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彩票地市级销售综合指数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学术 2024-10-31 23:20 北京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李刚¹付甲²

1.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2. 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摘要在此前研究基础上，以7个代表性省份共114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体育彩票地市层面的销售综合指数体系，从市场开发程度、资金筹集效率和地市均衡状况三方面考察了体育彩票销售质量及变动趋势。相应结果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各地市体育彩票销售业绩提升的同时，在上述三方面也都实现了较高的销售质量；垂直和分级两种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不同，当前垂直管理模式的优势更为明显；一些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部分地市体育彩票市场开发过度，绝大部分地市体育资金筹集效率相对不高，个别省份各地市销售风险普遍较高，体育彩票游戏结构不尽合理。为实现中国体育彩票更高质量的发展，建议各级体育彩票机构推广和应用地市级的销售综合指数体系，优化体育彩票游戏结构，防范重大风险事件，完善地市级彩票机构管理模式，加强跨地区和跨领域交流合作，提升社会各界对体育彩票的认可度和美誉度。

关键词 体育彩票；地市级；销售综合指数；高质量发展

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第六项“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提出“推动体育彩票安全健康持续发展。坚持国家公益彩票定位……提高体育彩票发行销售整体效能”。同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布《“十四五”体育彩票发展规划及业务战略实施纲要》，提出主要目标之一为“促进负责任、可信赖的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

对于彩票销售情况的研究，大部分文献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级行政单位为对象，如中国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美国的州，巴西的州（estados）等，代表性如詹志斌（2011）、白宇飞等（2020）、Gee（2020）、韦颂等（2021）、张增帆（2022）、Resende（2023）等的研究。一些文献以二级行政单位为对象，如中国的地市、美国的县（county）或邮政区（zip codes），但一般仅涉及同个一级行政单位所管辖的各二级行政单位，而未进行跨一级行政单位对比。如Ghent等（2010）以200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46个县、Daberkow等（2012）以2008年美国伊利诺伊州2 962个邮政区、李刚（2014）以2004—2012年陕西省11个地市、刘圣文（2016）以2008—2014年山东省17个地市（当时莱芜市尚未并入济南市）、张智等（2017）以2002—2016年重庆市38个区县、Gabrielyan等（2020）以2010—2014年美国缅因州340个邮政区、Fu等（2024）以2012—2015年加拿大多伦多95个邮政区为研究对象。

中国各地市体育彩票销售各项指标差别巨大，并且采用不同维度指标进行比较的结果也不同。例如，2023年体育彩票销售规模，广东省河源市达4.01亿元，同省深圳市达89.32亿元，是前者的22.28倍；但就体育彩票销售深度（体育彩票销量/当地生产总值）而言，河源市为29.73‱，深圳市为25.81‱，前者比后者多3.92‱。相关文献基本只考察如规模或密度（人均购彩金额）等单一维度，不能综合评价彩票销售的整体情况，需要同时纳入多项销售维度才得出更为可靠的结果。

本文以2010—2023年辽宁、山东、江苏、河南、广东、四川和陕西7个省份共114个地市为对象，纳入规模、同比、密度、深度、筹资和份额等6个分维度，构建了中国体育彩票地市层面的销售综合指数体系，从市场开发程度、资金筹集效率和地市均衡状况三方面考察体育彩票的销售质量及变动趋势，以此为工具，比较不同的地市体育彩票机构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找出当前体育彩票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为助力中国体育彩票实现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处理

人口和经济等数据源自国家和地方各级统计部门，彩票数据源自各级各地彩票监管管理或发行销售部门，各项数据均从2010年起至2023年止。

1.1.1 样本地市

样本地市为7个代表性省份所辖所有地市，共计114个，其中辽宁省14个、山东省16个、江苏省13个、河南省18个、广东省21个、四川省21个和陕西省11个。主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最新版《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确定各省份的地市，仅将河南省济源市和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这两个对应省份直属的地区单列。2010—2023年，一些地市行政区划有较大调整。本文以最新版口径，对涉及地区各项指标重新归类并处理。

1.1.2 人口数据

人口数量分为常住人口数量和户籍人口数量，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历年各省份常住人口数量，但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在部分年份只发布户籍人口数量。本文采用如下方法估算历年各地市常住人口数量：1）中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最近两次为2010年的第六次和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某地市第七次和第六次普查常住人口数量之差，再除以10，估算其年变化值。2）某地各年份常住人口数量估算值为，年变化值乘以“当年与2010年的间隔年份数”，再加上2010年第六次普查人口常住人口数量。

1.1.3 经济数据

中国的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制度经过多次全面系统性完善，每次修订后，国家统计局会按新标准重新核算全国以及省级层面历史数据并及时发布（许宪春，2021）。本文对于历年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直接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按同一标准核算的最新版数据。但是，大部分地方统计部门，尚未发布重新核算的当地生产总值历史数据。如此，因核算标准不同，同一地区采用不同标准核算的当地地区生产总值（本文称为“初始值”）在各年份间差别较大。本文对于历年各地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使用“调整值”，方法是，计算某地市地区生产总值初始值占所在省份所有地市地区生产总值初始值合计的比重，再乘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版该省份地区生产总值。

1.2 基准地市设定

1.2.1 核心条件设定

本文延续李刚（2020，2023）关于省级层面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并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稍加调整，规定基准地市（benchmark prefecture-level city）满足如下核心条件：1）人口规模333.333 3万人；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密度）75 000元；3）公立彩票销售深度40‱，其中公立彩票包括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销售深度为彩票销售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4）彩票公益金率为27%，公益金率为公益金规模（筹资）比销售规模；5）体育彩票市场份额为50%，份额为体育彩票销量比公立彩票销量。

1.2.2 各分维度基准值与下限值

根据各项核心条件，推导出基准地市的经济和体育彩票各分维度的基准值及下限值（也即理论上该维度的最小值）（表1）。

表1 基准地市经济和体育彩票各分维度的基准值与下限值Table 1 Benchmark & Lowest Values of the Benchmark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Dimensions of Economy and Sports Lottery

1.3 指数体系

李刚（2020，2023）完成了省级层面体育彩票销售综合指数的构建，本文延用相关思路和方法，将研究对象下沉至地市层面，并根据各级各地体育彩票机构的反馈意见，修改了一些指标名称，如将“盈利指数”改为“效率指数”。

基础指数（basic index，BI）为构建其他指数的基础，共有6个分维度，分别是规模（scale，S）、同比（yearly-growth，Y）、密度（density，D）、深度（penetration，P）、筹资（funds，F）、份额（quotient，Q）。同比维度的基础指数计算采用李刚（2023）的方法，其他分维度延续李刚（2020）的方法。综合（composite，C）基础指数为各分维度基础指数与其对应权重之积的加总，各分维度权重见表2。

表2 综合指数各分维度权重Table 2 Weights of Dimensions of the Composite Index

质量指数有3项，都衍生自基础指数，用于表征体育彩票特定方面的销量质量。开发指数（developing index，DI）表征体育彩票的市场开发程度，效率指数（efficient index，EI）表征体育彩票的公益资金筹集效率，这两项指数都采用李刚（2020）的计算方法。均衡指数（proportionate index，PI）表征体育彩票的地市间均衡状况，此项指数采用李刚（2023）的计算方法。本文不再赘述。

2 各地市体育彩票销售质量评价

如果单纯以彩票销量或公益资金最大化为目标，3项质量指数是正向指标，表征体育彩票特定方面的销售效益，其数量越大，效益越大。数量变大，意味着效益“增加”，反之则“减小”。但是，彩票本身具有博彩属性，可能会引发购彩成瘾行为，销售越多，越可能导致更多的非理性购彩和未成年人购彩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李凌等，2021；Andreeva et al.，2022；Fu et al.，2021；Li，2022；Malischnig et al.，2021；Vilaverde et al.，2020）。

基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十四五”体育彩票发展规划及业务战略实施纲要》相关主旨，本文设定，3项质量指数都是以0为最佳值的中性指标，表征体育彩票特定方面的销售质量，其绝对值越小，质量越高。绝对值变小，意味质量“提高”，反之则“降低”。以±0.4为阈值，各项指数分为不及、得当和过正3个层次（grade），其中不及和过正都是不当（表3）。

表3 各项质量指数的设置意义Table 3 Significance of the Quality Indices

各样本省份地市数量都超过10个，对于开发指数和效率指数这两项质量指数，展示4项代表性指标：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和极差（最大值减最小值）。根据“五年规划”划分，分为“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和“十四五”前期（2021—2023年）。

2.1 市场开发程度

2.1.1 历年情况

如图1所示，相同年份各地市的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的差别很大。例如，2023年，最小值为陕西省榆林市-0.341 2，最大值为河南省安阳市1.195 5，两者相差1.536 7。即使在相同年份，同一省份的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差别也很大。例如，2017年，极差指标在四川省最小，为0.314 8，当年该省最小值为攀枝花市-0.452 4，最大值为巴中市-0.137 5。

图1 历年地市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代表性指标

Figure 1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the Composite Developing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ver the Years

2.1.2 各时期情况

计算某一时期特定样本省份的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在某个层次中的比例。如表4所示，江苏省在“十四五”前期体育彩票市场开发程度“不足”的比例超过10%，为12.82%；河南省在“十四五”前期体育彩票市场开发程度“适度”的比例不足40%，为38.89%，“过度”的比例超过60%，为61.11%。关于其他情况，体育彩票市场开发程度“适度”的比例都超过60%。这说明，7个样本省份中，绝大部分地市的体育彩票市场开发程度处于“适度”层次。

表4 各时期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各层次分布情况Table 4 Distribution at Grades of the Composite Developing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by Period

2.2 资金筹集效率

2.2.1 历年情况

如图2所示，相同年份各地市的体育彩票综合效率指数的差别很大。例如，2023年，最小值为山东省滨州市-0.703 1，最大值为陕西省杨陵区-0.036 7，两者相差0.666 4。即使在相同年份，同一省份的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效率指数也有一定差别。例如，2013年，极差指标在陕西省最小，为0.042 8，当年该省最小值为榆林市-0.014 9，最大值为汉中市0.027 9。

图2 历年地市体育彩票综合效率指数代表性指标

Figure 2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the Composite Efficient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ver the Years

2.2.2 各时期情况

采用2.1.2相同方法，计算某一时期特定样本省份的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效率指数在某个层次中的比例。如表5所示，山东省在“十四五”前期体育彩票资金筹集效率“低效”的比例超过50%，为58.33%，“中效”的比例不足50%，为41.67%；不存在体育彩票资金筹集效率“超效”的情况。关于其他情况，体育彩票资金筹集效率“中效”的比例均超过80%。这说明，7个样本省份中，绝大部分地市的体育彩票资金筹集效率处于“中效”层次。

表5 各时期体育彩票综合效率指数各层次分布情况Table 5 Distribution at Grades of the Composite Efficient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by Period

2.3 地市均衡状况

2.3.1 历年情况

如图3所示，相同年份，7个样本省份的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有所差别。例如，2023年，河南省最大，为0.165 6，山东省最小，为-0.274 1，两者相差0.439 7。相同省份的不同年份也有所差别。例如，四川省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在2016年最小，为-0.154 1，在2023年最大，为0.080 8，两者相差0.234 9。

图3 历年各样本省份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

Figure 3 Composite Proportionate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in Sample Provinces over the Years

2.3.2 各时期情况

如图3和表6所示，7个样本省份体育彩票地市均衡状况在各年份和各时期几乎都处于“均衡”层次（±0.4之间）。各省份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在各时期的变化趋势不同，辽宁省和山东省为下降，江苏省、河南省和四川省为上升，广东省为U型，陕西省为倒U型。这说明，7个样本省份的体育彩票地市均衡状况总体上处于“得当”层次。

表6 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分布情况Table 6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osite Proportionate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3 综合应用

3.1 彩票销售综合指数的影响因素

3.1.1 各项综合指数的相互关系

采用相同方法，得出历年各样本省份和地市福利彩票的各项指数。计算各对综合指数在特定年份各地市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7，进一步计算某项结果在特定时期涵盖各年份相关系数的平均值，结果见表8。体育彩票或福利彩票的综合基础指数，都一直与经济综合基础指数高度正相关，这就直接导致了两家机构的综合基础指数也同样一直呈高度正相关。但其余特定结果在不同年份或时期间的差异较大。

表7 历年各项综合指数间的相关系数Table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Composite Indices over the Years

注：样本地市共114个，相关系数绝对值|ρ|≥0.240 2，“不相关原假设”P≤1%，为高度显著相关，用“***”表示；0.184 0≤|ρ|＜0.240 2，1%＜P≤5%，为中度显著相关，用“**”表示；0.154 8≤|ρ|＜0.184 0，5%＜P≤10%，为显著相关，用“*”表示；|ρ|＜0.154 8，P＞10%，为不显著相关。相关情况下，相关系数ρ符号为正表示正相关，为负表示负相关。

表8 各项综合指数间相关系数在各时期的平均值Table 8 Average Value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Composite Indices by Period

第一，彩票综合开发指数与综合经济基础指数的关系：1）体育彩票方面，在“十二五”时期一直为高度正相关；在“十三五”时期除2018年外，没有显著关系；在“十四五”前期，相关系数都小于0，并且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高度和中度负相关。2）福利彩票方面，在“十二五”时期，相关系数逐年由正转负，至2015年为中度负相关；在“十三五”时期和“十四五”前期均为高度负相关，并且相关系数越来越小。

第二，两家机构综合开发指数的关系：1）在“十二五”时期及“十三五”时期的前3年，没有显著关系。原因在于，此时中国经济增速较快，监管部门政策也相对宽松，两家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实现壮大彩票市场的目标。如图1所示，这段时期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的各项指标都呈上升趋势，福利彩票对应情况同样如此。2）在“十三五”时期，相关系数由正转负，且在2019年和2020年为中度负相关。原因在于这两年监管部门连续出台多项审慎的监管政策，2020年还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对彩票销售带来很大负面冲击，为提升自身业绩，两家机构一度呈现竞争关系。3）在“十四五”前期的2021年和2022年为中度正相关，2023年虽不显著，但相关系数也大于0。原因在于，两家机构意识到相互竞争并无益处甚至会两败俱伤，开始寻求合作交流。例如，2021年3月，辽宁省两家彩票机构举办联合工作会，共同讨论彩票行业发展，开创全国先例，此后多地陆续效仿。

第三，相同列相关系数的数值或显著性在相同时期涵盖的各年份间非常接近。例如，体育彩票综合开指数和经济综合基础指数的相关系数，在“十一五”时期的5年间均大于0，且均呈高度正相关；在“十二五”时期的5年间均接近于0，且有4年不相关；在“十三五”前期的3年间均小于0，且有2年中度或高度负相关。原因在于，各级体育或福利彩票机构会根据全国及所在地相关部门的“五年规划”制订自身同时期发展规划，并落实执行。

3.1.2 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与代表性经济和人口指标的关系

如李刚（2015，2020）所述，表征彩票市场开发程度的开发指数最为核心。原因在于，如果某个省份各地市的6项分维度开发指数都为0，那么各地市综合开发指数和综合效率指数以及该省份综合均衡指数也都为0，即该省份所辖所有地市的彩票市场开发程度和资金筹集效率，以及该省份各地市间彩票销售均衡状况，都处于最优状态。

因此，本小节考察各时期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与代表性经济和人口代表性指标的关系：①经济水平，用文中经济综合指数表征。②财政充足率，分子为某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考虑到一些地市体育或民政部门会根据上一年度当地财政收支情况，向当地体育或福利彩票机构下派销售任务，因此在计量回归时，使用该指标上一年度数据。③性别比，男性人口数与女性人口数之比。④城镇化率，分子为城镇人口数，分母为全部人口数，以下各项指标的分母亦然。⑤教育水平，由大学学历人口比例表征，分子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⑥少年人口比例，分子为19岁及以下人口数。⑦老年人口比例，分子为65岁及以上人口数。③至⑦指标采用1.1.2部分相同方法估算。经检验，采用面板数据混合效应模型，结果见表9。

表9 彩票综合开发指数与代表性经济和人口指标的计量回归结果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Composite Developing Index of Sports Lottery with Representative Economic & Demographic Indicators

注：***表示“不相关原假设”P≤1%，为高度显著；**表示1%＜P≤5%，为中度显著；*表示5%＜P≤10%，为显著。括号内为t值。

经济综合指数在“十三五”时期和“十四五”前期分别中度和高度显著为负，不过财政充足率在各时期都高度显著为正，说明财政压力较大地市的相关部门，未对当地体育彩票机构下派过高任务。性别比的系数一直为正，但在“十四五”前期不显著；城镇化率和教育水平的系数由正转负，在“十四五”前期中度或高度显著；少年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在“十四五”前期高度或中度显著为正。说明体育彩票在城镇地区发力，逐渐吸引更多的高学历人群和年轻人购买体育彩票，购彩者性别构成也更加合理，但未成年人购彩和老年人过度购彩问题不容忽视。

3.2 地市体育彩票机构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

3.2.1 地市体育彩票机构的管理模式

省级体育彩票中心与各地市体育彩票中心的关系分为两类：1）分级管理，也称“分层管理”，简称“分管”，各地市体育彩票中心的主管部门是该地市体育行政部门，并接受省级体育彩票中心业务指导。本文中，辽宁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为此种模式，3个省份地市数合计48个。2）垂直管理，也称“直属管理”，简称“直管”，各地市体育彩票中心直属于省级体育彩票中心，类似于后者在各地市的“派出机构”。本文中，河南省、山东省、陕西省和四川省为此种模式，4个省份地市数合计66个。

3.2.2 不同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影响的差异

计算同类管理模式下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或效率指数在2023年与其他年份的相关系数，以此表征体育彩票的相应惯性。如图4所示，相对于分级管理模式，无论是表征市场开发程度的开发指数，还是表征资金筹集效率的效率指数，垂直管理模式都表现出更强的惯性。例如，2011年距离2023年已过去12年，但两个年份间各地市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的相关系数，垂直管理模式下仍高达0.445 3，为高度正相关（P＜0.001），而分级管理模式下仅为0.010 5，没有显著相关性。

图4 各类体育彩票机构管理模式的销售惯性

Figure 4 Sales Momentum under Various Sports Lottery Institution Management Modes

从市场开发程度、资金筹集效率和地市均衡状况3个方面考虑地市体育彩票机构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指标都是同年相同管理模式下各地体育彩票某项质量指数的均值。如图5所示，各种结果都基本以2015年为分界，该年份之前，分级管理模式下开发指数和均衡指数大于垂直管理模式下对应结果，效率指数则小于对应结果。2015年及之后年份，则与此前相反。

图5 各类体育彩票机构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

Figure 5 Impact of Various Sports Lottery Institution Management Modes on Sports Lottery Sales

3.2.3 结果分析

垂直管理模式下，省级体育彩票机构直接管理各地市体育彩票的各项业务，形成全省一盘棋的态势，也相对更有利于实现“责任体彩”的目标。但同一省份不同地市体育彩票市场环境各不相同，省级体育彩票机构一些举措未必适合特定地市，这种模式对于地市体育彩票机构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有一定抑制作用。而分级管理模式则与之恰好相反。

2010—2014年，体育彩票相对福利彩票处于弱势地位，高频类和竞彩等体育彩票游戏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和发展，互联网彩票销售也一度在财政部监管下适当运行。此时，在分级管理模式下，地市体育彩票机构可以充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更有效的举措促进当地体育彩票的销售。但2015年之后，一系列较为审慎的彩票监管政策出台，再加上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垂直管理模式的优势得到凸显。

3.3 近期体育彩票销售存在的风险隐患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一年，也是体育彩票落实“十四五”规划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出新步伐的重要一年，中国体育彩票销售情况远超预期。如表10所示，当年，114个样本地市中，有112个地市的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相对2022年增大，只有2个减小；有104个地市的体育彩票综合开发指数大于当地福利彩票对应指标，只有10个地市小于对应指标；各省份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在数值上都大于当地福利彩票对应指标，在绝对值上则都小于对应指标。这些成绩，是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一些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表10 2023年体育彩票各项指数与代表性对应指标的对比Table 10 Comparison of Sports Lottery Indices with Representative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in 2023

3.3.1 部分地市体育彩票市场开发过度

2023年体育彩票市场开发程度的各层次地市数量分布情况如表11所示：体育彩票53个“过度”，0个“不足”， 53（53＋0）个“不及”，61个“适度”；福利彩票2个“过度”，34个“不足”，36（2＋34）个“不及”，78个“适度”。

表11 2023年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市场开发程度的各层次地市数量对比Table 11 Comparison of Sport Lottery & Welfare Lottery Market Development Grades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2023

3.3.2 各地市资金筹集效率普遍不高

2023年体育彩票资金筹集效率的各层次地市数量分布情况如表12所示：体育彩票0个“超效”，27个“低效”，27（0＋27）个“不及”，87个“中效”；福利彩票6个“超效”，0个“低效”，6（6＋0）个“不及”，108个“中效”。特别是，所有地市的体育彩票综合效率指数小于0，福利彩票综合效率指数大于0。

表12 2023年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资金筹集效率的各层次地市数量对比Table 12 Comparison of Sport Lottery & Welfare Lottery Fundraising Efficiency Grades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2023

3.3.3 个别省份各地市销售风险普遍较高

设定销售风险指数（risk index，RI），用于评估体育彩票的销售风险，为综合开发指数与综合效率指数两者绝对值中的最大值，其值越接近于0则彩票销售风险越小，同样以0.4为界，＜0.4为“销售低风险”，≥0.4为“销售高风险”。2011—2022年间，除2018年外，体育彩票销售低风险的地市数量都超过85个，比例都超过3/4；2018年稍少，共62个，比例54.39%＞50%。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第2部分的结果，即大部分地市体育彩票在销售业绩提升的同时，还实现了较高的销售质量。但是在2023年，销售低风险的地市数量53个，比例46.49%＜50%；高风险的地市数量61个，比例53.51%＞50%。进一步，当销售风险指数≥0.4时，根据综合开发指数和综合效率指数分别与±0.4的关系，分为8种高风险形式（图6）。分析2023年情况，114个地市当中，高风险形式1的地市数量为31个，比例为27.19%；高风险形式2～6的地市数量或比例都为0；高风险形式7的地市数量为8个，比例为7.02%；高风险形式8的地市数量为22个，比例为19.30%。

图6 2023年体育彩票各类销售风险形式的分布情况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Sports Lottery Sales Risks in 2023

如表13所示，7个样本省份各类销售风险形式的分布情况差别较大：销售低风险地市比例，辽宁和江苏两省都超过3/4，四川和陕西两省份也都超过3/5。河南省有12个（比例2/3）地市为高风险形式1，即市场开发过度但资金筹集中效。销售风险指数相同的情况下，“高风险形式8”最值得关注。原因在于，此种形式下，市场开发过度，也即彩票销售超出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水平，但资金筹集低效，也即筹集到公益资金低于与彩票销售相匹配的水平。河南和广东两省各有5个地市为该形式，但比例分别为27.78%和23.81%，都小于1/3；但山东省有11个地市为该形式，比例为68.75%＞2/3。

表13 2023年各省份体育彩票各类销售风险形式的分布情况Table 13 Distribution of Sales Risks of Sports Lottery in 2023 by Province

3.3.4 体育彩票游戏结构不尽合理

根据历年世界彩票协会年鉴（The WLA Global Lottery Data Compendium）整理2012—2022年全球范围的各类型彩票销售比例，概率类从60.30%降至41.11%，竞猜型从13.30%升至32.59%，即开型从26.40%略降至25.30%。在中国，竞猜型游戏为体育彩票独有，其市场份额为100%；即开型和概率类游戏由两家机构同时发行，两类型的体育彩票市场份额应均为50%。如此，按照2022年国际标准，结合我国现实，全类型体育彩票市场份额应为（25.30%×50%＋41.11%×50%＋32.59%×100%）/（25.30%＋41.11%＋32.59%）=65.79%，这非常接近于当前中国实际情况。中国体育彩票中即开型销售比例应为25.30%×50%/（25.30%×50%＋41.11%×50%＋32.59%×100%）=19.23%，取整数为20%，2023年114个样本地市中，只有14个地市超过于此。按照相同方法，概率类销售比例应为30%，只有3个地市超过于此。竞猜型应为50%，只有3个地市不足于此（表14）。

表14 2023年各类型体育彩票销售比例大于或小于某指标的地市数量Table 14 Number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t Sales Ratios by Type of Sports Lottery ( 个 )

各类型体育彩票的销售增长情况也差别很大。2023年，114个地市的即开型体育彩票销量都实现了同比增长，平均值118.55%，中位数107.60%，甚至部分地市一度出现“无票可卖”的情况。只有4个地市竞猜型体育彩票销量同比下降，其他110个地市同比增长，平均值36.53%，中位数37.10%。部分原因是2022年底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导致的光圈效应（halo effect），但Farrell等（2000）和Matheson等（2007）等发现光圈效应延续时间最多1个月，因此光圈效应的解释力并不充分。该类型体育彩票较高的销售增速能否继续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部门是否会出台审慎的政策。只有2个地市概率类体育彩票销量同比下降，其他112个地市同比增长，但平均值12.55%，中位数11.44%，大幅落后于即开型和竞猜型。

计算2023年特定销售风险形式所包含地市的各类型体育彩票销售比例的平均值，如图7所示，从低风险、高风险形式1、高风险形式7至高风险形式8，即开型和概率类体育彩票的销售比例依次减少，竞猜型则依次增加。这说明，导致同时出现市场开发过度和筹资效率低效的重要原因是，竞猜型体育彩票销售比例过高。但是，在类属于“高风险形式8”的22个地市中，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地市拥有中超或中甲球队。这与李刚等（2018）的结论相同，即竞猜型彩票的销售与当地足球水平没有显著关系。

图7 不同销售风险形式地市的各类型体育彩票销售比例的平均值

Figure 7 Average Sales Ratios by Types of Sports Lottery at Various Sales Risks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4 稳健性检验

4.1 样本代表性

本文7个样本省份都是经济、人口以及彩票销售等指标体量较大的省份。2010—2023年，7个省份地区生产总值、体育或福利彩票销量等各项指标加总占同指标全国总量的比重，都非常接近40%。

除4个直辖市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我国其他27个省份共有333个副省级或地市级行政单位和6个省直管副地级或县级行政单位，共计339个，本文样本地市114个，相当于前者的33.63%，超过1/3。因此，样本地市可以反映中国彩票市场的整体情况。

4.2 数据处理

4.2.1 人口数据处理

常住人口数量和户籍人口数量有一定差异，在部分地方差异还较大，在计算各项指标人均值时，应当采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根据本文计算方法得出的各地常住人口数量估算值，与发布的当地实际值非常接近。

4.2.2 经济指标选取

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都可以衡量经济水平。本文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原因如下：1）关于居民消费支出，相当多地方相关部门尚未发布；2）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从2014年起才开始发布上一年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后的相关数据，此前按不同标准分别统计城镇和农村对应指标（许宪春，2013），并且同一指标的统计口径也有一定变化；3）一些地方统计部门，即使在2014年以后，也在相当多年份只分别发布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不发布全体居民的对应指标。本研究团队曾尝试以城镇化率为权重，根据城镇和农村数据，估算全体居民情况，但当将该方法应用于3项指标都发布的地区时，估算值与实际值并不一致。

4.2.3 经济数据处理

如果地区生产总值直接使用未经调整的初始值，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2015年为7 272.31亿元，2016年为5 546.45亿元，相当于下降23.73%，但根据《辽宁统计年鉴2017》，以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沈阳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下降5.60%，两项结果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是辽宁省相关部门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核算标准在两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采用本文方法计算沈阳市地区生产总值的调整值，2015年为5 042.71亿元，2016年为5 075.12亿元，增长0.64%；再考虑到价格变动情况，如2016年沈阳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1.70%。本文对地区生产总值所使用的调整值，可能相对于初始值，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4.3 指数构建与应用

4.3.1 基准地市的设定

本研究计算了7个省份114个地市经济或彩票各分维度在2020—2023年4年间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如表15所示，各分维度的基准值，与平均值或中位数非常接近。综合这些数据，并为尽可能实现各项指标取整，本文设定了基准地市的经济和体育彩票各分维度的基准值。

表15 经济和体育彩票各分维度的基准值与实际值的对比Table 15 Comparison of the Benchmark & Actual Values in Economy and Sports Lottery by Dimension

4.3.2 特殊情况分析

7个样本省份在几乎所有年份的综合均衡指数都在±0.4之间，即处在“均衡”层次，唯一例外的是2014年山东省体育彩票综合均衡指数为0.774 7，处于“累进”层次。经与业界人士交流，可能是当年山东省一些经济水平较高地市，以互联网形式销售了较多的体育彩票。

4.3.3 其他说明

3.1.2计量回归中的各变量，也可以采用其他类似指标表征。例如，其他指标不变，经济水平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值，回归系数在“十二五”时期、“十三五”时期和“十四五”前期依次为-0.046 6、-0.229 3（P＜1%）和-0.512 1（P＜1%），与表9中对应结果在符号方向和显著程度上基本相同，同时其他结果也保持稳定。再如，财政充足率指标，采用当年而非上年数据，回归系数在各时期结果依次为0.437 1（P＜1%）、0.605 9（P＜1%）和0.392 0（P＜1%），同样与表9中对应结果在符号方向和显著程度上相同。

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为，必须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体育彩票在促进体育事业建设、服务民生、助力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的社会综合价值。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针有5条，第一条为“强党建”，第二条为“防风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前提。因此，彩票市场开发程度和资金筹集效率同等重要，当且仅当综合开发指数和综合效率指数的绝对值都＜0.4，才能是销售低风险。本文采用的方法，可以同时突出“防风险”工作且避免“矫枉过正”。

销售高风险的划分也可采用五分法，当销售风险指数≥0.4时，根据综合开发指数和综合效率指数分别与0的关系，从右上方逆时针旋转，依次分为高风险形式1～4；综合开发指数和综合效率指数的绝对值都＜0.4的中心正方形区域为低风险形式。但五分法只能展示市场开发程度或资金筹集效率是偏低还是偏高，过于笼统。采用九分法更加精确，更利于体育彩票相关监督管理和发行销售部门开展有针对性的举措。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本文构建的中国体育彩票地市级层面的销售综合指数体系，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能够在市场开发程度、资金筹集效率和地市均衡状况三方面较为准确地描述各地市体育彩票的销售质量及变化趋势，并为助力中国体育彩票实现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较为可行的着力点。

2）从长期来看，在销售规模呈较高速增长态势的同时，各地市体育彩票各方面的销售质量整体较高，具体表现为大部分地市在大多数年份体育彩票的市场开发程度和资金筹集效率，以及7个样本省份在几乎所有年份的地市间均衡状况，都处于“得当”层次。这呼应了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彩票在“十三五”时期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即“体育彩票发展效益与质量同步提升”。

3）中国体育彩票立足发展实际和现实条件，发挥了体育彩票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优势，逐渐吸引更多的高学历人群和年轻人购买体育彩票，购彩者性别构成更加合理，并积极引领行业内外和谐发展且初见成效，不过需要警惕未成年人购彩和老年人过度购彩的问题。

4）地市级体育彩票机构的不同管理模式，对于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有明显差异。分级管理模式有助于发挥地市级体育彩票机构的主观能动效应，垂直管理模式有助于形成全省一盘棋的态势。“十二五”时期，分级管理模式优势较为明显，“十四五”前期，垂直管理模式优势更为明显。

5）2023年，无论是相对于2022年同地市体育彩票对应指标，还是相对于2023年同地市福利彩票对应指标，各地市体育彩票销售都取得了较为出色的成绩，但一些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部分地市体育彩票市场开发过度，大部分地市体育资金筹集效率相对不高，尤其是个别省份各地市销售风险普遍较高，体育彩票的类型结构也不尽合理。

5.2 政策性建议

1）推广应用地市级销售综合指数体系。本研究基于与省级和地市级体育彩票机构工作人员的深入交流及其提供的丰富的一手数据资料，将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综合指数体系从此前的省级层面进一步下沉至地市层面，可以更为深入和细致地描述体育彩票各方面的销售质量，尤其是能够展示同一省份各地市间的体育彩票销售均衡状况，发现不同管理模式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这是省级层面指数体系所不能完成的。未来，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地市层面的销售综合指数体系，为相关地市级机构优化和创新管理模式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2）优化体育彩票游戏结构。即开型彩票受众群体广，是实现“多人少买”的基础彩种。不过，即开型彩票公益金率只有20%，发行销售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应当进一步牢牢把握其“拉新名片”战略定位，适当增加产能，但不宜将其作为增长主力，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尽量避免非理性购彩，杜绝未成年人购彩。相对于其他类型游戏，竞猜型游戏更具有体育内涵（李海等，2009），但这种游戏购彩者的一些非理性行为，不利于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各地市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各项指标，基本处于高位，应采取保守的态度，防范和杜绝重大风险事件。概率类游戏包括乐透型和数字型，是体育彩票的发展根基。经数次调整目前全国范围内只剩下4个概率类游戏品种。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如完善已有品种规则，增强营销促销效果，适时恢复或新增中小盘游戏品种。

3）完善地市级彩票机构管理模式。从趋势来看，垂直管理模式的优势越来越凸显。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体育彩票系统采用此模式的省份数量为23个，福利彩票系统只有9个。采用分级管理模式的体育彩票机构，可以考虑转为垂直管理模式。如果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内不能实现，需要对已有模式在各方面加以完善。例如，该模式下，省级体育彩票机构向地市体育彩票机构拨付相关资金时，需要先将其交付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转到地市财政部门，最后再由地市财政部门转到地市体育彩票机构。需要各方协调提升资金流转速度，并且进一步加强监督切实实现专款专用。采用分级管理模式的体育彩票机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省级体育彩票机构要充分考虑本省各地市社会经济和彩票市场差异，不宜采用“一刀切”式做法。例如，四川省西部3个以及云南西北部2个自治州的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比例都远高于同省其他地市。原因在于，这5个自治州地广人稀，概率类和竞猜型体育彩票销售实体店相对较少。省级体育彩票机构要避免“鞭打快牛”现象，即销售业绩更高的地市被分派更高的任务，而是应当综合各地市经济、人口、区位条件以及彩票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科学地制订地市级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本研究构建的指数体系，也可服务于此。

4）加强跨地区和跨领域交流合作。体育彩票系统内部，各地区机构应当积极交流，相互学习彼此先进经验。同一地区体育彩票机构要协调好与福利彩票机构的关系，在避免恶性竞争的前提下，两家机构相互支持，联合开展合规管理或游戏营销等业务活动，以期实现当地彩票整体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体育彩票机构也可以依托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向体育系统其他行政部门、其他领域行政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积极主动展示体育彩票在自身实现较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对体育和其他公益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加强“责任、公益、公信”品牌形象的传播推广，提升社会各界对体育彩票的认可度和美誉度。

5.3 后续性研究

未来我们将在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1）考察社会经济等指标与体育彩票各项指数的关系；2）研究对象扩展至除港澳台地区外的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所辖地市或地市级区县；3）将指数体系进一步细化至分类型或月度时频；4）在更高维度和更广范围构建表征中国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指数体系。

想关注《体育科学》内容首发公众号

扫描下方二维码

转载来源：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原文制作：金雪
原文校对：丁合高天艾

原文监制：邱剑荣

学会编辑：徐璠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c4MzgzMA==&mid=2650796336&idx=4&sn=725a0020458a4177210db1cbac95b0ac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成立于1980年，是我国成立时间长、运作规范、社会影响较大，集学术性、科普性、公益性于一体的最大规模、最高层次的体育科技学术社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