体现了中国行胜于言，确实在实践道路上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我2020年回国之后感触特别特别深的，就是以前谈论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基本上有这么几个圈子，一个是谈判人员（negotiators），这是国际进程；再一个，就是气候倡导（climate advocacy），从非政府组织（NGO）这个角度更多地去倡议、推动气候的行动。还有一个圈子就是产业（industry, business），他们是另一种思考或者解决问题的思路。

你会发现这三种圈子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组合，互相促进。如果我们说有一个雄心环路（ambition loop），从政策、从具体产业的发展、从环境的公众意识这些方面，其实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闭环。

我觉得在中国这一点体现特别明显。产业带来的发展机会，实际上给了决策者更多的信心——就是我们更强的政策目标，可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产业更好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制定更为积极的一些目标。这在中国是让我觉得感触特别深的。

我越来越发现，在国内有好多经验可以跟其他国家一起分享。

其实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包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特别具有韧性的、或者特别完善的一个供应链体系，这实际上是支撑了这些年来整个新能源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产业，创造了就业，提供给经济发展的机会，这样的话就让低碳发展成为一个现实，并不是说简单的数字，每年要十二亿、二十亿千瓦等等这些数字，实际上是在数字后面有完整的产业在支撑，而在产业链上就能够创造就业。然后这样低碳发展创造出来的benefit（效益）就能够共享给整个社会。

就不再是我们要做出牺牲来保护气候，而是在保护气候的同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尝到了发展的红利。

12亿千瓦已经达到了中国现在煤电的装机总量，就是说现在风光已经占到了整个电力装机容量的半壁江山。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在一个电力系统中，如果新能源只占到1%、2%，那只是锦上添花，但当它达到50%，那带来的就是系统性的改变。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但是，说到这一点，其实新能源的改变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因为风光系统有发电不稳定的特点，像光伏基本上晚上就没有了，风也有它的间歇性。像煤电机组，还有天然气发电，我什么时候想发、什么想停，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等风光发电达到了一定的界限之后，实际上对系统的灵活性提出了特别大的要求。这也是我们现在其实重点想去支持的——怎么样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现在比如说用一些智能的手段，更好地预测需求，因为电力它是即时就是要利用掉的，很难存储。当然现在有储能，现在储能也发展得很快，利用储能来做一种灵活性的备用和调节。

当然我们讲了很多很积极、很正面的，但这种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然后去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但这其实也是让你觉得特别兴奋的一些地方——你总是能面对一些问题，然后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你的新的解决方案往往在很多时候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产业发展的机会，创造出一些就业机会。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些年在中国看气候变化特别让人积极正面或者鼓舞人心的一个方面。

西北地区风（电）、光（电）资源都特别丰富，我们的需求中心都是在东部，怎么样让西部丰富的风、光资源更好地支持东部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在这方面有两个重要模式。一个是西电东送，利用特高压输送的方式，把西部丰富的风、光资源直接传送到东部的负荷中心。另一方面，其实西部也在积极地想，怎么样能够开拓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让风、光资源可以更好地在当地消化和吸收。

现在西部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利用风、光资源去做滤氢，就是电解水质氢，把氢气作为一种能源的载体，运到东部来，也可以再进行加工，然后可以支撑氢燃料汽车，像氢燃料的重型卡车。

还有一点就是东部其实也在想怎么样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风、光资源。一个重要的模式是分布式光伏，利用屋顶来开发当地的资源。分布式光伏第一是特别有潜力，第二个就是它的发展，未来可能对能源系统的整个业态带来一些革命性的改变。

因为以前我们的能源系统相对来说是线性的，就是大电厂发电到电网，电网输送到需求端。但现在可再生能源的特性，就是它是分布比较均匀，分布式就是慢慢地在尝试这种新的业态，我自发自用，或者是在某一个范围内，我自发自用，这个范围可大可小。

但这里面确实有体制和机制问题，因为以前的体制、机制都是大电网模式，你得需要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做一些改革。

我们做这些拓展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做的这些应用，尤其在非洲有特别多的推广潜力。他们的电网其实没有那么发达，其实他可以采用微电网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又能给当地创造一些产业的机会。

水电也占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比重，虽然它的装机容量只有3.7亿。去年其实做了很多储能，现在已经超过4亿千瓦。

储能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抽水蓄能，就相当于需求没有这么多的时候，用光伏发的电，把水倒抽出来，存起来，等这个需求增加的时候再发电。

应该说从装机容量上，水电、风光，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了。但是当然就发电量来说，还是低于煤电，因为煤电的利用小时数还比较多。尤其是像光伏，每年的利用小时数可能只有1000个小时，风电大概是2000个小时，水电大概是4000个小时，火电可能要发到4000多个小时。从发电量上来说，风光的发电量还没有超过煤电，当然这也是个时间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现在每年新增的电力消费量，80%是通过风光的增量来弥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也就是意味着其实我们中国的电力能源排放达峰已经基本上指日可待了。

这些年形成的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尤其是锂电池的突破，带来了成本的下降。在这方面，中国的产业化带来的成本下降非常快。尤其是光伏，发电的成本应该是已经远远低于煤电发电的成本了。其实这里边的贡献，我觉得基本上，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0%的贡献是中国做出来的。

我们基金会成立在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的赠款规模有18亿美元，目前每年提供全球的赠款规模大概应该在2亿到2亿5000万的水平。我们在中国大概也大约有2500万到3000万这个规模。

我们主要还是以减缓为主，主要是关注跟减缓密切相关的这些产业部门，像电力、交通、工业、制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