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圆之外的人✶
小婕是吉祥航空的空乘，她固定飞行航班每晚九点起飞，凌晨一点落地，再在凌晨两点返航，凌晨四点落地出发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几乎要飞这趟航线将近200天，这其中也包含了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一的这段时间。在大部分人围坐在桌边看春晚的时候，她都在万里高空中，手机没有信号，接受不到祝福，看不到春晚，在每一次起飞和降落不需要服务的时刻，她都靠坐在空乘的安全座椅上望着机舱外发呆，她说她希望飞机不要延误，凌晨四点尽快下班回家，这样自己就能在初一早上吃上一口热腾腾的早饭。
这趟航班她飞了两年，错过了两个除夕。按照她的年龄和职业发展，她这趟航班至少还得再飞上一两年，才能避免在除夕当天被排班。
“你看我们今天机舱内的空乘不多，因为是春节，所以机舱配备会适当减少，前后各一名空乘维系服务即可。我们一般是正常排班，但资历较长一些的空乘就可以选择不排除夕这班机。其实没什么难过的，我可能比较乐观吧，我觉得我排上的航班已经非常好了，当天起飞当天返航，年初一早上就能回家。我很多同事飞更远的地方，或者是飞国际航线的，基本上年三十到年初二都在外地。我们这类交通服务行业，过年期间本来就繁忙，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接受它特殊的性质，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小婕是个非常开朗可爱的空乘，笑起来嘴角有甜甜的酒窝。凌晨两点，飞机返航，舱门关闭前，我听见她站在机舱门口对着地面工作人员大喊：祝你们新年快乐！辛苦了！过几天见！声音里尽是轻快和明媚。随后，她又用同样带着笑意的声音进行机舱广播，对所有旅客说：“虽然未能在三十和家人团圆，但我们会在两小时后落地浦东机场，很快我们就要回家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一路上，我学着像小婕一样，用带着笑意的声音把新年快乐送给每一个在交通行业工作，没能回家团圆的人：飞机安检人员、高铁安检人员、高铁站检票员、出租车师傅...
如果说“春运”是一次巨大的、关于归家的人类迁徙，是维系城市化中尚未被高效和冷漠的城市生活彻底切断的亲缘纽带，那么交通运输行业中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便是这场“流动文明”的守护者。
之所以将其称为“流动的文明”，这个词来自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在这本书里他细数了城市流动的历程，以家乡为起点，以大城市为终点，无数的个体怀揣着“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流向城市，涌向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岗位、更多的金钱，这样的流动带来了现代化文明，也加速了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城市化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劳动力。
来自非城镇的廉价劳动力。
02 归家与三倍工资
小区门口的保安永远站在那里，日复一日地为业主开门关门、做访客登记、帮买了很多菜的奶奶拿小推车、拦住车速过快的外卖员。他的存在已经成了一种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和变动的必然，所以即使在年三十、年初一都看见他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我都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直到年初一夜里凌晨三点我才回家，看见他在岗亭里靠着取暖灯打瞌睡，我才意识到他也是一个没有回家过年的普通人，不是电动栅栏。
保安年纪不大，是一个3岁女孩的爸爸，来自某个我没听说过的城市，在南京务工已经十多年了，过年不回家是常事，倒不是排班排不开，而是三倍工资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和保安师傅工作相似的，还有春节期间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员和滴滴司机。春节期间打车时，你会在上车后听见滴滴机器声说：春节期间每单都会给予司机3元补贴。
“你可能听起来觉得这三块钱不太多，但春节这种旅游旺季本来就有很大的叫车需求，再加上补贴，跑一天的价格好的时候能做到平时的2倍。倒不如春节再跑一跑，年后再回家过年。”我和一位年轻的司机师傅聊天时，他这么说道：“我也没结婚，春节当然想回去看看父母，但如果能多赚点钱，假期结束后给他们多买点东西带回去，更实在。”
保安、外卖员和滴滴司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城市化下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也是维系这个城市运作的“临时工”。在《过度劳动》这本书里，孙萍教授将这类工作形容为是“零工经济”，他认为在零工经济的语境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体，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并不居住在同一社区，没有共同从事生产工作的固定场所，也很少有关于集体的回忆，所以这既会催生出个体对“家”和“归属感”的无限渴望，又不得不将其置于“用劳动换报酬”的残忍规则中，让他们让渡“回家”的时间，以换得更多的劳动报酬，维系平台和社会的基本运转。
回家和赚钱，始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在还可以拼一把努力一把的年纪，“赚钱”和“生存”所带来的可确定的回报，让他们不得不将“家”排在第二位，甚至更靠后的位置。
不只是“零工”，背靠组织性公司架构的劳动者也不例外。
小孙是02年的，今年满打满算23岁，刚入职一家外企汽车公司1年，是一位汽车销售。春节七天假期他只在年初四和初五休息，其他所有时间都是正常上班。虽然是三倍工资，但公司本身也没有给他“选择”的权利，只是通知他，需要在春节加班。
而他的家并不在工作所在的城市，这意味着短短两天的休假让他根本无法在春节期间回家，鉴于销售的工作性质，如清明、五一、端午等常规节假日他也都需要听从公司安排，正常加班。所以他根本想不到自己下一次回家会是什么时候，他无法对家人做出承诺，只能说开春后尽量。
他说父母们也不理解，到底是什么工作让他需要大过年的都在那上班。他自己也自嘲道：到底是什么不得了的工作，离不开我的工作，需要我大过年的不回家时刻待命，需要我舍弃父母和亲情，把自己孤独地悬置在异地他乡，一个人吃上一盘速冻水饺，看一会春晚，然后早早睡去准备第二天早起上班。
03 大过年的
“大过年的。”
老人们总爱在过年的时候把“大过年的”挂在嘴边，小时候一句“大过年的”，就可以不写作业、犯了错误不用被批评、尽情吃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尽情地玩耍——就好像一句“大过年的”总能抵消掉万千理由和苦难，让人忘掉团圆之外的琐碎。
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大过年的”这句话的魔力消失了。老一辈的一句“大过年的”根本抵不上领导一句“回来加班”和“三倍工资”，无论老人们如何强调、埋怨、不理解、心寒，年轻人们还是只能说一句：“我也没办法。”
不仅是小孙，商场里的店员、餐馆里的服务员、景区里的工作人员、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她们都面对着和小孙一样的处境：过年无法回家成为了一种常态，家人们已经习惯了她们的缺席，而她们也已经习惯了不再去抱怨或愤怒，而是选择接纳：接纳三倍工资、接纳额外补贴、接纳金钱被置于家庭之前、接纳过年不过就是一个没那么重要的仪式。
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存在——小婕的存在、保安小哥的存在、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的存在、小孙的存在——作为少数的他们确保了大多数人的阖家欢乐，也确定了即使是过年，这个城市依然秩序井然，非常方便。
04 被看见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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