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小说《京华烟云》。这里讲的是我与京华收录机的故事。
《红灯记：我的澳广情缘》一文中写到，为了更昂贵的奢侈品，我卖掉了心爱的红灯收音机。有朋友问我，那个更昂贵的奢侈品是什么？是不是小元宝的外婆？不是，是为了一台收录机。
青春是一个不安分的季节。1987年五四前夕，我卖掉手表和心爱的红灯牌收音机，筹集九百元巨款，只身去了省城长沙。
说巨款，可是一点都不夸张。那时我的月工资才50元，900元是一年半的工资呢。后来我为了准备结婚用的钱，搞了一个三年零存整取，每月存25元，三年下来才一千元。可是直到我遇到元宝外婆结婚了，这笔钱还没存满。
那是我第一次去长沙。我住在省工行的老同学家，他家在河西望月湖。那时长沙的最高楼是五一路的蝴蝶大厦，有21层高，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楼，真的是仰望。
当时长沙最大的商业中心是中山路百货大楼。它的家电柜台里最贵的收录机有两台，一是日本夏普收录机，1400多，其次就是我买的这台国产京华900收录机，786元。余下的钱，我还买了套上海西服，后来常有朋友借去穿。
这台京华收录机是深圳京华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双卡八喇叭，电脑选曲，太空指示窗，当时光这些名字就非常前卫了。音质特别好，尤其它复制的磁带与原版磁带几乎一摸一样，这在原版磁带昂贵的时代，特别有用。据我所知，有台同样的收录机是在县城青石街一门店，专门用来收费帮客户复制磁带。除此之外我再没见过第三台我这个收录机。
收录机买后，前面提到的省城那同学，还有我们乡政府的领导都曾委婉善意提醒我，是不是太奢侈、太贪图享受了。
我所在的水车区大同乡，离区公所很近。这里虽然是远离县城的边远农村，却聚集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其中很多是八十年代初学校毕业分配到此工作的。我们这帮青年经常在一起聚会，或者骑单车去爬山游玩，或者在一起吹牛闲聊。有次几个朋友来我们乡政府，我们拿一本草书字帖，猜认草书，也能玩一个晚上。
有朋友调离水车时，我们还自发举行欢送晚会。有的负责节目编排，有的负责撰写主持词，你一言、我一语，分工合作，人人参与，洋溢着青春和欢乐。这时我的收录机就派上了用场，晚会到哪里，我那笨重的收录机就用单车拉到哪里。只可惜那些记录欢乐时光的磁带已找不到了，当然，即使还在估计也播放不出了。但四十年前结下的友谊却一直都在，大家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
后来这台京华收录机优美的歌声，伴随着我恋爱、结婚、成家。几次搬家，这台收录机随着我从农村到县城，再到现在居住的娄底。后来因为老妈喜欢听歌，我把收录机送回了老家。遗憾的是，老妈在十多年前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这台收录机就躺在老屋楼上的角落里，再也无人问津。
繁华过后是落寞，喧嚣过后是冷清。人生何不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