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出海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对专业性的高要求，“世界之窗式”的信息和知识已经过时和落伍，需要建立系统、可靠、全面的风险和风控体系
文｜陈功 夏日
随着“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为中国打开了更大的世界窗口并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企厌倦国内市场的激烈内卷，为了继续做大做强，开始扬帆启程，尝试出海，带着“中国制造”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甚至对于很多中国上市公司来说，出海已经从“选择题”变成了“必答题”。
今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出海开拓世界市场。其中，商务部等部门7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保险机构优化承保理赔条件，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为企业更好“走出去”提供保险保障。
实际上，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相关部门就鼓励企业走出去。自2000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下，中企在拥抱国际化的进程中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麦肯锡报告，中企出海可分为五个阶段，2001年-2010年，中国加入WTO，降低贸易壁垒。与此同时，“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部分领先中企开始迈出国际化第一步；2011年-2018年，众多中企通过并购“借船出海”，加速国际化进程；2019年-2021年是“电商出海”集中年，众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全球范围设立分拨中心、物流枢纽等举措加速了海外业务布局；2022年-2023年越来越多中小企业通过互联网和平台化工具进入国际市场；而到了2024年，中企走向世界更是大势所趋。
当下，中国企业出海呈现出多种特点。
一是出海企业数量正在快速提升。国家政策利好、出海环境相对宽松，为中企出海提供保障，极大提升了企业的境外经营信心。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对当前已披露半年报公司进行统计发现（披露境外营收数据即为出海公司），拥有境外业务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提升。2024年上半年有2049家公司布局境外市场，数量创同期历史新高；布局境外市场的公司数量占比连续上升，2024年上半年达到52.81%，较上一年同期提升近5个百分点，上市公司对境外业务的重视度大幅提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沪市76家公司公告新设海外子公司、投资项目等出海动作，提及“亚洲”或“东南亚”多达50家。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上市公司出海壮大了筋骨，也为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复苏全球经济市场带来新机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统计，过去十年，中国上市公司共设立海外办事处近3800个，开展海外项目近16万个，新增海外员工超240万人。
这样的出海势头实际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实际早在2022年之前，受到当时疫情的影响，中国就已有72万家企业尝试或计划出海，而且其中88.17%的企业已在商务部备案跨境电商资质。
二是出海产品品类结构不断升级。在“中国制造”出海的品类方面，早已实现了丰富多彩。过去，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走俏海外。如今，随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中国上市公司加速全球化布局，代表高科技、高附加值、绿色经济的“新三样”产品扬帆出海。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海的品类结构正在不断从传统行业向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升级。2024年上半年，电子、通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海外收入增速分别达46%、44%、28%、26%，跑出了明显的“加速度”。
其中，2023年，中国汽车销量突破了3000万辆，有491万辆卖到了海外市场。这让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汽车出口量为431.2万辆，同比增长了27.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2.8万辆，同比增长12.5%。
三是出海业务收入贡献愈加凸显。在出海企业的收入方面，现有中企的海外业务收入已经成为企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排名头部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这些中企不仅海外业务收入总额庞大，而且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也较高，已经初步显示出强大的海外市场影响力。
按照数据宝统计，2049家公司2024年上半年实现境外收入2.4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按可比公司统计），较10年前增加近4倍。从境外收入的分布来看，2024年上半年境外收入超10亿元公司数量占比较10年前显著提升。具体来看，47家公司的境外收入竟然超百亿元大关，洛阳钼业以935.82亿元的规模首次居第1位，主要业务分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成为全球领先的铜、钴、钼、钨、铌生产商。位居第2、第3位的是美的集团、立讯精密，这些公司的上半年境外收入首次突破900亿元。
另外，还有数量高达167家公司的上半年境外收入也创出了过去10年来的新高。在这些公司中，潍柴动力、恒逸石化、海康威视等知名公司均位列其中。从境外收入贡献度（境外收入/营业收入）来看，若以披露境外收入的公司计算，自2021年以来，中国A股公司上半年境外收入贡献度逐年提升，2024年上半年接近24%，贡献度同样创出了历史新高。
随着大批中企出海，风险和风控的表现将愈发突出。特别是近期小米集团和福耀玻璃等大型公司在其投资国所受到的挫折，让中国企业家对出海的风险有了更直观的触动。
根据粗略梳理，中企出海风险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主要有五类，可以证明问题的严峻程度和挑战性。
一是地缘政治紧张，导致遭受关税打压、安全审查等风险。加征关税是地缘政治竞争最直接方式，自然给中企出海带来大量的风险。
比如，2024年9月13日，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会对电动车、太阳能电池等中国产品大幅度上调进口关税。除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以外，美国还将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加征50%的关税，对中国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加征25%的关税；同时，美国将中国半导体的进口关税提高50%。
在这之前，美国、欧盟等多次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即使中企选择出海建厂，甚至将整个供应链转移到国外，也难以规避关税。如中国汽车厂商在墨西哥建厂，中国的光伏企业在东南亚建厂，目标实则都是美国市场。2022年，隆基绿能在马来西亚投资了4.1GW的硅片产能。然而，2024年年初美国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停止对中国车企的激励措施。4月，有报道称，墨西哥官员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像过去一样再给予激励措施，且将暂停未来与中国车企的任何会谈。
无独有偶，5月，美国宣布恢复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产品征收关税并且要求进口6个月内安装完成，以打击产品囤积。6月，隆基绿能在马来西亚的组件厂宣布逐步关停。
此外，还有各种安全审查。比如，在TikTok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着有关数据泄露、隐私侵权等方面的调查与诉讼，从而遭受美国、印度等国的封禁。2019年11月，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以TikTok未主动申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启动审查收购Musical.ly的相关交易。2024年3月，美众议院以352比65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六个月内剥离TikTok，否则将在美国全面禁用TikTok。此外，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纷纷对TikTok就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展开审查。
类似的事件非常多。2024年7月，德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大众旗下公司“曼恩能源方案”将燃气轮机业务出售给中企的交易。根据德国《对外贸易法》，如果非欧盟企业收购一家德企超过10%的股份，同时该企业属于“关键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德国经济部将对此类并购案进行审查，并有权否决相关交易。
2023年10月5日，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发表声明称，阿里巴巴集团在列日机场内设有欧洲区货物中转中心。当局怀疑该设施可能从事与所谓“中国实体相关的间谍活动”，因此正对该转运中心的业务内容进行调查。
二是地区政局不稳，导致投资项目不确定、人身安全威胁等风险。当前，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加剧，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
在非洲，一些国家对水资源的争夺激烈，饥荒加剧；还有一些国家的大选或引发本国及周边政治波动；中西部非洲国家“政变潮”持续，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有扩散趋势，中非安全形势严峻；巴以冲突影响外溢至北非，安全风险高企；非洲网络犯罪威胁越加严重。
在亚洲，中东乱局波及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沿岸国家，多方势力卷入，其破坏性影响可能波及东南亚和北非国家。中亚地区局势受大国竞争影响摇摆不定；一些国家的的恐怖主义风险较高。
这一方面给中企的投资合同与项目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停滞甚至资产被剥夺等潜在风险。比如，孟加拉政局变动，此前政府的承诺也就随之部分泡汤。动荡在孟加拉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整个社会一看，罢工示威是真管用，于是罢工浪潮立即席卷全国。根据当地的新闻报道，9月4日，孟加拉纺织行业工人举行的抗议活动，导致了孟加拉首都达卡阿苏利亚一个区就至少有70家工厂停产。有关报道指出，抗议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据悉，抗议活动引发了冲突并有打砸抢行为。
另一方面，也导致中企遭受盗窃、抢劫、绑架等安全威胁。尤其是，一些中企集中的地区，容易成为恐怖主义以及犯罪分子的目标。这不仅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还会造成财产损失，影响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和工作积极性。比如2023年1月14日，印尼中苏拉威西省一家中企镍冶炼厂遭到园区外不法分子的打砸抢，造成中方和印尼方各一名员工死亡，数辆公司车辆被烧毁，约100间宿舍受损；2024年7月3日，一家在刚果（金）的中企遭到武装袭击，造成数名中国公民死亡和失踪；2024年10月6日，中资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车队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遭遇恐怖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中方人员遇难、1名中方人员受伤和巴方多名人员伤亡。
三是民族主义泛化，导致企业非常规本土化、关键资源国有化等风险。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并正在给中企带来很大的风险。
一些国家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明明是“关门打狗”，想要收割掉相关企业和利润，却非要义正词严、冠冕堂皇的给企业戴上一顶“违法”的帽子。比如在亚洲某国，中国一个知名国内手机品牌在当地的公司被迫与一家本土企业洽谈，由这家本土企业收购其多数股份、成立合资公司等事宜，以符合该国的“政府要求”。其中，高管由当地国籍人士出任、营销网络在地化，以达到所谓“本土化”的目的。如果不这样做呢？就在2023年，这个国家执法局以“反洗钱”调查为由，拘捕多名该中国手机企业当地公司的高管，被扣员工包括临时CEO和CFO。
某国执法局还指控另一家知名中国手机厂商及其旗下在该国的子公司，从2015年开始就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向国外实体“非法”汇款，指控这家中国公司违反了该国1999年《外汇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当局扣押了其当地子公司银行账户近50亿元资金。2023年6月，这个国家负责打击金融犯罪的机构中央执法局向该中国手机厂商在该国的分公司、公司负责人及三家银行发出正式通知，指控其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这意味着此前被扣押的资金已经被直接没收了。
民族主义还在全球多国日益高涨，并表现在关键资源国有化方面。南美洲A国于2022年修改了矿业法，2023年，A国总统宣布将锂产业国有化。然而，就在2022年8月，赣锋锂业通过收购A国一家公司，获得了该公司旗下的主要资产项目，该项目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项目之一。2023年8月，A国矿业总局向赣锋锂业A国子公司发出取消其在A国持有的锂黏土项目的九个矿产特许权的决议通知，使得赣锋锂业对锂黏土项目的原定计划受到影响。
在南美洲B国，也有中企的投资受到国有化的影响。2018年，天齐锂业斥资40亿美元，获得B国化工矿业公司22.16%的股权。然而，2024年5月31日，B国化工矿业公司与该国国家铜业公司签订协议并成立合资公司，2025年起合资公司70%营业利润率将归智利政府。从2031年起，B国政府将获得该利润的85%。
四是涉外法律矛盾，导致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政府审批等风险。近些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不完善，适用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给中企的合规性埋下了不少隐患，其中劳工权益风险最为典型。
比如，现在的越南，因为公司“安排加班不管饭”，就能有1000多名工人以集体停工的方式进行抗议，至于罢工，那更是家常便饭。
越南平阳省劳动厅曾经透露一件事，当地的中资工厂鸿福有限公司（家具公司）发生的较大规模罢工事件。两天时间内，就有该公司433名员工参与罢工没有去上班。罢工的理由实际过于牵强，因为这家公司没有及时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定，决定上调工人的薪资标准。不过，根据当地法律，工资要进行调整，但却并未说明具体的涨幅，因此该厂的工人决定组织罢工，诉求就是要求工厂明确具体的薪资涨幅。这次罢工还在当地还引起了连锁反应，至少三家企业的上千名员工发生了罢工现象，其中有越南本土企业，也有韩资企业。
环保风险也比较普遍。这主要涉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环保法规的遵守、项目审批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估、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抵制、国际环保标准四类风险。比如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于2014年9月17日正式动工，一期投资高达14亿美元，带动二期开发投资预计可达130亿美元。因缺乏环评和可研报告被暂停，该项目在一年后通过谈判解决了问题，但企业损失巨大。
此外，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道德委员会建议，由于一家中国公司承建的印尼巴塘水电站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破坏，并威胁到猩猩等极度濒危物种的生存安全，存在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基金应将该公司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
此外还有政府审批与监管风险。在一些国家，海外投资需要经过政府的审批和监管，否则，可能会面临处罚、资产冻结甚至被迫退出市场的风险。比如，有些药品企业花了几年的时间，仍然未能进入越南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越南对国外药品的进入规定了很复杂的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准入条件，而一些企业对越南法律规定的程序不重视，从而难以高效完成药品的审批。
五是社会文化差异，导致沟通障碍、管理难度增加等风险。大多数中国企业出海的目标地区都拥有历史悠久、复杂完备的本土文化，对自身文化有强烈的归属感。中企出海如果照葫芦画瓢，按照中国习惯与要求去做，那么必然会因文化差异而遭遇各种风险。
数据统计，至少80%以上企业出海受阻，是因为遭遇了当地的文化“排异”。比如，不少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就想工作996，忽视了墨西哥当前处于工业化中级初期开始加速的阶段。而日韩企业在墨西哥管理运营都是国际化程度高，安全待遇等都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因此更受欢迎。
不止墨西哥，在东南亚，经济主义的思维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把经济作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守时、加班、连续稳定工作，对于当地人来说未必是天经地义的工作伦理。在一些中企于当地建设的基建项目中，中方员工经常一周7天工作，以保证质量和进度，而对当地员工的要求是一周工作5天或6天。尽管企业会严格按照当地法律支付加班费，但大多数当地员工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私人时间去处理自己的生活。
上述多样化风险，在今天的世界比比皆是，而且，今后相关的风险可能有增无减。
一方面，中企出海存活率不高，且长期无法获得平等地位。根据《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年-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42年，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中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是7年-8年；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约3.5年。
因此，我们认为，从现在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世界趋势来看，中国出海企业的长期存活率，大约只有不到5%，这意味着，一百家现在出海的企业，因为地缘政治紧张、社会文化差异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淘汰到只能剩下5家企业。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海外，也缺乏可靠“防火墙”的有效保护，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长期处于“三等公民”的地位。
另一方面，出海风险事件应对相当复杂，对专业要求非常高。2023年3月19日，一伙枪手突袭了中非共和国边远山区的一座金矿，打死了在金矿工作的9名中国公民。对于这样的恶性袭击事件，虽然有中国政府的介入，但由于事件的复杂性超出预料，在事发一个多月后，当地官方调查的案情仍然扑朔迷离。对此，有关部门也只好一再警告中国公民不要离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前往外地。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出海的风险和风控，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政策分析领域，国内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从法律角度提出过几个合规的建议，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知识产权风险、人力资源合规风险和用工合规风险等，这些法律范畴的合规建议极为有益。但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出海企业需要直接面对的复杂海外环境，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可以这么说，在富有吸引力的、风景秀丽海面之下，任何一块暗礁，都可能导致企业这条大船遭遇重大危险。
另外，一切问题都会遵循某些经济体的内部规律而出现，并非表面化的情况介绍，甚至“朋友经验”，就能搞定的。
基于中企出海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对专业性的高要求，“世界之窗式”的信息和知识已经过时和落伍，为了解决这类风险和风控问题，我们建议中国企业为出海进行“五大环境竞争力”评估（见下图），从而打开观测和研究窗口，建立成系统的、可靠的、全面的风险和风控体系。企业通过对出海项目的预测分析、投资比较和有序研究，争取预先回避和减少无妄的财产损失、投资损失，甚至生命损失。
中国有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面对复杂的世界，企业贸然进入，乃至抱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思路，是根本不行的。企业家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自我定义，在世界市场上，我们不但就是“菜鸟”，而且我们还要“笨鸟先飞”，还要飞得更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陈功为安邦智库创始人、首席研究员，夏日为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研究员，编辑：朱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