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
——唐·吴兢《贞观政要·诚信》
一般来说,诚,是真实的意思,其反面是“伪”。信,是指有信用,它的反面是“欺”。所以,大致来说,诚指向现在,是对现状的描述和表示,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而信则指向未来,对未来做出的承诺,是可以相信、可以信赖的,不是欺诈的。一个人诚不诚实,看看他当下所说所做是否真实;一个人有没有信用,还得看以后他能不能兑现诺言。 诚和信都是非常重要的为官做人的品德,但从文献中看,古代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更强调“信”,重点在于通过官府和官员的信用,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有效治理。 《管子》说:“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论语》也记载,子贡问政,孔子说:“足兵,足食,民信之矣。”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统治者,就够了。孔子还说:“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对统治者不信任,政权也立不住。
《论语》还记载孔子弟子子夏的话:“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则以为厉己也。”意思是君子在得到人民的信任之后才能去役使他们,如果还没有取得人民的信任就役使,则人民会认为你在虐待他们。
儒家经典《礼记》说,“信以结之,则民不倍”,用诚信去团结民众,民众就不会背叛官府。《礼记》还说,“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即治理百姓时要讲信用、能谦让,老百姓才会为他卖命。
因此,古代非常注重守信不欺,取信于人。商鞅变法,怕老百姓不相信他,就用“徙木立信”的策略取信于民。
对于诚的推崇,仿佛比信要晚一些,虽然战国的荀子曾说,“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给予“诚”极高的价值,但大规模强调和推崇“诚”,则似乎到了宋朝理学兴起后,强调的是做人做官做事,都要按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要伪饰、作假、欺骗,不要使用策略计谋耍小聪明。
薛瑄在《从政录》中说:“至诚以感人犹有不服,况设诈以行之乎?”杨昱在《牧鉴》中说:“士君子做事行己,当履中道,不宜矫饰。矫饰过实,则近乎伪。”矫饰就是矫揉造作,粉饰作假,就是虚伪。士君子当然不能这样为人行事。 清朝王永吉在《御制人臣儆心录》中说:“人君之于臣也,犹父之于子。子无不可告于父之隐,臣无不可达于君之情。比而观之,其道一也。故臣之事君,一切智术,皆无所施,而惟以区区之衷可相得而罔间者,无他,曰诚而已矣。不诚则伪,伪则计谋日益拙,思日益劳,而所以事君之道日益乖。是故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就是说,作为臣下,对君主要坦诚相见、光明磊落,不要任何隐瞒和智术。虽然用父子比喻君臣关系并不准确,但是上下级之间坦诚相见、开诚布公,不隐瞒、不伪饰,这种建议显然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 上面分别说了古代的诚和信。在很多情况下,诚、信也是合起来使用的。作为整体的诚信,既包含真实不伪,也包含守信不欺。武则天说:“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故孔子曰,‘为上易事,为下易知’。非诚信无疑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来源 | 啄木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