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续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坚持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和方向，这是最大的确定性，是对全球气候进程的最大贡献。”
11月11日，联合国第29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此次气候大会的关键谈判议程是气候资金谈判，即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
资金谈判究竟分歧何在，又该如何在气候大会上寻求共识。气候大会期间，COP29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接受了《财经》专访。
赵英民在采访中强调，在NCQG中，发达国家出资是必答题，私营部门融资是选答题，其他国家自愿出资是课外题，要先答好必答题，再尽量多做选答题和课外题。
针对谈判的分歧，他表示，各方应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原则、目标和严格授权，在尊重和遵守这些的前提下寻找共识。
以下为专访全文：
《财经》：今年气候大会的关键议题是气候资金谈判，目前各方分歧何在？
赵英民：资金议题是本届COP大会的核心议题，主要的分歧集中在谁出钱、出多少、用在哪。
《巴黎协定》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特别是资金条款明确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其他国家自愿提供支持，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有用款权利。虽然有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意谈资金问题，但《巴黎协定》9.1条明确写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以便继续履行在《公约》下的现有义务”；9.2条写的是“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支持”，比如我们的南南合作就是这种自愿性质；9.3条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继续带头，从各种大量来源、手段及渠道调动气候资金”，以作为全球努力的一部分。谈判必须是根据《巴黎协定》来进行。
因此，今年NCQG是讨论发达国家在每年1000亿美元基础上如何确立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基于1000亿美元、以公共资金为主的原则，明确发达国家到底要出多少钱，这次大会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以确保《巴黎协定》的实施持续前行、不开倒车，而不是讨论一些超出《巴黎协定》授权的事项。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之外的基金、银行、私营机构是由发达国家带头带动，属于9.3条义务。至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合作，资金不应是NCQG部分，两者性质不同，他们与发达国家的出资共同构成的是全球气候资金。
这就是必答题和选答题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发达国家出资是必答题，私营部门融资是选答题，其他国家自愿出资是课外题。答题一定是先做完必答题，然后有时间尽可能多做选答题，最后才是课外题。大家都应该努力，但发达国家要率先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完成必答题。
《财经》：中方在资金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赵英民：第一，我们主张一定按规则和授权推进资金议题谈判进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按照《巴黎协定》的原则和授权，中国没有出资义务；第二，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减排，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贡献；第三，中国一直通过“南南合作”，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近年来，通过“南南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等各种渠道，中国已经自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气候资金支持，为全球气候资金作出了巨大贡献。上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言指出，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也将会继续推动“南南合作”、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合作，但这绝不代表中方跟发达国家一样有出资义务，这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
《财经》：气候大会上，各方应该如何通过谈判解决资金问题的分歧？
赵英民：第一，还是要尊重规则和授权。我们之所以能开这个会，大家都能来，是因为我们都签署了《巴黎协定》，如果要超越《巴黎协定》，就意味着要重开谈判。目前大家都愿意坚持《巴黎协定》，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进程，这是大会达成共识的基础。
但在谈具体问题时，有国家提出超越《巴黎协定》授权的要求，这是我们反对的。我们要维护《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进程。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基于各自能力的原则是气候谈判和行动的基石，在这个前提下怎么谈都好办。
谈判是一个协商一致的过程，各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但最后大家都不得不回到公约和《巴黎协定》，不能超越现在的规则和授权，要继续磋商。谈判并不是互相攻击，而是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寻找共识。超越规则的要求，是不受大家尊重，也不受进程保护的。
第二，发达国家要切实落实出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在每年1000亿美元基础上尽快确立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做好必答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在做好必答题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资金蛋糕做大，做好选答题。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加速转型创新等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根本举措上，各方要加强气候投融资以及技术支持等合作，推动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各方应充分展现合作的最大诚意，中方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财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而煤炭消费还在增长，面临减排压力，也需要统筹考虑考虑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会如何发展？
赵英民：中国的排放现状是由多因素综合决定的。首先就是资源禀赋，中国相对富煤贫油少气。其次就是所处发展阶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14亿人口还在快速城镇化，人们生活水平还在增长，这个过程中能源消耗还会增长。中国的能源结构和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水平都还没有达峰。即便如此，近年来，中国坚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国已经是能源转型最快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最多的国家，在推动自身能源转型的同时，也为全球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2023年，中国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6.4%，较十年前提高10.9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累计下降12.1个百分点，中国能源含 “绿”量不断提升。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的58.2%。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已经提前6年实现。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占到全球的四成，去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有一半来自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中国发展起来的新能源产业，不仅是新质生产力，也为降低全球减排成本做出贡献。我们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目标是本世纪中叶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责编 | 秦李欣
